想象与意象地理中的《松游小唱》——兼谈历史中的松茂古道的地理文化内涵及演变

《松游小唱》是晚清羌族诗人董湘琴创作的万言长诗,该诗在四川地方文学史乃至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都可谓沧海遗珠。《松游小唱》及其主人董湘琴的被发现,引发了世人的称道和学界的研究热情,5·12汶川大地震后出现了"董湘琴热"、探访"松茂古道热"。这首长诗属于标准的地志文学,是诗人对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文章以想象与意象地理中的《松游小唱》与历史中的松茂古道的地理文化内涵及演变为考察对象,探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自然地理的关系,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文学地理学批评视野下的铁穆尔创作研究

以文学地理学批评为研究方法,从文学与地理的互动关系入手,探讨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地理阅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多重联系是"铁穆尔研究"的新视角。铁穆尔成长的地缘空间与个体空间对其身份认同与文化心理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铁穆尔作品中的族群历史、游牧文化、混合文体与语言加工机制都集中体现了其地理写作中的边缘体验与人类意识。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论现代文学社群聚合的“松散”现象——文学研究会生成与王统照关系重释

任何文学社群的生成都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通过现代作家王统照与文学研究会生成关系的个案梳理,可以发现群体的聚合和发展,内部的统一性和外在的松散,都不是单一绝对的。王统照与"文研会"的关系,是中心与边缘互动、文学家与社会活动家互动的关系,更是文学群体与多重文化因素的联系、多元文学观的互补。正是从文化的关系网、历史的延续和承传中,我们获得了"文学研究会"文学社群现象的深入认识,也对现代作家王统照的文学史意义有了重新的估价。     

文学何以疗伤——简论台湾族群的政治伤痕与文化认同

文学从来都是政治的记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一部分。以台湾族群的撕裂为起点,辨析和回应"台湾文学到底是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通过梳理台湾乡土文学的转型,对比大陆和台湾乡土文学异同点,认为舞台疗伤、展览疗伤、著述疗伤、校园疗伤、电影疗伤、电视疗伤等方式可以治愈政治伤痛。在今日海峡两岸政治地理格局中,文学持有者与书写者应该发挥其"软性"文化功能,以有效促进文化认同,同时实现个人、民族、国家认同的和谐共存。     

成都的“清明上河图”——从薛田《成都书事百韵》看北宋成都的繁盛

北宋薛田,主要活动于真宗、仁宗朝,曾任益州转运使,后继任蜀守。除了创设官营"交子务"外,其在文化史上的重大贡献,就是留下了表现宋初成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史诗"——《成都书事百韵》。此诗犹如宋初成都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卷,以雄健的笔力、巨大的篇幅、一韵到底的排律体制、充沛的情感以及多姿多彩的艺术表现力,勾勒出当时成都自然山水、园林果木、游乐休闲、艺文乐舞、历史文化以及民情风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视为彼时成都的《清明上河图》,是对当时成都高度繁盛的生动写照。     

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的地理边缘焦虑与中心构建

文学地理学的兴起提供了文学批评的新视角。中国文学地理学批评注重作家体验或听闻过的地理景观叙事，较少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角度关注地理叙事。“以诗证地”“以地证诗”之“地”应该涵纳家国情怀、政治经济等关涉“地”之维度的传统。以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的地理叙事为研究对象，可从微观层面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具有启发意义的批评范式。由海岛位置所决定，英国文化背负明显的地理边缘焦虑情结，地理大发现的历史机遇使得英国人对所处的地理位置重新定位，马洛、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英国作家通过重写历史，叙述海外贸易探险及与此相关的劳动力输出、海上军事力量的培育、意识形态的输出等，彰显英吉利民族从边缘走向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国家行为，这种位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去边界和解除领土设定的权力和文化生产，对辨别当下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碰撞和冲突仍有认知上的启示意义。     

“乌鹊”的所指和所比

曹操<短歌行>一诗千古流传,然而诗句"乌鹊南飞"中"乌鹊"指什么又比喻谁,历来颇有争议.本文从语言、文学、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系统地探讨了这一命题,认为"乌鹊"泛指鸟类,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鸟雀",在此诗中比喻东汉末年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华北一景——越南如清使臣纪行诗中的雄安书写研究

越南燕行使臣有创作中国纪行的传统,其形式则包括纪行散文、纪行图和纪行诗。由于雄县归义驿是18世纪中越贡道上的重要驿站,越南如清使臣在奔赴北京途中往往取道雄县,形成了对雄安地区的观察与接触,催生了越南使臣纪行诗中的雄安书写。以文学地理学的视角考察现存的四首雄安地区纪行诗,可见越南使臣的雄安书写具有鲜明的地理风格,不仅从交通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多个角度,生成了交通枢纽、北方胜景和历史文化名区的文学地域形象,还以地理元素及其多种排列组合方式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实现了多元化的使臣形象自塑。     

文学地图视角下的唐传奇论析

学界对唐传奇的研究以往偏重文化地理或历史地理,而现将唐传奇置于文学地图视角下,可以文学为本位探讨其文学特征与时代风貌。首先,地名空间分布能够体现出政治、经济因素对小说的影响;其次,唐传奇通过特定时空下的隐喻意义,将原本与情节无关联的地名变为情节逻辑的有机部分,体现出"传""奇"的双重特征;再次,借助地理空间关系推动情节发展,利用唐代长安以时间制约空间的特征,形成了特有的"阻断叙事";最后,对唐传奇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解读,可揭示更多隐含的时代、地域信息。     

辨"诗"

诗 ,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从广义的“文化之诗”演变成狭义的“文学之诗” ,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诗言志”的“诗”与“诗缘情”的“诗 ,本不是同一个意义上的诗。文化之诗借用了古歌的形式 ,传达的是规范和禁忌、法度和礼仪 ;《诗》是古歌与文化之诗的合流 ,它利用弦歌讽谏来履行其政治使命 ;而文学之诗则是个体意识和文学意识觉醒的产物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义之“诗”     

成都的历史与现实——评《天府的记忆》

"天府"一词由来已久,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都有过天府的称号。但现在"天府"一词几乎成为了成都平原的专称。本文通过对《天府的记忆》一书中记载的成都厚重历史及优越的地理区位进行简评,在赏析此书的同时并对成都天府之国地位难撼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指向及其文学史价值

"白洋淀诗群"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被重新发掘、评价,并已经典化。从向内——对当时历史语境中诗人内心的个体追问,以及向外——诗人对异化的历史现实的反思两个维度解析了"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指向,阐释了多元文化语境下"白洋淀诗群"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启蒙价值。这体现出多元文学观念的重建和时代的进步。     

大众文化理性中的文学想象

大众消费文化的急骤繁荣,使社会各方面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入社会转型期,这构成中国文学想象的时代前提与历史契机.这是一个实践立法的时期.由此形成两幅代表性想象图景,即文学边缘化想象图景与文学的后现代想象图景,这两幅图景各坚持既在理性的模式化与非理性的非模式化,它们各执一端但都与时无补.文学想象的时代性超越须坚持海德格尔所说的"生命关联"与"时间统一".文学史证明,历史上非凡想象总是从历史纵深升起.文学想象的有效性在于其理性根据,胡塞尔称这种理性根据为"经验关联体".以大众消费文化繁荣为重要特征的社会转型使既在理性即"经验关联体"获得了被悬置的时代可能性,这为维柯所说的造成想象超越的"诗的智慧"的活跃创造了条件.既要反思于既在理性又要激发非理性的"诗的智慧",两者兼备的文学想象主体眼下尚待形成.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新诗诗人笔下的成都文化

百年新诗发展中,许多诗人都叙写过"诗歌之城":成都。这些诗人笔下的成都既有历史文化的延续,更有基于现代文明烛照下的新的神韵。本文通过梳理比较典型的叙写成都的新诗诗歌,分析成都在近百年的历史文化发展和变迁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化品格。     

跨界写作及跨学科研究必须坚持文学本位

近年文学创作界的跨界写作和理论界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流行。跨界诗成为新诗现代性建设的八大重点建设诗体之一。台湾近年流行"诗配画""网络诗"等跨界诗。文学的跨界写作和跨学科研究都需要以文学为本位。三十年来大陆文艺学"跨学科"研究主要是指利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文学,有经验也有教训。当代学者的最大竞争就是知识结构的竞争,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应该强调"专业有界",要以专家的身份"守学科",以杂家的身份"跨学科",既保守又开放。"跨界"还要遵守学术规范,现阶段很多文学学者的"知识结构"都无法应付"跨学科"研究的需要,现行的学科体制也没有为跨学科研究创造良好的文化生态。     

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

宋人依诗歌内容的学派属性或作者身份,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     

关于建立“成都学”的思考

通过一个城市的历史,去透视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值得趋避的经验与教训,是城市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把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成都作为一个聚焦点,可以涉猎城市规模、城市生态系统、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以及地理、历史、人才、经济、技术,城市管理机制、生态机制、监督机制和应变机制等诸多问题,这也都是当今世界性"城市化"浪潮中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