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心雕龙》对文学中自然描写的态度兼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文学批评

晋宋时期,随着山水文学的出现,自然日益成为文学的独立审美对象和重要写作题材,对这种新兴的文学类型,当时的文论家是如何看待的?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是否上升到理论的自觉?文论家们对自然与文学的关系及文学中的自然描写持何种观念?这些问题关系到此期的山水文学研究及文学观念的考察.本文试图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中心,对这些问题做一梳理.     

魏晋隐逸观念与山水文学的兴起

本文通过对汉末魏晋时期隐逸观念的考察,分析了隐逸与山水文学兴起之间的关系,认为隐逸文化中的山水意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它孕育于先秦,萌生于汉末魏晋时期,而此期隐逸观念的发展变化,是隐逸文化中山水意识勃兴的关键,它对山水文学的兴起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试论山水文学的兴起及其原因

简要的结论所谓山水文学,是指山水景物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被纳入文学表现的领域,成为文学形象的主体,也就是以描绘自然山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品种。根据这样的认识来考察我国山水文学的情况,对它出现和形成的时间,大体可以归纳如下——它滥觞于东汉,兴起于魏晋,成熟于南北朝。     

东晋的山水品题与士人的山水审美意识

山水品题是东晋时期盛行的一种山水文学表现形式。其产生与魏晋名士的人物品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品题者最初是用山水来比喻名士的人格形象,此后自然山水逐渐获得了独立的审美价值,成为了士人品题的对象。东晋时期的山水品题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品题者通过移情的心理活动将主观感情注入到山水景物之中;其二则是品题者以观察者的身份对自然山水进行描绘。东晋时期的山水品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立意新颖、视角独到、意象精致、遣词造句优美,与山水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玄学和山水文学

魏晋时期正处在山水诗田园诗正式问世的前夕。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了解中国山水文学的成型过程及其特性,将是有益的。一中国作为一个宗法性的农业社会,人们和大自然似乎早就有着天然的联系。但自然景物却直到魏晋以后产生的山水文学里,才从配角跃为主角,成为艺术表现的独立对象。山水自然要成为文学的独立题材,其前提是它先要在生活中成为人们审美观照的独立对象,而魏晋正是人们日益自觉地展开对自然美的观赏活动,登山临水蔚成风气的一个时期。当时的人们在     

论晋代山水赋

<正> 一在山水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晋代山水赋起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汉代山水赋取代了诗文,山水诗文极少见。两晋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涌现了大量完整的山水诗文,而山水赋仍然处于领先地位,以它空前的盛况把山水文学推向繁荣成熟的阶段,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诸如作品数量的众多,描写题材的新颖,审美认识的成熟,山水形态的完整等,其成就是在诗、文之上的。     

中国山水诗审美发生学初探兼与赵昌平同志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发表赵昌平同志的《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一文,该文就山水诗有关问题,颇多阐发,间有精义。但对中国山水诗的历史渊源和陶、谢山水诗的本质特征、并未真正触及,而对玄学自然观和山水文学的关系,以及玄学自然观怎样进入山水文学,更付阙如。因此引起我们作进一步探索并力求把握整体加以说明,这就是本文的主要     

佛理嬗变与文风趋新——兼论晋宋间山水文学兴盛的原因

本文从魏晋玄学思想方法的危机、佛理新义与晋宋间思想及艺术认知方式的变革、山水观念的转变与文风的趋新三个方面,论述了晋宋间佛理嬗变与文风趋新的关系,并由此探讨了此间山水文学兴盛的原因。作者认为,魏晋玄学发展到晋宋之际,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由于将“有”与“无”绝对对立而产生了危机,而玄学本身的“不周世用”更加重了这种危机。此时,一直依附于玄学的中国佛学,发展出自己的般若实相学、涅槃学等佛理新义,承认“有”“无”乃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而导致了晋宋间思想及艺术认知方式的重大变革,而山水文学亦因文风的趋新而摆脱玄学空义的笼罩,从此走向了兴盛。     

从庐山词看中国古代山水词的演进

庐山作为一座人文圣山,不仅是“诗山”,也是“词山”。无论词之数量,还是艺术成就,庐山词都堪为中国山水词之翘楚,其发展正好印证了中国古代山水词演进的轨迹。本文以庐山词为切入点,从山水词与山水诗、书、画及游记文学的关系等方面观照中国古代山水词的演进规律：意象人文化趋势,山水词与绘画、书法逐步结合,游记文学要素的增加。     

古代山水审美中物我关系的重构——以谢灵运《山居赋》为中心

谢灵运《山居赋》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卓有建树，在中国古代山水审美理论上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它拓展了中国古代山水审美中的物我关系，即改变了先秦两汉以来的单一静观方式，形成了居游享受与审美赏会相结合的物我关系，体现出对山水审美中身心关系、性理关系的思考。《山居赋》中不即不离的审美距离，不同于辞赋传统与以往的山水栖居传统，而是表达了以“意得”“赏心”为旨趣的观点，开拓出超世与现世的自得之场，影响着后世山水审美中对主体精神的构造。     

宗炳与谢灵运:从佛学到山水美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绘画和诗歌领域,山水作为创作题材,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山水审美成为主要审美意识。宗炳的《画山水序》是第一篇山水画论,在美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谢灵运是山水诗的代表人物,其山水诗作体现了具有时代色彩的山水审美范式。宗炳和谢灵运又都是修养精深的佛教徒,都有影响广泛的佛学论著。宗炳和谢灵运都和当时著名佛教领袖慧远有很深的关系,并且师事慧远。慧远作为"神不灭"论的代表人物,对宗炳和谢灵运都有颇深的影响。慧远所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本身就是山水审美的典范之作。宗炳山水画论中的"山水有灵"观念及谢灵运的"顿悟"都与佛教有深刻的联系。宗炳与谢灵运从慧远那里汲取了"神不灭"或"得性体极"的佛学观念,并在山水审美方面有了独具创造的发展。     

从山水传说看我国民间的美学思想

山水传说是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与愿望,表现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艺术创造力,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它与文人的山水文学比较,有着明显的不同。在过去的时代,文人的山水文学作品,虽然也描写了山川的美,但他们抒发的往往是怀才不遇、仕途遭贬等悲愤或忧伤的个人感情。封建士大夫文人按照儒家的教训,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他们一旦被逼离开官场时,就寄情山水,放怀诗酒,把大自然看作是“独善其身”,求得精神平衡的理想场所。宋代画家郭熙说过:“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     

作为伪命题的“文学自觉”说

通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说，其基本项为脱离政教、文体细分、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等三个方面。细究之，情感、辞藻、声律等审美特性指向的其实是“杂文学”。其中辞采的部分因素和情感表达以文体细分为基础，而声律、偶对、夸饰、用事、练字等因素，则以当时各文体共同的创作方式——骈体为基础，追求的是共性，特别是声律的讨论并未与文体细分结合，于是“文体细分”与“发现审美特性并自觉追求”两个基本项之间产生分离力。基本项与后世文学兴盛的关联有限，导致“自觉”的命题缺乏自洽性。“文学自觉”说是一个伪命题。究其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新出的某些重要文学现象的探讨不够，同时对传统诗教的核心观念也缺乏接续性思考。其将讨论的重心转向创作主体和创作过程，特别是创作技法及其产生的审美效果上，归根结底是一次极富热情的尝试。     

媒介文化语境下的文学世俗化审美价值构建

20世纪后期以来文学领域的世俗化审美进程,在两条线索上并行展开:一个是精英文学的平民化转向;另一个是通俗文学的大众化演变。媒介文化将大众审美精神注入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审美实践中,生成了文学世俗化审美的价值和观念体系。在历史的维度上,精英文学的世俗化审美实践用传统通俗文学的历史合法性开道,用通俗文学的元文学性和文学源流关系来论证文学世俗化审美的文学本质意义。在现实的维度上,精英文学的世俗化审美以对世俗生活的反思和批判,表现出与传统世俗文学不同的超越性。媒介文化在文化品质、文本生成和主体关系等方面,构建了新的文学世俗审美面貌和文学世俗审美精神。     

"山水惊知己"命题的美学意义

在《宜都记》中,晋人袁山松提出了中国山水审美史以及山水文学发展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美学命题———"山水惊知己",其中蕴含着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首先,"山水惊知己"以前所未有的敏锐和深刻,揭示了山水自然所具有的独特美感价值,表明山水审美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其次,"山水惊知己"指出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心物感通、心物交融、心与物游,它的产生是深刻体味对象,在对象中发现心灵、发现生命的结果。第三,"山水惊知己"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原理,即美必须和人事发生联系才有意义,美必定是主客观的结合,美的事物只有被具有审美眼光的人发现,才可能成为审美对象,具有美的价值。第四,"山水惊知己"在理论上昭示了中国山水文学的正式诞生。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不用之用"

作为文学功用观的"不用之用"是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现代审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话语,因而也是考察20世纪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审美主义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反对派,相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种制约和平衡的力量.对"不用之用"的强调,标志着现代美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不过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审美主叉的文学现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它满足不了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关于文学批评的思考

<正> 一九八五年,是我国文艺批评工作空前活跃的一年,文学批评方法的讨论,导致文学观念的思考,这对于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型的思维方式,探讨变革中的文学观念和文艺理论,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文学观念的探讨中,人们已注意到过去对功利性强调过多而忽略了审美价值的问题,提出要重视文学审美价值的认识和追求,要求把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来认识和研究.文学观念的变化必然引起批评观念的变化,作为一门有艺术生命的科学,文学批评应该对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论山水楹联

山水楹联,是指其题材内容为描绘山水景物、抒写山水情怀及山水审美体验的楹联。它不仅因其数量占很大比重成为楹联中极其重要的一大类,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是我国山水文学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李孝光的生平和文学创作成就

李孝光是元代重要文学家,与杨维桢齐名,并称"李杨",共倡浙派古乐府运动.这是元代中后期的一次诗歌革新运动.他以丰富多姿的创作,塑造了雁荡山的文学形象,在中国山水文学长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其近体律绝也很有成就.本文还探讨了李孝光集的版本、辑佚和互见诗情况.     

论文学的第三种价值

一长期以来，围绕着文学价值，文学界的探讨是在两种貌似对立的观点之间展开的：一种是从文学的自身精神特性出发，强调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一种是从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出发，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在正常的社会环境里，这种探讨属于一种学术性的争辩，由于探讨者角度不同，着重点也就不同。例如，德国文学社会学家汉斯—诺贝特·菲根就说过：“文学社会学把文学作品看作是社会现象，而不是艺术现象，因此根本谈不上什么审美价值。”①而在非正常的社会环境里，在意识形态成为权力话语的时代，这种探讨往往就会转化为后者对前者的否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