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挝语母语者汉语趋向补语习得情况分析

基于对老挝语母语者中介语语料库的统计分析,得出老挝语母语者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同时基于泛化
理论分析老挝语母语者习得汉语趋向补语的偏误类型和习得难点。在将老挝语母语者的习得顺序和其他非汉语母语
者的习得顺序二者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指出老挝语母语者习得“动词+ 处所宾语+ 来/去（本义）”的顺序比其他非汉语
母语者提前,这一差异体现了趋向补语习得的非线性。针对老挝语母语者习得汉语的以下难点：（1）简单趋向补语误
代复合趋向补语;（2）“到”作趋向补语;（3）回避使用“把”字句;（4）“动词+ 处所宾语+ 来/去”句式的习得;（5）同类
补语之间的误代;（6）动词后同时带复合趋向补语带宾语时,宾语和补语的错序通过例证说明如何进行针对性的教学,
提高教学效率。     

湘语“V+X+N（L）”的结构形式及来源

湖南境内湘语“V+X+N（L）”的结构形式共有四种：“V+在+N（L）”、“V+到+N（L）”，“V+体貌助词+N（L）”和“V+体貌助词+在+N（L）”。“V+体貌助词+在+N（L）”的来源于六朝时期就已常见的“（S-P）在NL”结构。     

贞丰县坡帽村仡佬族双语类型转换个案研究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坡帽村是该县最典型的仡佬族聚居村。贞丰仡佬族目前的语言使用状况是:绝大部分人通汉语,大部分人同时使用汉语和母语(仡佬语),部分人除母语和汉语外兼通当地的布依语。历史上,贞丰仡佬族的双语类型经历了从仡佬—汉到仡佬—布依又返回到现在的仡佬—汉双语这样一个"V"字形的发展过程。     

西周史墙盘铭新释

通过对西周重器史墙盘铭文中三处争议较多的字句进行考释,可知:（1）“髟伐尸（夷）童”中的“髟伐”应读为“剽伐”或“摽伐”,为近义连文,与西周金文的“敦伐”、“撲伐”、“搏伐”等同例;（2）“〖XC01陈斯鹏-1.bmp;E+3.598mm。3.463mm,JZ〗尹〖XC01陈斯鹏-2.bmp;E+3.778mm。3.471mm,JZ〗彊”应读为“万尹亿疆”,“万尹”言各类职务长官之多,“亿疆”言国土疆域之广;（3）“岁〖XC01陈斯鹏-3.bmp;E+3.688mm。3.418mm,JZ〗隹（唯）辟”的“辟”从用字习惯看不宜作开辟解,而应训作“治”、“理”、“法”。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札记四则

《岳麓书院藏秦简（四）》中的“入僕”（简30）、“问其入”（简260）、“坐辠入”（简274）,当分别改释为“人僕”、“问其人”、“坐辠人”;简140—141“入?”当释为“人?”;简93—94“审而数”当为谓词性连谓短语,“而”为连词,表并列,“数”用作动词,当即简文所言“作其数”;简364—365之“两敦”当读为“两端”,“以枲坚约两敦（端）”义指用麻绳紧紧地捆缚（槥的）两端。     

沈从文与湘西方言——兼论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贡献

沈从文非常年轻时就离开其母语方言环境,出于一种自觉的“乡下人”身份认同,60余年语言面貌“湘西的根”未改。湘西根性的坚守,在创作上就表现为母语资源的充分利用和语言自我的不懈探求,并在其“湘西世界”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语言形象。这是沈从文对现代汉语文学的独特贡献。     

壮(南)汉语词汇失误类型浅析

壮语南部方言区的人学习使用汉语易形成“壮（南）汉语”,受母语影响,“壮（南）汉语”在词汇上有不少的失误。主要表现为：直接把南壮方言的语音形式或相应语音形式稍作修改后运用到话语交际中;书写形式相同的词语在南壮方言和现代汉语中词义大小不一致,造成壮（南）汉双语者的误用;将南壮方言的同音同语误用到汉语中;现代汉语习惯使用双音节词,而南壮方言中相应的词则常以单音节的形式出现,从而造成误用;行为他动词与行为自动词的误用;表达被动状态的动词与表达主动状态的动词的误用;不同搭配习惯的误用;语气助词的借用和量词的误用等。     

论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单元的层级建构

节奏单元的命名、建构和使用,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我们认为,节奏单元既包括一定的组成内容,也带有边界特征,这个边界既可表现为一定的“无声段”（即语音停止）,也可表现为声音的延续,“停延”就成为边界标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单元依次可分为音节（汉字）<音步<诗行（诗句）<诗节<诗篇等层级。从音节层面来看,“声、韵、调”是利用音节的某一部分或整体的有规律重复来实现节奏运动的,形成特有的声韵节奏（包含平仄节奏）。汉语诗歌的“音步”类型与音节数目息息相关,现代诗歌受欧化的影响,基本音步的组合已经满足不了诗歌建行的需要,就产生了衍生音步,由此带来新的节奏感觉。现代诗歌史上有两种比较有影响的建行策略：一是利用“音数”或“拍数”来建构诗行;一是利用“半逗律”或“吟诵调”来建构典型诗行。诗节是现代诗歌中最具典型意义的节奏范型,在常态的形体模式之外,诗节（篇）因“默行”和“跨行”的使用而为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带来了变式。     

“倒（酒）”概念域成员的历史演变研究

“倒酒”义词是汉语的常用词，现代汉语共时层面呈现“筛”“泻”“斟”等词与“倒”南北对立的局面。汉语史上“倒酒”概念域的主要成员有“斟”“酌”“泻”“筛”“倒”等，且经历了“斟/酌→酌→斟/泻→斟→倒”的主导词更替；“倒”首先取得“倾倒非酒类液体”概念域的主导词地位，之后不断积蓄力量，自民国以来逐步取代了“斟”在通语“倒酒”概念域中的统治地位。换言之，现代方言“倒酒”概念域成员南北对峙的雏形是五四以来才形成的，历史并不长。     

"拦截"概念场主导词的历时更替

汉语“拦截”概念场主导词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三次变化:西汉兴起的“遮”至南北朝时取代了先秦概念场内的主导词“遏”、“邀”;至唐五代,“拦”又与“遮”展开竞争,并在宋代和“截”一起击败“遮”,重新划分了概念场主导词的格局;元明时期,新兴的“挡”发生了突变,在概念场内与“拦”、“截”形成鼎立之势。不同历史阶段主导词的义域、句法组合等的变化反映了汉语新、旧质要素的更迭,概念场主导词的更替往往是汉语词义系统与词汇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里山彝族青少年语言生活的新特点

依据田野调查第一手材料,对新时期我国彝汉杂居区彝族青少年的语言生活进行深入的分析。认为,里山彝族青少年的语言生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大都保留并熟练使用母语;二是在日常生活中除了使用彝语外,还兼用汉语;三是在彝语能力、语言习得和双语关系上,呈现出层次性和差异性。     

语言接触导致汉语方言分化的两种模式

民族语言在和汉语的接触中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汉语。首先是汉语民族方言通过母语干扰有规则有系统地影响汉语,导致方言的形成,其次是汉语民族方言通过母语转换变成汉语方言。对话状态是认识这两种方式的关键,汉族说民族语言和民族说汉语是不同的对话状态。通常所说的混合语往往可以通过对应语素的有阶分布确定其早期对话状态,因此很多混合语可以看成转型汉语方言。孤岛条件下的母语干扰是形成转型汉语方言的重要条件。     

新加坡小一儿童汉语拼音偏误调查研究

新加坡儿童在家中主要使用英语的华族学生已过半数,这意味着华语学习的起点逐渐转向第二语言.汉语拼音是新加坡儿童学习华语的起点,小一儿童在入学后的第一学期集中学习汉语拼音,希望以汉语拼音作为正音和阅读的辅助工具.在以英语为主导语言的双语学习中,英语必然对汉语拼音音节的听辨与拼写等有所干扰.儿童二语学习的偏误问题与成人相比,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小一儿童在汉语拼音学习过程中的中介语偏误现象十分普遍,记音符号层面上的偏误问题比音系层面上的偏误更广泛、更显著.     

新疆哈萨克族儿童哈汉双语的语言发展特点

文章根据哈萨克语和汉语这一对语言组合,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10名在新疆乌鲁木齐居住的哈萨克族儿童0-3岁期间的纵向语料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哈萨克族双语儿童0-3岁期间的母语和第二语言习得都是一个有规律的从具体到抽象,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其中所涉及语法领域都是以母语哈萨克语为基础的句法转移。第二语言汉语对母语哈萨克语几乎没有影响。哈萨克族双语儿童习得汉语中出现一些特殊问题原因是新疆地区混合民族家庭比例很低,而大多数少数民族在家庭当中主要使用本民族语言,比较大的哈汉语言差异。     

单用、叠用、连用——代词“如何”的语法、语义分析

"如何"在现代汉语中的使用率稍低一些.不过,它功能较多,能构成各种不同结构的句式.如"如何+VP/AP"、"NP+如何"、"无论/不管+如何"、"V得+如何"、"如何如何+AP/VP"、"NP+如何如何"、"VP+如何如何"、"如何如何+NP"等.论文从单用、叠用、连用角度归纳了"如何"的主要用法,并具体解释了它在不同语境下的具体意义.     

内蒙古达拉特旗散居蒙古族语言使用情况调查

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散居蒙古族大都是双语人,他们的蒙古语保留得较为完好。当地蒙古族使用最多的通用语言是当地汉语方言,多用于较为正式的场合,而蒙古语多用于较为非正式的场合。当地蒙古族年轻一代的蒙古语水平不如老一代,但是普通话水平和外语水平却胜过老一代。因为当地汉语方言是当地通用语言,汉语方言水平和年龄没有多大关系。当地散居蒙古族的普通话水平普遍较好,但是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比例却很低,原因是周围的人都不说普通话。     

省级精品课程《彝族民间文学概论》建设情况综述

《彝族民间文学概论》自立项为省级精品课程以来,我们通过课程网站维护、教学资源更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转变教育教学理念,推进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为提高新世纪民族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实用型彝汉双语人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

元代文学具有中国文学史上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群体。元代文学的特色之一,是不同民族的文学家使用母语以外的汉语进行文学创作,形成双语文学现象。元代双语文学现象与双语文学家的出现,是社会和谐因素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从元代开始,来自北庭而在江苏落地生根的双语文学家族,如定居如皋的不花帖木儿家族（冒氏）、定居溧阳的楔氏等。蒙古别不花家族的不花帖木儿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一定成就,高昌回鹘的锲氏文学家族先后出现了侯玉立、俟逊等诗文作家,为古代多民族文学格局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元代文学和地域文化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课题。     

新疆阿克苏地区维吾尔族双语教育态度的实证研究-以阿克苏地区第一中学为例

文章通过对阿克苏地区一中维吾尔族师生员工语言态度的考察,发现他们既保持着对母语及本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忠诚,也对汉语及汉文化持积极开放的心态。文化认知与语言态度之间有着很强的互动关系,在强化文化认知和语言态度中应发挥学校教育的主要作用,但家庭教育、广播电视、社区等渠道也有待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