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朱熹理学之探讨

冯友兰采用中西哲学相结合的方法,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改造,使之赋予新的内涵,形成了自己的新理学观。冯友兰之理与朱熹之理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通过两者的比较发现,新理学比朱熹的理更抽象、更彻底。同时,新理学也是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发展。     

退溪的“理帅气卒”观念

明初,心学运动兴起,阳明学盛行中国大陆,作为明王朝正统哲学的朱子学在统治意识形态上面临危机。李退溪以继承、捍卫和发展朱子学为己任,一生学问“以朱子为宗师”,在太极、理、气的关系问题上基本上亦与朱熹在同一条思路上发展。然而,作为朝鲜的“海东朱子”,李退溪对理学的理气论也有自己独创的研究。退溪的“理帅气卒”、“理贵气贱”命题,是对朱熹“理先气后”、“理在事先”的修正,同时也是对朱子理气论的发展。“理帅气卒”、‘理贵气贱”之说,体现了理学的价值观和等级观,反映出退溪理学观独创的一面,并为“四瑞七情之辩”打下了理论基础。     

试析程朱理学的泛道德论思想

自冯友兰先生在旧著《中国哲学史》中以柏拉图所谓“理念”比附程朱的“理”,以亚里士多德所谓“形式”“质料”比附程朱的“理”“气”(冯先生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仍保留了此观点),学术界多有人因袭之。我认为这种解释混淆了中西唯心主义哲学的不同特点,不足以揭示程朱理学在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作用,因此试对程朱理学不同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泛道德论思想作一辨析。     

新理学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改造

冯友兰一方面继承程朱理学理在事先的本体论原则、伦常观念和天人合一的思想模式,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改造。他用西方哲学思想解释、改造和印证程朱理学思想,把中国哲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学说都综合到理学的论域之中,并且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作出理论上的论证,创立了新理学体系。     

王船山的理气论

在宋明理学研究领域,气学、理学（道学）、心学三分构架,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个基本预设。张载作为宋代道学的奠基者之一,开创了所谓“气学”传统,王船山的思想以重建道学传统为根本旨趣,丰富和推进了气学理论。船山理气论呈现的思想样态表明,船山是广义道学史上的人物,而非单纯的所谓“气学家”。船山学在本体论域,接受周敦颐的太极说及朱子的本体论诠释方法,以太极释张载的“太和”,肯定太极即本体。在理气问题上,船山学在“天地之理气”的预设下,坚持理气不离、理气一体的立场,同时对朱子学的理气不杂说亦有肯定,提出“气不损益,理亦不杂”说,并承认相对于气而言,理有“秩序”义,因而在工夫上主张“以理御气”,呈现出与理学工夫论相符的一面。船山学一方面坚持“理是气之理”的气本论立场,甚至认为心、性、天、理都必须“在气上说”,另一方面又引出“诚”的观念,认为诚是气的本然之体,又是天之实理,而且诚是“极顶字”,是不可用其他字“代释”的最高概念。船山学在宇宙论本体论问题上略显复杂的观点论述表明,其理气论在实质上仍属于气学形态。总之,船山学是对濂溪学、横渠学以及朱子学的继承和创新。     

王夫之气论哲学的逻辑结构与定位

理气关系是王夫之哲学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船山批评朱子学把＂理＂看作是气之外的另一物,指出＂气＂才是宇宙中唯一的实体,理只是气之理。虽然理气为一体,但船山并没有放弃或取消理的超越性、本体义,而是在一＂气＂之中作了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区分,体现了其一体二分、＂两端而一致＂的辩证思维方式。最后,船山提出理气相涵、互为体用,认为理气的本然状态即是＂太和＂。基于以上认识,船山气论哲学应属于＂理气合一＂论,而非气本论。     

从新理学、新心学到新人学

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家,有声称“接着程朱理学往下讲”的,如冯友兰先生,创立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有隐然“接着陆王心学往下讲”的,如贺麟先生,创立了被称为“新心学”的哲学学说。他们的哲学创造,都通过对中国哲学中特定学脉的自觉选择和继承,而坚持了中国哲学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他们又在自己的哲学中融摄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因素,如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乃是程朱理学与西方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奇特结合,贺麟先生的新心学则是陆王心学与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的精巧融汇。与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心学”不同,我要讲的是“新人学”。中国…     

罗泽南理气观初探

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泽南不仅对理学的基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且在理气论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为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在理气先后问题上,罗泽南虽然主要继承了程朱的理本论思想,但同时又借鉴吸收了张载、王夫之等人的气本论思想,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兼采二者之长的理气观。在人的理气同异问题上,罗泽南持理同气异的观点,认为每个人所禀受的理是相同的,气是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于气禀的差异,这就等于为理学施行教化功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论朱熹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首次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具体详细地诠释了“理”论,另一方面吸取并改造了张载的“气”论,综合两家之学,对理与气、理与万物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此理气观在中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金岳霖与冯友兰人性论思想的比较研究

金岳霖与冯友兰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以新实在论和逻辑分析法为工具,通过重释理气、性情、理势、命运以及无极而太极等传统理学概念,建立了以理气观、性情观、法则论和天人关系论为基本框架的本体论哲学体系.人性论思想是金岳霖与冯友兰性情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判断两人学派归属及探析两人如何改造传统人性论的重要依据.就两人的人性论而言,他们均坚持性善论的价值取向,承认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主张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达到理想的人性.     

论李退溪对朱子哲学的发展及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李退溪是韩国朝鲜王朝时代的朱子学大家，一生以继承、捍卫朱子学说为己任，并对朱子学多有新阐发。在理气问题上，李退溪不认同朱子理“无造作”的观点，强调理有能动性，肯定理自身能动静，并以理之动静为气之动静、生发的根源和依据。在性情观上，李退溪以四端七情对举，认为就初始根源说，“四端发于理，七情发于气”;就现实情感说，则四端七情无不兼乎理气，区别在二者的根源与构成方式不同。在“格物”问题上，朱子主张“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李退溪则认为“物格理到”,以本体论的方式去处理这一本来属于知识论的问题，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成了显示退溪“理学”本体论思维的一个问题。退溪对朱子思想有深刻理解，对其内在不圆满之处也给出了积极的解决方案。退溪哲学表明了朝鲜理学的完全成熟，意味着朱子学的中心已转移到朝鲜，并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推动了东亚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程朱理学道统论的终结

道统论肇始于《论语》,韩愈倡之,至朱熹集其成。程朱理学的道统论是一个精致的理论体系。它有作为其经典依据的儒学典籍、独立的历史传承谱系以及作为理论核心的哲学问题。道统论是程朱理学的一个支柱。明清时期的思想家、学者在反思程朱理学时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道统论的问题,无论自觉或不自觉,他们所做的各项工作在整体上瓦解了程朱理学的道统论。一 在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开启了经学 时代。经学时代的重要思维方式之一就是 立论要引经据典,只有这样,理论才会具备合法性;反之,一个理论所依据的典籍如果不是儒家经典,那就是离经叛…     

冯友兰人生境界论评析

冯友兰先生在新理学中依据自己的形上学建构的文化理论,除了对中国文化建设方向道路的论释之外,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通过对人的本质、人生价值的思考而形成的人生境界论。人们探讨文化问题,本质上是在探讨人生问题,追求对人自身的了解;     

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融中西古今哲学为一体,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种尝试。新理学以其广博的内容、严密的逻辑、庞大的体系独然卓立于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显赫于一时。新理学的基本思想渊源于中国的程朱理学和西方的新实在论,这是无庸置疑的。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联系吗?学者们对此的回答就不大一样了。 在四十年代,冯先生本人在自己的著作和文章多次讲,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是程朱理学的重光。新理学主张彻底的实在论,运用了西方最新的逻辑分析法。冯先生并没有讲过,自己的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何瓜葛。 那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新理学是一个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保守的唯心论体系,因而对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在这种情绪下,当然也就不会去注意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联系。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不同诠释

冯友兰、唐君毅对朱子学的诠释,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对于朱熹讲"理",冯友兰较多地强调"理"与"心"的不同;唐君毅则肯定二者的不可分离。对于朱熹讲"理先气后",冯友兰认为是所谓"逻辑在先";唐君毅则用"形上之先"加以诠释。对于朱熹讲"性即理",冯友兰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唐君毅则把二者调和起来。对于朱陆异同,冯友兰强调"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并把朱陆分属理学与心学两派而对立起来;唐君毅则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与"心即理"并行不悖,朱陆的差异在于工夫论上陆九渊讲"发明其本心",朱熹讲"去其气禀物欲之杂"以及相应的一套涵养主敬之工夫,而且二者可以相互贯通。这些诸多分歧归根到底在于对朱熹"理"的不同诠释:冯友兰较多地关注"存在之理",而唐君毅则从人心之"当然之理"入手。     

“新理学”形上学之检讨

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体系,一般说来是比较清楚的。本文的主旨,是对“新理学”形上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作出进一步的分疏与检讨,将以深入了解“新理学”哲学理论建构的得与失。另一方面,“新理学”的形上学与传统理学的理气论作一些简要的比较,以辩明二者的同与异,从而加深对二者的了解。 一、实与真 《新理学》一开始给出了三个基本概念,即“实际底事物”、“实际”、“真际”。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实际的事物”与“实际”的区别何在?照《新理学》说,“实际底事物是指有事实存在底事事物物”,“实际是指所有事实底存在者”(《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11页)。但这个定义还是不算明确,它没有指明“实际底事     

王船山《论语》诠释中的理气观

船山对理气的说法不少同于朱子 ,但船山不像朱子那样往往用实体化的理解或说法处理有关理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 ,船山与元明时代理学关于“理”的理解的“去实体化”发展是一致的。而船山理气观与朱子学的不同处 ,更多地在于船山运用其理气不离的观点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讨论 ,在这些讨论中可明显看到 ,凡朱子学表现出重理轻气的地方船山必强调气 ,凡朱子学言气离理的地方船山则注重理 ,凡朱子学的说法中容易把理气变成各自独立的二物之处 ,船山必定强调理气合一。故船山理气观的要点应归结为理气互体 ,理气合一     

论张东荪与冯友兰对理学的不同解释

论张东荪与冯友兰对理学的不同解释舒文，张耀南一九三九年，冯友兰（１８９５—１９９０）《新理学》一书在上海出版。这部书的主要工作，是改造旧理学，建设“新理学”，其所用的工具便是柏拉图的“理念”（Ｉｄｅａｓ）和新实在论的“共相（Ｗ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在...     

船山《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以《告子章》为中心

船山在《读孟子说》的《告子章》等章节,阐发了他对理气心性思想的看法,主要涉及三个问题:"贵性贱气""知觉为性"和"命日受,性日生"。船山《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是在批评朱子学以及佛教心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船山的批评触及了朱子学将理"实体化"引发的内在矛盾,并以"气善论""理气一体论"予以合理解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是宋明理学自然发展的结果。《读孟子说》的理气心性论主要是回应朱熹,但已体现出归宗横渠的学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