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西方哲学真实蕴涵的再思考

哲学素有“智慧之爱”之称,“爱智慧”,“追求智慧”是哲学的本性。现代哲学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却无一例外地视智慧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以“意义”为其核心范畴。然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不只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从对西方哲学真实性判据原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哲学在对人独特的意义性存在的自觉把握与自我意识中,从古至今一直在表达着它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表达着“智慧之爱”所担负的历史与时代的使命。同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变都以思考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为旨归,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西、马所共同担负的哲学使命的“融通”中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哲学观探析——基于“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考察视角

发生于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事件。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武器参与论战,有力地批判了玄学派和科学派的观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向中国思想界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从学理层面梳理这次论战中的思想流变,不但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了解,亦可以从特定角度考察近现代思潮与中国历史进程的联系与互动。     

是“回到马克思”还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从罗莎·卢森堡哲学的魅力谈起

20世纪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经历了由“回到马克思”到走向“马克思主义”范式的转换。这种范式的转换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因此,考察一个世纪的罗莎.卢森堡思想研究,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创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思中国的当下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两个务必”: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变的党魂

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的重要讲话,振聋发聩,向全党申明:继往开来新的历史起点,我国基本国情和党的历史方位,机遇与挑战同在的复杂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呼唤我们牢记“两个务必”;胡锦涛同志西柏坡之行,寓意深远,向世人昭示:“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永远不变的党魂,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永远不变的民魂。     

为什么“历史概述”不能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对《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历史哲学”的考察

马克思在1877年撰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把自己关于西欧发展道路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究其原因,既有“历史概述”已由典型案例转变为普通个案的历史阐释反思——不足从“史”上升为“论”、难以从“抽象”上升为“具体”,更有对这一时期“一般历史哲学”沦为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辩护武器的现实警惕。马克思“历史哲学”从存在的历史性出发,立足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具体历史定向,在民族史与世界史的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总体历史规律,不仅升华了“历史概述”的时空界定,更构成了关于发展道路的“具体-总体”哲学。它在发展空间、发展模式、发展过程、发展价值上的有益思考,为新时代审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自觉。     

关于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理论思考

本文认为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我们必须直面存在于我们与马克思哲学之间的历史间距 ,承认理论的“可能性”高于理论的“现实性”这一理论演化规律 ;马克思哲学的最为杰出之处在于它开创了一种具有巨大潜能和生命力的思想“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后人留下了充分的参与和创造空间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任务就在于充分发挥自身创造力 ,去挖掘和发挥马克思哲学在当代的“可能性”     

“护生”到“杀生”——论丰子恺创作心路的嬗变

一向充满童真诗意,倡导“护生”的丰子恺,解放后,他的创作开始由童真诗意转变为时代主题和历史叙事,不但如此,在他后期的散文里竞不吝笔墨向人们展示有违佛性的“杀生”场景,显示丰子恺的创作心路已发生嬗变。从“护生”到“杀生”的主题变化,叙说了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言说和遭际,和在不断“成长”中所滋生的困惑与痛苦,表达了他对人生现实和生命本真的哲学思考。“缘缘堂”传统思想在此被颠覆。     

康德历史哲学中的“自然”概念及其意义

对于以考察人类理性为主旨的康德来说，为何在其后期的历史哲学中，却将“大自然”视为人类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条件?通过对“大自然”概念在康德历史哲学中的地位与意义的总结与分析，人们将会注意到康德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的另外一面，即在推崇理性、弘扬人的主体性的背后，还有着对于高于人这种“此在”、主体的更伟大力量、更深源流的追问与肯定。     

多元文化的选择与寻求——论“清华学派”的文化观

如果说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哲学已步入它的繁荣期的话,那末,“清华学派”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一朵奇葩。它的形成与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条件下中西哲学与文化融合的缩影,从它走过的历程中,不难寻见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与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以往学术界对这一题目讨论甚少,本文试图提出一些看法,意在唤起对“清华学派”这一为当时学界所耳熟、而在后人心目中却显得陌生的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学派的重视。     

“截断众流”与“中西互释”——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讨论

在近百年间被归于中国哲学这个大题目下的研究内容中间,存在两个可称为“截断众流”和“中西互释”普遍方法,但相关的学者在运用的当中却缺乏针对它们的清晰论说与系统反思,本文就希望较全面澄清这两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前一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前史的认识：一个动态的思维变迁过程并不等于一幅静态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果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现在有必要为中国哲学添补一段“史前史”而不是求助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决定论,但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来讲却仍困难重重。至于第二个问题因关涉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至今为止的种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述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不能保证已经获得了贯通中西学术的统一标准,比照佛学入中土时所经历的“格义”过程,也许会对我们理解现在西方哲学的传入有所帮助,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取得足够的谈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话语,或另辟蹊径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国学的存在     

"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

与“女性文学”相关的概念有“妇女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意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定内涵。目前批评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存在狭隘化倾向,不能涵盖批评对象的范围,因而应在“女性文学”之外再加上“性别文学”。“女性文学”以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为对象,探寻其审美特性。“性别文学”则不管作家的自然性别,用社会性别理论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马克思研究:"解读",还是"解构"——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中的一个"反思"课题

企图从理论上解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目的,也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学术主旨.开创中国马克思学的方法论前提是"解读"而非"解构".回到马克思,建构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对意识形态问题与科学问题有清醒的意识,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方法论体系,实现马克思"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结合,同时还要积极借鉴西方马克思学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每个人"及其发展--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释义之一

马克思所提出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一未来高级社会的基本原则中，“每个人”这一极为重要的内容多被研究所忽视，完整的命题成了“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的“基本原则”中的“每个人”，强调了发展的普遍性，发展的主体是具体的个人，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互为条件的。马克思关于“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在批判性地考察迄今为止的历史实际的基础上得出的，同时，它的实现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一基本原则中的“每个人”、“全面”、“自由”三部分是密切相关的，对此予以完整、准确地把握，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市场是"无形之手"还是"有形之手"

本文说明了斯密的市场“无形之手”学说其实是“有形之手”学说,认为将市场视为“无形之手”既不符合斯密的本意,也不符合各种市场的客观实际,还会给我国市场化改革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行动上的困惑,增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成本。     

"可说与不可说"之说

“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这是维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也是他的被引用最多、所用范围最广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的含义是不是像它字面上的那样清晰,却是值得思考的。维特根斯坦确实谈到一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最主要的是要看到他的本意是什么,他最主要的意图是什么。这样,我们对他的不可说之说才会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才能够正确阐述他的不可说之说。     

"利润"或"伦理":企业行为的终极目标

那些历经百年的优秀企业能够永葆竞争力的关键原因就是把追求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和谐共赢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把社会理想作为终极目标而把获取利润作为社会对企业所作贡献的回报.企业的经济目标和道德目标存在本质上的统一,这种经济目标和道德目标的统一还可以从企业的激励行为和社会形象建造行为体现出来.     

关于基因好坏之分的哲学思考

本文认为 ,在关于基因是否有好坏之分的问题上 ,不能简单笼统地认为基因都有好坏之分或都无好坏之分。文章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从区分标准看 ,不便分 ;从社会效果看 ,不宜分 ;从作用机理看 ,不易分。     

“理性化”或是“人性化”——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点思考

韦伯的"理性化"框架不应成为解释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工具,因为中国的现代性研究的出发点和文化与社会背景,与西方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人性化"应成为揭示中国现代性的一种合理工具。原因在于,韦伯"理性化"之后的世界出现了"人性化"的潮流。而人性化高于理性化,因此,人性化应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特征。     

"叙事学新发展"还是"伦理批评新道路"——叙事伦理的提出及其理论价值

近年来,"叙事伦理"逐渐成为时髦词汇,走俏干中西文论界.但由于具体语境的规约,中西学者各自强调叙事伦理意涵的一端:布斯等西方学者在"叙事学新发展"的意义上,侧重叙事机制的分析;刘小枫等中国学者则在"伦理批评新道路"的向度上,偏重伦理意涵的阐释.这两种理解和运用方式有其具体历史语境的合理性和不可否认的学术意义.但设若跳出中西文化语境的制约,从文论自身的逻辑类型及其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中西学者对叙事伦理的阐述,其实均未触及它所潜含的真正价值:两种文论类型也即伦理批评和形式批评有机结合的综合化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