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近代转型及其特点

天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 ,具有上帝、自然、命运、本体 (理、气、心 )诸多涵义。近代哲学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对它进行了新的诠释 ,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精神 ,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完成了天范畴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型。在此转型过程中 ,凸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融合性、批判性、实践性和终结性四个重要特点     

中国古代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差异

古代与近代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本原论上,古代哲学崇尚大而化之的混沌,近代哲学推崇具体精微的存在;在生成论上,古代哲学宣称世界万物从大同之中流变出来,近代哲学断言宇宙万殊由个体粘合堆积而成;在变化论上,古代哲学侧重对世界的静态的共时性的考察,近代哲学侧重对世界的动态的历时性的考察。古代与近代不同的思维方式凸显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功能,如前者注重整体性、因循守旧,后者注重个体性、冒险创新等等。     

中国近代进化哲学论纲

19世纪末,达尔文进化论传入中国,其社会影响远大于科学影响,哲学思考远甚于科学研究.但这种解读不是释义上的流误,而是一种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刻反思.正是这种反思.使中国哲学告别了封建时代的古典形态,形成了颇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近代进化哲学.它探索和回答了当时正处于内优外患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用物竞天择、善变应天的思想观念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激情和信念,推演出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同时,它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思想条件.     

近代中国的科学与哲学之辨

近代中国的科学与哲学之辨,是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化选择过程中的必然结果。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对此问题的认知过程可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初期科学与哲学的划界;20年代科学与哲学的对立;三四十年代科学与哲学的分界与会通等文化现象。     

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

论述了功利主义在中国近代的形成与发展,指出它不仅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而且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又使得一些西方近代功利主义观念在中国得以移植。认为在继承与借鉴的基础上,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不仅完成了自身的理论构建,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论先秦哲学中“天”的观念的演变

有关“天”的观念，一直是在中国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个哲学概念，每一个中国哲学家都无法绕开对它的思考和探究。本文试图通过对它在整个先秦哲学中的不断发展和演变过程的探析，来窥探中国先秦哲学的某些发展轨迹和历程。     

冯契对中国哲学古代和近代两种传统的创新性探索

冯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贡献之一便是创新性地探索了中国哲学的古代和近代两种传统。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等形上智慧的追求,重视培养和造就理想人格,较充分地关注和发展了辩证逻辑。中国近代哲学在展开过程中,渐渐形成了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知行被赋予实践内涵、思维方式的科学转型、推崇唯意志论等近代传统。冯契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一书中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展开传统,而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中则率先提出并论证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传统。     

中国哲学的“有”“无”范畴及其演变

中国哲学的"有""无"范畴随着中国哲学主题的变化而分别被赋予了不同的哲学内涵,涉及到本原论、本体论、境界论等多方面的内涵.本文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从本原论、本体论和境界论等中国哲学的三大主题的发展过程阐释了中国哲学"有"、"无"范畴的内涵及其演变.     

中国近代人学研究的新走向——古代与近代伦理哲学的比较研究

古代与近代伦理哲学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话语结构上,古代断言人性是善或恶,近代主张人性无善无恶;在考察原则上,古代热衷于价值判断,近代习惯于事实判断;在对人的模塑上,古代要求人去恶从善,近代让人追求幸福、逃避痛苦;在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实现上,古代宣称命运前定、让人安于现状,近代坚信命运自造、鼓励奋争和进取.这些区别反映了中国伦理哲学一以贯之的共同倾向,但更重要的是凸显了近代伦理哲学不同于古代的转型特征,对于理解近代哲学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周公“天—仁”哲学是中国哲学“原型”论纲

周公创制“仁”字并实施“仁政”,是中国儒家践“外王”而兼“内圣”的真正创始人.宋明理学突现儒门“心性”侧面,改“周孔并称”为“孔孟并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孔子开始讲,影响巨大.但傅斯年、徐复观、许倬云、成中英等均已指向周公奠基中国哲学.而李泽厚先生近年借鉴考古成果,提出了影响较大中国文化在周公制礼作乐中实现“巫史传统理性化”理论,也明确了周公奠定中国哲学基础.周公“天—仁”哲学之所以是中国哲学“原型”,极简言之,一是“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主题;二是“天”、“仁”分别是中国哲学表达“外在”和“内在”的最古老且至今俯视中国理性的最高哲学范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自我定位的迫切任务,它大致包括怎样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研究范式、恰当地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对现代性的批判性的反思等问题。     

“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并不是指称一个历史文化中已然存在的、显性的思想学术脉络,胡适、冯友兰等人的"哲学史"写作乃是参照西方的体例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谱系的过程,尽管这一学术谱系总是以某种"古已有之"的面目出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构成今天"重写哲学史"必须突破的瓶颈:一是所谓"中西之间"的问题。科学与启蒙理性实为主导胡适、冯友兰"哲学史"写作的基本预设,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自我反省、发展及其成果,基本上没有能够系统地反映到"中国哲学史"写作中来,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冯友兰对此是完全隔膜的。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哲学"与"经学"的关系。胡、冯等人的"哲学史"写作,都是以否弃经学脉络及其意义系统为前提的,而与"经学"相隔绝的"中国哲学",本质上只能是外在于中国文化的。     

试析近代中华民族的思维转型

近代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因为民族危机的加深而发生转型。近代国人在打破“皇权至上”的传统君主观的基础上开始接触西学 ,学习西学 ,最终建构出一种新型的国民意识 ,即要求建立民族国家以争取民族的独立、富强和民主     

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

当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其引发的基本矛盾的变化 ,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具有宇宙整体理念、追求生命超越的宗教人文精神的中国佛教哲学 ,可以为调整人的心灵 ,进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提供世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所缺乏的某种解决思路。把佛教哲学思想运用于缓解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必将有助于调适人类的生存需要 ,减少人类的现实痛苦 ,增进人类的和谐友爱 ,提升人类的精神素质 ,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     

对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中"时代性"观念的反省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的以“时代性”为衡量中国哲学基本标准的理论立场,实根源于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影响。此一理论立场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容易得出在整体上否定中国哲学传统之现代价值的结论。这一主张隐含着以特定时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类文化之时代性的理论内涵,轻忽乃至抹杀了非西方民族文化传统的超越性与继承性,并以将西方式现代性看作封闭而完备的价值系统为前提。为完成由主要关注“非西方文化如何彻底照搬西方”向更多地关注“如何集中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智慧以解决地球村的共同困限”这一“中心主题的置换”,必须摒弃机械地持守时代性之一维的僵硬思维模式,而从时代性与民族性两个维度对文化问题予以更完整的关照。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近代Aesthetics一词的汉译历程

Aesthetics一词的汉译历程是在中、西、日文化互动间展开的。这一历程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为一般语学词典中普通词汇;第二阶段为西方教育著译中的课程译名;第三阶段为美学著译中的核心术语。其中第三阶段又分＂美妙学＂、＂审美学＂、＂美学＂三节目。     

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和认识论的成就与局限

“中国向何处去”是中国近代的中心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既要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又要能够把这种认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因此 ,中国近代哲学的争论集中于历史观与认识论两个领域 ,并且表现出两大领域走向一致的趋势。虽然 ,中国近代哲学自身没有社会实践观 ,因而无法科学地解决这些问题 ,但其成果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做了理论准备。     

中国古代散文概念的变迁及散文范畴的界定

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界定历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将“散文”这一术语置于古代、现代、西方三维视角来加以观照,散文范畴的界定只能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界定,而这种界定是基于对散文文体作历史流变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散文无论是骈散之争还是韵散之争,都属于“文”内部的矛盾。无论用什么术语来指称它,它就是这样一种存在。     

时代的具体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时代是具体的。民族时代为主导和正在生成的人类时代的实际相关,人类的大多数民族迄今为止仍然处于现代(即近代),中华民族正行进在与人类时代相关的自身民族的现代之中,这些就是中国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全部哲学创新的时代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