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文教科书中的文言白话之争

20世纪20年代国语文教科书的出现,不只具有教育革新的意义,更是现代语文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白话文的地位基本确立以后,如何对待文言文,集中体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语文建设目标。《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作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初级中学国语文教科书,其白话文和文言文编排的差异,反映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在国语价值和国语建设目标认识上的差异。     

工具主义·进化主义·世界主义——论晚清至五四语文运动的现代性动力

“语文”运动系指晚清至五四期间的切音字运动、简字运动、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以及国语运动等一系列语言变革活动。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是这场语文变革的三大动力。在这场语文运动之中,一方面,语文运动家以工具主义、进化主义和世界主义为理论号召,实现了中国语文的现代性转变;另一方面,由这三大理论原则演绎的工具理性、进步原则和世界视野本身又成为了中国语文现代性的内在素质。这些因素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又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分化合分解,共同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发展。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真相及胡适诸君的贡献

近年来,有学者对学术界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问题上通行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是北洋政府借推行北方官话与南方政治势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语文革命;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是在误读西方历史基础上的向壁虚构,他关于文学革命历史的叙述夸大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家及语言学者对现代语言变革的贡献。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受西方学者解读西方近代语言变革历史时所使用的"语文政治学"研究视角启发而产生的结论,此结论严重偏离了中国实际。实际上对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北洋政府的态度往往是保守的,有时候甚至是反动的;其承认与推广国语运动的举措,是被动滞后的。国语运动是一场以教育与文化普及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启蒙运动,无论当时的学者还是政府,并没有多少南北政治方面的考虑。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成因复杂,它触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最核心的问题,胡适等白话文学运动的"旗手"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也得到了国语运动阵营的认可。相对于胡适因无法忘掉中国自身问题而误读西方文艺复兴史而言,由西方理论出发造成的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误读,更是需要反思的。     

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及意义

中国近现代史上文白之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需要,文学需要白话,教育更需要白话,因而,在教育领域有过一个与文学中同样重要的白话文运动。近代以来,中国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国民教育的转变是一个从理念到实践的根本转变,这个转变将文言置于一个十分不利的位置上;教育的现代化、大众化强烈地需要一种通俗、易学的书面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领域自发萌动了一场语言变革,形成了中国近现代教育中的“白话文运动”。这个变革虽然也受益于胡适在文学领域中策动的白话文运动,但它是独立的、自主的,有自己的动机和谱系。套用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说辞,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应当有一个“国语的教育,教育的国语”的问题。     

国语统一与民族国家建设——清末民初"国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述论

近代中国的“国语统一”思想是在中—日和中—西语言改革的对比视角中,从传统的书同文、语同音的思想转换成一种国语、国民和现代国家共生的现代语言建设思想,它是一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体现。而国语教育也成为消弭地域主义,加强新兴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的重要工具,这种语言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大。     

语文与语文革命——兼论中国语文学的内涵

对于文章和言语的研究在我国已有悠久历史并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 ,历代文论便是这些成果最为集中的体现。语文是一个不封闭的永远处于运动发展状态的人文工具体系 ,推动这个运动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是语体 (言语 )与文体 (文章 )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历史上称得上语文革命的语文改革运动往往是伴随着思想文化革命发生的 ,这样的语文革命在古代和近代各有一次 :一次是公元九世纪上半叶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 ;另一次是五四时期以建设白话文体为宗旨的近代语文革命     

语言变革与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生成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具有现代化的品格,是思想现代化与语言现代化的“道器”融合。脱胎于新文学语言变革的整体体系,儿童文学接榫了白话文运动所开创的语言新传统。在国语教育的现代制度下,语言新变与儿童教育双向发力,整体性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现代化根植于儿童性和文学性的本体,重构了汉语新形象,并融入母语现代化主潮中。     

“国语运动”与文艺大众化问题

文艺大众化是1930年代我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它与肇始于清末的"国语运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一联系主要通过胡适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观念以及陈望道等人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得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语运动"不仅仅是一场追求"国音统一""言文一致"的语言学革命,它更是一场漫长的文学革命,其目标是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艺"。"国语运动"的一百年是中国文学现代意识嬗变的一百年。文艺大众化问题是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尝试。     

重审"五四"白话文学理论

在语言作为思想本体的层面上,现代白话与古代白话有质的区别。"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发起者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现代白话的现代思想性质,他们关于提倡白话和废除文言的理由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是在语言工具的意义上发动新文学运动的,但却意外地导致了思想革命。"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从根本上不同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众语文运动。     

“国语”如何统一——近代国语运动中的国语和方言观

近代国语运动以民众教育普及化为其初始目的,但与此同时,中国历来地域方言隔阂甚重,时人也认为民众之间因言语不通而互不团结,无益于国家强大。职是之故,推行国语被认为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近代国语建构和推广的过程中,由于语言统一和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如何认识、处理代表“国家”的国语和代表“地方”的方言之间的关系,成为政府和精英在语文规划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清末民初语言变革中的国家意识

在清末民初的语言变革运动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保守派和激进派,前者坚持继续使用文言,后者则主张废除汉字而改用拼音文字,或者至少是废除文言而使用白话。但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中也有被人们忽视的共识,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语言是维系一个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正是语言变革中的民族国家想象,使得＂国语＂成为民国初年对立各方基本都能接受（达成妥协）的一种语言改革方案,并酿成声势浩大的＂国语运动＂。五四文学革命中＂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合流,使得＂国语＂被普遍接受并取得合法地位,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言。     

简论党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她要完成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就首先必须是个革命的组织。通过革命的手段,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在建国后30年的曲折进程中,革命式的手段被用来进行建设的主要工具,因此革命组织的建设性转换一直没有提到日程上来。改革开放以来,改换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气质使之变为一个建设型的组织,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取向。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以及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现代转型,以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和党内民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现代化,目标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观念或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则是一个很关键的前提条件。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新探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宗旨观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于1918年提出的建设中国新文学的“唯一宗旨”观,但近百年学术研究尚未以科学的思维对其丰盈内涵作出详解.本文试图对胡氏新文学建设的宗旨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予以新探.“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是胡适对其“枝叶”文学主张的化零为整的概括.国语文学与白话文学在胡氏表述中是同义语,但实质上是有区别的;而要理解国语文学的内涵,必须弄清白话、国语、方言这三个关键词的趋同性与差异性.胡适对建设何种形态新文学作了这样的理性设计,即分为“工具”、“方法”、“创造”相互关联的三个逻辑步骤,只是对“工具”(白话为利器)、“方法”(具体技艺)作了详解,而“创造”则从略了;至于“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间的辩证关系,胡适着重强调了后者.这样的“唯一宗旨”观,实际上成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并驾驰驱的理论旗帜和实践纲领.本文对其新探,发掘出不少新思想、新见解及其偏颇之处.     

现代中国新语文运动的强国叙事

“新语文”运动是指晚清以来对传统语文进行简化、俗化及拼音化处理的系列改造活动。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文字改革与救亡叙事相交织，“言文一致”与强国逻辑相伴随，新语文承载了语文建设之外更多的压力与负荷，因而表现出工具主义、拼音主义及世界主义等文化偏至。新语文是现代民族国家成立的必要条件，以追求便利化、通俗化、大众化为己任的近代语文运动，以特殊的形式参与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伟大工程。新中国成立之初汉字简化、拉丁拼音、汉语统一等方案的陆续推出，是对百年文改成果兼收并蓄、扬长避短的总结，它宣告了新的民族共同语的成立。     

建国初期周恩来对军事现代化建设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主张军队要加强现代化建设。在具体工作方面，他主张兴办现代军事教育、聘请苏联教员以及吸收优秀的青年学生和青年工人加入革命军队。直到今天，周恩来对军事人才现代化建设的思考和实践仍然对加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具有相当的现实指导意义。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始于20世纪初,结束于1925年前后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我国引进马克思主义,创立中国共产党,给中国革命的方向以根本转变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无产阶级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运动和革命运动,是我国现代教育改革开放的创举.它比较正确地认识到了劳动的伟大意义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意义,开拓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相结合的途径,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培养了众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人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仅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教育史,中国现代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意义和影响深远.     

关于藏族地区语文问题的建议

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首先要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又与教育工作分不开。语文是传授和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工具,所以语文和语文工作不但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在藏族地区实现四化现代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四人帮”破坏民族政策,摧残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藏族地区也不例外。现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长征已经开始,就语文问题来看,西藏地区的中小学藏文课本问题、师资问题、扫盲问题、出版问题以及语文本身的使用和发展等问题,都是需要解决的。这里简单谈谈下面三个问题。     

“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的疏离与结合

1917年2月成立的国语研究会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体"取代"文言",与此同时,《新青年》发动了一场"白话文运动",二者相一致有进化论历史观和"言文一致"要求,"国语运动"立足于语言的"工具层面",《新青年》则主要从语言的"思想层面"出发,二者尚各行其事,两不搭界。改变这一疏离局面的,是身兼北大校长和国语研究会会长的蔡元培,而有1919年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建立,"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遂呈双潮合一之观"。1923年《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收入鲁迅的《故乡》,是二者深入结合的标志之一。     

中国城市现代化动向的不平衡与辛亥革命的走向--对一场伟大城市革命运动及城市的回应的历史审视

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城市革命运动 ,这次革命运动的绩效与中国城市现代化动向有着紧密的因果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 ,城市现代化动向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部分 ,已经规定了这场革命运动的基本走向。本文从城市现代化史研究角度 ,通过对城市现代化动向的不平衡并最终导致辛亥革命走向的不平衡这样一个因果链条的分析 ,得出辛亥革命不仅受制于广大中国农村社会 ,同时也受制于中国城市现代化动向 ,是处于中国新式民主革命之先的中国旧式民主革命沿着城市现代化路径发展的一段必然旅程。     

李大钊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化地位

“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性事件,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五四”运动期间的李大钊得益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向新的方向发展,为中国社会现代化提出了革命—现代化的新途径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这些,为“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地位的形成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