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信任——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政治信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政治信任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形成的体制才能赢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也使得公权力的运用能以保护公众权利为准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一个"政治信任层级差"心理,也就是层级越高越受到信任,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最低.这一心理既反映了制度规范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压力型体制造成的政治信任疏离,当然还表现为利益协调过程中政治信任的流失,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信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的可信承诺关键在于需要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二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以及公共性突发事件频繁的现状,一方面要强化执政体制的综合力,另一方面要善于培育和运用社会权力,用社会对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政治信任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种政治心理.在历时态上,政治信任可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形态,它们的根本分野在于政治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整体社会相契合的是传统色彩浓厚的政治人格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是过渡形态的政治信任,其表现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两种形态的政治信任前后相继,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应当”之逻辑与现实——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以批判康德哲学的“是”与“应当”的二分为起点重建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主张从“现有”之矛盾推出“应有”.“是”与“应当”相统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逻辑前提;价值判断与科学论证相统一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存在论依据;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过渡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的现实内容.基于上述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把科学论证和价值判断统一了起来,揭示了“人类社会”取代“市民社会”的必然趋势.在当代世界,市民社会已从单纯的市场经济领域进入了社会交往的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这种演变,反映了当今时代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为当代政治哲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基于这种社会事实,在当代推进和深化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市民社会及其蕴涵的价值和规范问题.     

论历史档案的文物价值

档案的文物价值,是档案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一章"总则"第二条"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运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从社会学的视角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必然要求.这是一项巨大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必须探索科学、合理、高效的运行机制.从社会学视角出发,应建立并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民情民意表达机制、人口顺畅流动机制、社会制约监督机制、社会救助安抚机制和社会预警应急机制.通过这系列机制的协调有序运行,必将迎来全社会政通人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政治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新局面.     

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已有文献及新的研究方向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家研究被重新确立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研究得到了深入和系统的发展,并对各个相关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围绕“国家为何”,“国家何为”以及“国家何以为”三方面的问题梳理已有文献.在关于“国家为何”的研究中存在着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中的国家四种研究路径；在关于“国家何为”的文献中,围绕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应该以及实际扮演的角色,研究者日益开始注意到转型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抛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形成了市民社会研究、农村选举政治研究以及发展型国家研究三个成果颇丰的研究领域.在“国家何以为”的文献中,“国家能力”以及“国家基础权力”的研究强调国家能力相对于国家政权类型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对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分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进而,针对中国政治的有关研究大致上形成了三个新的发展方向,包括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变迁的研究、国家与社会转型国家的研究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     

秩序内外的正义情境

从词源上看，正义最初是指向某种神性秩序。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政治国家，正义也朝向日常政治生活的规训转变，但这种转变并未消解其作为整体性或基础性的秩序意涵。在这种转变中，政治生活或经济生活中某个个体或群体借由某种权利介入秩序运行之中，正义转变为对实存秩序的反抗，并在与秩序的冲突中呈现出自身的张力。在现代社会之中，秩序内外的正义冲突实质上是个体之“权利”与政治国家之“权力”之间的冲突。化解这种由人格化资本在政治秩序中所导致的“无主体”或“物主体”的社会秩序，需要以作为整体之个体来弥合“权利”幻想的碎片化，从而为正义实践塑造坚实的确定性基础。     

突破差序心态重建食物信任——食品安全背景下的食物策略与食物心态

当前,食品安全危机主要表现为工业食物体系下消费者对食物质量的不信任.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试图重建食物信任的替代食物策略.这些食物策略表现出经济回嵌社会、食物信任品特性透明化等特征,并客观上构成了差序食物信任的整体社会心态.差序食物信任一方面表明多样化的地方食物策略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提醒我们注意差序食物信任心态所隐含的倾向乃是个体自保,制度监管被架空,忽视了“监管制度的不力”和“公众对监管制度的不信任”这些根源性问题.因此,重建食物信任在鼓励多样实践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加强食物生产规程和监管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另一个视角下的信任

本文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探讨我国日益严重的信任问题。指出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风险社会和社会转型当前两大时代背景来重新审视当前中国的信任问题。以“杀熟”、“三鹿事件”等事件为例，分析当前中国信任何以遭受破坏，并针对社会资本的建设，思考当前我国社会信任的重建。     

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一种政治智慧——兼论西方民粹政治的冲击及其制度根源

从现实社会来观察,全球化时代的民粹主义不仅在国家政治中存在,在国际政治中同样存在。"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不约而同地被打上了民粹主义标签,说明民粹政治正经历一场世界性的复苏。在中东与欧美的制度差异背后,民粹政治复苏的制度根源却是相似的。经济危机时期会激发大众要求公平分配的渴望,如果制度反应迟缓或不当,还会激发底层反抗。同时,由于民间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之间缺乏沟通,更会造成公众对国家政治的信任失落,进而为民粹政治打开通行之门。     

信任法理的生成、发展及对我国法的启示

信任法理是我国公司法、信托法上忠实义务制度的法理基础.信任法理存在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信任法理的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的界定取决于信任法理所存在的社会基础即信任关系的性质.人们对于信任关系性质的理解经历了从道德伦理性到合同性的变迁.而信任关系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内部当事人之间的裁量权的授予.第二,信任法理的适用方法.信任关系的长期性、专业性、复杂性使传统型的法律适用方法适用困难.对此,“公司=合同理论”以及“关系合同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建设性的方案,但都还未能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信任法理的发展在法律适用的弹性化、信息问题应对的制度设计、法律解释的技术等方面对我国法产生有益启示.     

网络社会中国家意识的消解与重构

网络社会的出现使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存在形式发生了改变,同时,也使公民的国家意识发生了变化.网络社会中公民国家意识的消解表现在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意志、社会行为等方面.网络社会中公民国家意识消解的缘由是:国家的政治主导力下降、经济自主性动摇、文化认同感削弱、社会系统化分裂.在网络社会中重构公民的国家意识,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即重视网络社会的政治社会化,增强网络技术的创新力,凝聚民族文化的核心优良传统,建立网络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     

异质性社会·政治整合·政治稳定

政治不稳定是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由于发展中国家在民族国家形成前是一个异质性极大的“多极社会”,因而就与西欧近代民族国家建立前的分裂状态存在极大的差别。因此,用所谓多元的民主政治不能实现发展中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任务,也不能克服这些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现象。但用专制政治也同样不能奏效。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走出“专制一民主”情结,针对“多极社会”的实际而采取诸多有效的措施和对策。     

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

政治哲学形成于对人类政治生活核心问题──人民根本利益的认识及相应政治形式的形而上探索。人民根本利益即人民──特定政治社会的社会基本成员──所需要的政治,最初形态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而人民又迫切需要的形而上存在。使人民所需要的政治成为现实中的政治,涉及人类多种形式的探索与实践,政治哲学只是其中之一。政治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发现、论证时代所需要的政治规范与政治价值。政治规范将现实中没有而又“应有”的政治关系确定为政治生活中的基本规则,为政治社会奠定基础。政治价值以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内涵的“人”及其本质特征为核心,为政治生活确定目标与标准,使政治规范获得正义与道义。政治哲学承担着性质一致但内容不同的使命──在不同的政治社会,人民所需要的政治的性质、实现程度不同,需要政治哲学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当代中国政治赋予中国政治哲学的使命是解决政治价值问题,即提出、论证体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价值。     

学校档案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档案是重要的民族文化之源.学校档案是学校发展历史的真实记录,是学校珍贵的文化财富.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利用档案文化,为"三育人"提供信息保障,不仅是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合格人才的需要,这是顺应新时期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     

社会问题与社会需要

概 论 社会福利的主要作用是解决社会问题或满足社会上不同人士的一般或特殊需要。然而社会问题的出现又有它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甚至历史的背景。另一方面,如何界定“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也与特定的社会时空相关。本文介绍社会学方面界定“社会问题”的各种理论,以及有关界定“社会需要”的理念架构,以使读者明了社会福利服务所对应的服务对象。     

Jurisdiction的政治含义——基于西方中世纪政治史的考察

Jurisdiction不仅仅指司法权和管辖权,它首先指一般性的政治权力.中世纪早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决定了司法权是政治权力的唯一存在方式.多元政治共同体、政治权力中心和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导致了“管辖权竞争”.在竞争过程中,不仅作为内部管理机制的管辖权逐步体系化,形成了等级化的司法体系,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更重要的是,作为外部权力界限的管辖权也逐步明确,形成了以王权为核心、王国为基本政治单位的“国际”政治法律格局.Jurisdiction的历史积淀充分反映了西方法治主义的诸多重要理念、制度基础和对现代民族国家诞生的重大影响.     

转型国家的社会分化与政治稳定

政治稳定涉及政治体系、权力结构、政治过程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等四个方面.转型国家普遍面临政治稳定问题,一方面,是由于社会转型所产生的社会分化和政治分化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制度性机制缺失而无法消解政治分化所造成的既定共享预期错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交流运行方式失范.在理论上,每个转型国家都具有不同的内部状况、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因而其政治稳定的表现层次和形式也不同.目前,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权力结构是稳定的,但政治过程和社会政治心理则呈现出隐性的不稳定运行状态,因而需要从权力结构的高度去调适政治过程和重建稳定的社会政治心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稳定地实现现代化转型.     

微观外交:论争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外交的影响力

全球化使得以民族和领土国家为唯一行动者的世界秩序开始瓦解。近数十年来,经济技术发展促成全球国与国和社会与社会之间更加相互依赖,导致广泛的政治和生活领域国际化。这一过程最终将削弱国家的内外行动自主。与此同时,需要寻找国际解决办法和进行国际政治尝试的政治领域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问题仅在国内已日益难以解决,各国必须采取积极吸纳非国家行动者参与的内政和外交措施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因此,外交必须现代化,以求适应因政治事务“失界”以及广泛的生活和政治领域国际化而发生巨大变化的政治影响方式。实行传统的民族国家外交目前…     

自然灾害与政治信任：基于汶川大地震的自然实验设计

在当代中国,自然灾害如何在短期内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其作用机制如何？本文使用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后收集的调查数据,试图通过自然实验设计来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上,外生的自然灾害会在短时间内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在结构上,地震对公众政治信任的边际增长效应呈现差序性特征,即对区县政府政治信任的正向作用最强,而对中央政府政治信任的强化作用最弱。在此过程中,国家主导的媒体宣传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即公众接收官方媒体信息的频率越高,其政治信任在短时间内提升的幅度越大。研究表明,灾后短期内的政府动员与鼓舞性的媒体议程设置是提升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从长远来看,切实加强政府的长效治理能力建设始终是巩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