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法官违法刑讯的责任制度

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过程中,一般以犯人自白服罪为定罪的重要条件,同时也允许以刑讯手段获得犯人口供。中国历代法律都相应规定了使用刑讯的限制性条件,详细规定了刑讯的程序、器具、数量、施行部位等,以体现所谓“泣辜慎罚”的精神;对于法官违法刑讯的行为则要追究刑事责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法官违法刑讯的责任制度。本文以大量史料祥实地说明了各个历史朝代对于法官刑讯的有关规定及违法刑讯的相应责任,深入地考察了这一制度产生、发展、变更的轨迹,并试图揭示在这一制度背后所蕴藏的法律思想。文章还对这一制度作了基本的评价。     

儒家“礼治”思想对刑讯治理的影响和启示

儒家"礼治"有两层涵义,包括"别"和"仁"。儒家"礼治"之"别"铸就了古代刑讯得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并使得古代关于刑讯的规定具有等级色彩;儒家"礼治"之"仁"带来的影响是古人对"人命"的重视,因而古代统治者在允许司法刑讯的同时,又对刑讯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治理刑讯的关键在于"治人",只有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包括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刑讯滥用的现象。     

口供规定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规则之研究

口供,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重要证据之一存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获取的口供作为合法证据存在于古代的法律之中,至今影响着我国的司法审判,也导致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因此,非法获取口供的问题亟待解决.在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借鉴了联合国和国外关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相关规定,在严禁刑讯逼供的基础上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和刑诉参与人的合法权利有积极意义.在实践中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同时对零口供案件的认定增加了难度.人民法院在审查此类案件中,对证据的审查、证据链的证明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面对此案件,笔者认为有必要作一分析研究.     

清末修律中的废刑讯

刑讯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运作中本有其特殊的功能. "海通"以来,西人却以之为中律野蛮的重要表征.甲午、庚子以后,西潮的影响愈趋扩大,朝廷和读书人开始自认野蛮,倡导包括废刑讯在内的带根本性的法律改革.修律大臣和朝廷高层并非从维持社会治安的角度,而是从收回治外法权的视角去思考问题,骤然废止刑讯(只保留死罪可刑讯),将刑部、御史和督抚认为废刑讯将不利于审讯的谏言置之不理.结果废刑讯的谕旨实际得不到很好地执行,原来寄予厚望的西式审判厅之效果也不理想,反而导致讼狱积压、滥用非刑的恶果,于斯可见清季修律急于收回治外法权而不顾实际国情的特性.     

从修养论角度看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借鉴吸收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借鉴吸收集中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直道”精神的践行,并上升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法论原则;二是对“中庸”思想的准确把握,对质变、时变的追求,并体现在贯之一生的批判左右倾运动上;三是对“改过”思想的大力吸收,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     

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兼与刘节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天人关系”問題,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課題。就今天的科学水平来說,这个問題当然不见得怎么复杂,不过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問題而已。但是在古代,事情就不那么簡单:一方面由于科学知識的限制,古人对“天”往往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另方面在阶級社会中,統治者亦往往利用“天”作为維护他們統治的思想工具。因此“天人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就不单純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問題,在这里亦交織着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或者可以說是交織着阶級斗爭的关系。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每一位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看法,都与当时的阶級斗爭有     

月氏音义诠索

关于“月氏”的音义,迄今尚无一种说法可以视为定论而为学界普遍接受。但是,只要涉及西域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便不能无视月氏在其间的重大作用,这也就是治西域史者无不重视月氏研究的原因。本文试图通过对“月氏”音义的诠索,从而揭示古代西域文化的一个侧面,结论是“月氏”的本义为“南南人”。《逸周书·王会篇》:“禺氏(?)     

我国古代赎刑制度述略

“赎刑”一词古已有之,始见于《尚书·舜典》:“金作赎刑”。赎刑何谓?《说文》:“赎,贸也。”又:“质也,以财拔罪也。”《朱子大全·卷六十七·舜典象刑说》:“赎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可见赎刑非刑种之谓,它不同于作为财产刑的罚金,而是我国古代规定犯人交纳一定数量财     

“劳心者治人”是古代社会的“公式”吗——与成有信、李克敬两同志商榷

我拜读了1983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成有信、李克敬《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和社会作用》一文,受益非浅,但对其中某些观点却未敢苟同。如说在古代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剥削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古代剥削阶级社会的公式”。按照这样的逻辑     

严禁刑讯逼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正> 逼供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种很难治愈的顽症,我们过去曾屡次吃过它的苦头。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反反复复地指出:必须废止对一切犯人使用肉刑,要纠正逼供信的错误路线。后来,毛泽东同志又一再告诫办案人员:要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要坚决禁止逼供信的错误做法。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彻     

刑讯考

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他们利用刑讯逼供的野蛮方法,在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群众中,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错案,后果十分严重,教训十分深刻。那么,刑讯是那个阶级的审判原则呢?林彪、“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们说,这是“无产阶级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勉强地给刑讯打上一个“无产阶级”的标记,这是对无产阶级的玷污。在批     

“打草谷”辨

《辽史·兵卫志》载:“辽国兵制,……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曰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这段史料说明:辽国没有军需粮草的供应;只靠军队“四出抄掠”,通过“打草谷”的办法来解决;从事“打草谷”的军队占辽军的三分之一。今天,某些史学著作仍对辽军所谓“打草谷”行为加以批判,因而,对“打草谷”有进一步辨明的必要。     

唐代的立法与唐代的吏治

“治国必先治吏”,吏治的严明对国家的稳定、政治秩序的安宁,乃至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唐代的“贞观”、“开元”之治,素为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发展史者所注目。其所以能在社会动乱之后,出现一种社会承平、生产发展的“治世”局面,与当时统治者重视立法与吏治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归田赋》"仓庚哀鸣"解

东汉张衡《归田赋》云 :……於是仲春令月 ,时和气清。原隰郁茂 ,百草滋荣。王雎鼓翼 ,仓庚哀鸣 ;交颈颉颃 ,关关嘤嘤。於焉逍遥 ,聊以娱情。……张震泽先生说 :“此赋是短小明畅的小赋 ,一洗过去繁重凝滞的大赋旧规 ,开辟了抒情小赋的新境界 ,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为此各古代文学史专著、古代文学作品选本也大都引用。关于此赋的主旨 ,《文选》李善注云 :“《归田赋》者 ,张衡仕不得志 ,欲归於田 ,因作此赋。”上引一段 ,作者用清新的语言 ,描写了春日的自然美景 ,抒发出自己归田后恬…     

中国古代“德治”发微

中国古代社会的“德治”原初意蕴是以德代暴,主张仁者贤者主政,以解决治者与被治者之间可能的紧张与冲突。然而,这种原初意蕴的德治后来却嬗变为人治。将政治伦理化,重治者之主观而轻制度之客观,以德代法,化法为德,是其重要缺陷。     

论孙中山的"以人就法"思想

“以人就法”是孙中山在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项重要思想主张,其基本精神是反对封建时代的“人治”,维护资产阶级“法治”。就这一思想所涉及的内容来看,无疑是相当广泛的,虽然其中不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也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但它却体现了孙中山在对待古代历史遗产和学习西方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主义色彩,不仅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前人和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乏可借鉴的现实意义。     

辽朝刑罚制度考略

辽朝法制中的刑罚制度 ,与传统的汉族封建法制有许多不同之处。诸如“射鬼箭”、“瘦死狱中”及用沙袋、木剑、铁骨朵等刑具对犯人施刑等 ,均展现了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刑罚制度中野蛮与残暴的特征。同时 ,契丹统治者在执行刑罚中宽契丹、严汉人及草菅人命、乱施杀威等作法 ,也是辽朝奴隶制残余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在刑罚制度上的必然反映。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与法制文明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包括 :“礼乐刑政 ,综合为治”的治国方略 ;“为政以德”的政治观念 ;君主权力行使的理性化 ;吏治的清明。中国古代法制文明包括 :立法上法贵简当 ,改重为轻 ;体现公平的司法原则 ;依法行政 ,以法治吏的精神。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与法制文明给予我们的启迪。     

论美国九步审讯法中的“夸大策略”及其借鉴意义

九步审讯法是旨在消除嫌疑人的抗拒,促使其作出供述的侦讯策略和方法,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适用。九步审讯法分为夸大策略和缩小策略,其中,夸大策略是指审讯员通过夸大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的证明力和犯罪的严重性,以促使嫌疑人作出供述的策略。夸大策略对我国侦讯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夸大策略有着“骗供”和“虚假供述”的法律风险,故必须合理谨慎地使用,侦查人员除要做好充分的讯问前准备及在讯问中适度运用模糊语言外,更重要的是给审讯策略中的“欺骗”设置一定的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以降低其风险。     

“执古始之道，以御今之有”——中国古代治理传统中的治道和治术

在中国古代,治理是一个事关天下“公私之交”、社稷“存亡之本”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诸如“治理”“治术”“治具”“治法”“治政”等思想一以贯之,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治理思维,这在整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独特的。对于中国传统政治而言,治理本身就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政道和治道。中国历代诸子也大都将治道或政道作为首要关注的问题加以探讨和实践。纵观中国传统,所谓治道或政道,就是“因循而治、杂采诸术、阳儒阴法、以道御之”。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诸如轻重、刑名、礼乐等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智慧的中国治术或政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