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释比戏和花灯戏的源流沿革及艺术特色

羌族释比戏和花灯戏是羌族古老而悠久的戏曲曲种,是羌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释比戏产生于羌族早期的庆祭活动中的"庆演神戏",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得到充实发展,进而派生出羌族花灯戏.本文在大量的历史考证和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羌族释比戏和花灯戏的源流沿革和艺术特色.     

石刻中反映的羌族释比文化

羌族释比通过祭祀活动,诵唱释比经典,传播羌族历史来源、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文学作品,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释比文化。它们既保存在口传心授的神话传说和《刷勒日》图经中,也留存在石刻碑铭文献中,为羌族释比文化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结合传世文献、羌族神话传说,考察石刻文献中反映的羌族祖先英雄崇拜、树神信仰、朴素的生态环境思想、和谐对话的世界观等,对于研究羌族,特别是明清时期岷江上游羌族历史、文化及民族融合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传说的发现、版本流变与文本价值——以岷江上游羌族的“羌戈大战”传说为例

20世纪上半叶,我国学者与西方传教士在对岷江上游羌族地区的调查中首次发现了"羌戈大战"这一传说。历经几代学者的挖掘、整理与研究,"羌戈大战"现已成为理解和认识羌族古老历史的一个重要文本。"羌戈大战"传说不但存在众多版本,而且其在研究中的应用范围很广既包括羌族研究,又涉及了岷江上游人群族属、族系等问题的研究。从目前整理出的各种版本看,该传说的内容相当丰富,除了羌、戈大战情节外,也反映了"羌人"与"戈人"的早期生存状态及社会生活诸多内容。     

三峡地区的船形杯及其制盐功能分析

船形杯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陶器,目前在重庆的多个遗址中均有发现,其器形演变有序,时代从商代中晚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早期,从船形杯的形态和使用残痕看,它可能是与古代制盐业相关的一种器具,对于研究中国早期盐业的历史和工艺流程具有重要作用.     

《后汉书》与羌族史研究

《后汉书》是羌族史研究最早、最周详的文献。范晔不仅对羌族尤其是西羌的历史变迁、社会组织、生活习俗和汉代的羌汉关系第一次作详实记载．留下宝贵的资料，而且他以一个历史学家敏锐的目光看羌汉关系和羌族对汉族的影响等等．在观点和方法上对后人多所启迪。     

艾兰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以《老子》中水的隐喻为例

艾兰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关注研究方法的运用。如《世袭与禅让》中,主要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尧、舜、禹、启直至商、周王朝的建立的历史传说等。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中,艾兰又运用西方哲学的隐喻认知理论,研究了中国早期思想史。本文以其中研究《老子》思想水的隐喻为例,说明:在基于对中国传统典籍“同情之了解”之后,恰当地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叙述背景,来发掘古典文本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是艾兰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方法。     

羌族情歌的英译研究

羌族情歌中口语化的歌唱形式,羌民族地方色彩化的韵味,表达着自己独特的美学情趣.翻译活动在羌族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信息媒介沟通的作用.羌族情歌英译中音韵美的移植,使用英语诗歌中韵律,节奏,拟声等手法.文本,译者,听众,社会现实在翻译过程中相互影响,共同为优美的羌族情歌在异域环境中获得新生而服务.     

《尚书》学源流概要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史书,它保存的基本是奴隶社会的文献,其中包括周代真文献和半真文献,商代半真文献(也可说是流传中受了周代文字影响的商代真文献),以及周代根据一些往古素材加工编造的虞夏假文献(其中有少量半真的,如《甘誓》)。这些都是我们科学地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所必不可少的史料。它又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在儒家“五经”中地位最尊,既是帝王的政治教科书,又是封建士大夫必读必遵的“大经大法”,历史上有过巨大影响。所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少不了它。但在几千年的辗转流传中,这部史书已被弄得面目皆非。我们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它进行辨伪、考释等整理工作,弄清它的源流、演变,然后才有可能把它应用于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去。     

鄂国地望变迁新考

<正>姞姓鄂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年代久远的古国,历史文献记载很少。但在商代,鄂国就是一个有实力和声望的古国。商代末年作为纣王三公之一的鄂侯因劝谏纣王而被杀后,鄂国、鄂侯不见于文献记载。近年收集和出土的周代有铭青铜器中,有一部分属于古代鄂国之器。本文通过相关文献记载和鄂国青铜器铭辞以揭示古鄂国历史地望的变迁。     

羌族族源及其文化多样性成因研究

本文结合文献、考古和民族学调查资料进行研究,提出羌族主要由世居川西北岷山山区的古蜀人后裔冉駹氐人与西汉时期由西北南下的河湟羌人后裔部落、唐宋时期由川西北草原及邛崃山区东迁的众多羌人部落、历史上尤其是明清至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从内地迁入岷山地区的大量汉人融合形成,羌族是一个多元复合型民族.羌族族源的多元性及其多元文化融合状况是羌族文化多样性的主要成因,应高度重视和保护羌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原生性.     

商后期王畿行政区划研究

商代行政区划包括了王畿和封国两个层次,历史发展到商代后期,王畿中已初步建立了一个行政区划系统.从卜辞和文献得知,兹邑、大邑商、天邑商和商邑处于王畿的核心地带,中商和商的第一种用法则指商的王畿地区.王畿内的行政区划以大邑商为中心,其外是单,再外是郊野,甲骨文中称为鄙(廪)或奠,郊野的边境地区叫戈.而在这些区划中,邑又是最基本的区划单位.     

民俗视域下的历史文献研究

中国是一个民俗史料、民俗著作丰富的国家。对历史民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既是中国民俗学的优势,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不能忽视的的学术重点。在民俗学视野下进行历史民俗文献研究,要求对“历史民俗文献”进行准确的学术界定,充分发掘并重视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对历史民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提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早期的民俗学者以严谨的学风开创了历史民俗文献的学术风尚,现今中外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动了历史民俗文献研究的学术进程。同时,历史民俗文献研究存在着许多研究薄弱或缺失方面,这一方面说明学术研究的缺失偏颇,另一方面也启示这是有待开发的学术宝库。     

姜氏之戎与宝鸡

西方的羌族,包括从羌族中分化出来的姜姓氏族起源于西北,族源上与三苗无关;而三苗迁往西北的一支后世称为犬戎、允姓之戎、猃狁、阴戎,即后世的氐族,其文化遗存是寺洼文化.陇县发现的齐家文化中晚期的川口河类型遗存,是姜姓四岳氏族的文化遗存,从而把宝鸡市与炎帝的关系追溯到尧舜禹时期.正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四岳氏族的后裔姜氏之戎商代早期才能兴起于宝鸡市区.     

曲诺、众人比较研究

商代众人,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商代社会性质和中国古史分期的重要问题,是中国古史研究中长期争论未决的一大难题。 大家知道,对晚近尚存的后进民族社会历史的研究,可以成为打开离我们远去的古代社会的钥匙。摩尔根就是利用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阐明了古代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组织,并得到恩格斯的一再肯定:“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是在“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的而     

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探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既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是不同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解释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实际演化、流变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的研究方向,特别强调和重视认知性研究,力图避免落入"从观念到观念""从精英到精英""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套路,努力探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种新的可能路径。     

羌族婚姻述略

羌族,是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聪明的民族。早在殷商时期即载入历史典籍之中。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茂汶、汶川、理县、黑水、松潘县及绵阳专区的北川县。羌族多数居住在山区,从物质、生活条件看,不同程度地低于汉族地区的发展水平。由于生产发展比较缓慢,自然也就影响羌族社会经济、文化、家庭、婚姻及其观念形态的发展。在婚姻形态上,羌族有他自己的特点。研究羌族婚姻历史的发展,对于羌族史的研究不是没有意义的。     

商代使用货币说辨析

商代使用货币说辨析陈旭货币在我国出现和使用的历史，最早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不仅有文献记载，而且考古上也已发现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金属铸币。春秋以前是否已经有货币，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在研究古钱币及商代经济的学者中，都有人认为商代已有货币，且都引有文献和...     

试论羌族剪纸艺术的文化特色

羌族剪纸是羌族民间工艺美术的鲜活载体,形象地反映了羌族民间的宗教信仰、民俗民风以及审美取向.羌族剪纸虽蕴涵着羌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却非常有限.本文以羌族剪纸艺术中所承载的民族文化特色作一解读,为喜欢羌族文化艺术的读者提供一种新视野.     

博物馆文本英译模式研究 ——以南通博物苑新馆为例

博物馆是宁谧而神圣的殿堂,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宝库,承担着传承历史文化的重任.中国的博物馆更因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尤为重要.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博物馆文本英译在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在跨文化传播的视野下,以文化辐合会聚理论为基础,以南通博物苑新馆为例,系统地研究博物馆文本英译,尝试构建一个普遍适用于博物馆文本英译的翻译模式和衡量标准.     

记忆的文本:《朝鲜诗选》文献研究的另一视角

《朝鲜诗选》在明与朝鲜共同抗倭的历史情境中编成,是明将领和随员与朝鲜士民通力合作的产物,是一部形塑明未以来中国人对朝鲜诗歌印象的诗选,在中韩文化、文学交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令存《朝鲜诗选》主要有蓝芳威、吴明济编《朝鲜诗选》两种,两者同中有异,过去研究指出两种诗选多异文,尤其认为蓝芳威《朝鲜诗选》非善本,本文不以确定文本真伪为文献学的终极关怀,将《朝鲜诗选》置于壬辰之乱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文学情境中,确定其作为记忆的文本的文献文化属性,以之为基点,讨论沉潜其下的朝鲜汉文学传统以及与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关系,讨论蓝芳威、吴明济等编者在文献文本中的作为,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进一步认知《朝鲜诗选》的文献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