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近代衍化

以近代社会的变迁及与之相应的"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中国哲学也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与走向近代的总的历史过程相应,中国哲学在折射近代社会变迁的同时,本身也不断取得了近代的形态,这一近代化的过程既受到中国古典哲学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又蕴含着其自身演进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知行之辩、价值观、人格理论、形上智慧等方面,对这一过程作一概览.     

冯友兰与新实在论——新理学逻辑分析法述评

三、四十年代,冯友兰先生创作了新理学体系,影响颇大。新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和新实在论的结合。本文试图从方法论角度,对此作些探讨,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一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也经历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伟大的哲学革命。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濒于灭亡的危境,“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中国近代的时代中心问题。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得解放?如何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就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就是如何向西方学习,并对自己的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以引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近代在经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的同时,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经历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伟大的哲学革命。从本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革命进程中,它自身也中国化了,不仅在理论上总结了“古今中西”之争和近代的哲学革命,而且在实践上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使哲学革命成为政治革命     

郭嵩焘洋务思想中的船山哲学影响

郭嵩焘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近代湖湘士大夫集团中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的大将与旗手。洋务运动作为晚清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进行的自强求富之政治改革运动,历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思想引进与对峙西学的重要一环。而郭嵩焘在推动洋务运动的时候,以船山实学思想作为方法论依托与理论参照来接续西学。在郭嵩焘的洋务思想中,体现了船山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变革的思考,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启蒙性的代表,船山的哲学方法论在郭嵩焘务实求变的洋务思想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与政治变革。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冯友兰文化哲学新论

冯友兰文化哲学新论洪晓楠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作为２０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冯友兰以其独特的理论方式，试图从哲学上解决东西文化...     

中国启蒙者的传统

中国社会走出中世纪的思想启蒙,包括近代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是在中西古今之争的风云激荡中走过的。中国启蒙者把比较文化研究作为在中国实现观念变革的主要途径之一,而保守的人们亦试图通过比较文化研究来维护那“不死的死亡”的封建传统。中西文化的激烈撞击、落后的民族心态对于西学的抵制与化解、国际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褒贬毁誉、以及国内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等等,使比较文化研究必须解决时代     

试论中国近代美学的综合创新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亘古未有的思想大变动,文化大冲撞。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西学东渐潮流激起并加剧了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和冲突。由西学东渐引发的别开生面的“古今中西之争”正是中国近代美学发生、发展的广阔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近代美学既不能在西方美...     

新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前沿问题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是在与西方文论互动中进行前沿思想对话的。在全球化语境中 ,西方文论对当代中国文论的影响是明显的 ,但这并不等于中国文论界不能提出自己的新问题和新思想。从生态美学上看 ,这种对西方文论播撒脉络的考察 ,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跨世纪的对话 ,正是在这种对话中 ,中国当代文论的真实状态和前沿问题呈现出来。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清理当代中国文论的前沿问题 :传统与现代的“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 ;新世纪文化价值生态意识与话语空间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精神自觉 ;西方文论播撒中的中国文论处境 ;在后现代多元化和边缘性中坚持“文化互动” ;后殖民理论对重释中国的方法论意义 ;传媒文化与中国思想传播 ;多极时代中国身份的“重新书写”。     

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

论“综合创新论”文化观洪晓楠一百余年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是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一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具体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这就是：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地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     

思想史论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争及其超越

<正>世界现代化进程历经500多年,始终绕不过“古今之辩”,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现代化进程又遭遇了“中西之争”。二者交织在一起,成为伴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始终的核心议题。思想史研究作为“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1)),在分析层面与历史层面对古今之辩与中西之争及其次序关系都给出了清晰的回应。在历史叙事层面,中国思想史研究依然处于晚清之后“古今之辩”的历史延长线上,据此可以清晰地勾勒出100多年来“中西之争”的学术脉络。     

近代中西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剧变,文化新陈代谢。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其中也包括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习与传播。西来的历史哲学理论与方法论,造成了中国近代史学的两大巨变:一是分析的、思辨的历史学开始兴起,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而造成了近代以来中西历史哲学的沟通与回应。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理论

从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近代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生活方式乃至人们的精神世界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这场深刻的革命,中国建成了独立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出于对这一革命的认同,冯契先生十分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创见,断定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中国经历了一场哲学革命：“中国近代经历了空前的民族灾难和巨大的社会变革,同时在文化领域也进行了一场‘古今’、‘中西’之争和一次伟大的哲学革命”。①冯契认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与西方近…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

在科学方法论的建构中,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中与中学双向互动,相互改造,由“五步法”改造为“三步法”,再由“三步法”演变为“十字法”,最后到“四字诀”。胡适重构方法论的思路已从标榜西学到融合中西,终至偏向传统朴学。由于胡适的中西文化融合只限于文史治学领域而无法完全达到哲学层次,因而很快被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方法论所代替。     

论中国近代哲学认识论的特点

中国近代认识论的特点,从宏观上我们可以概括为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相互渗透。与“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中心问题相联系,与“古今中西”之争相联系,历史观和认识论被紧密地联结起来。     

横跨中外 通达古今——诠释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转型的反思

"西方与东方"、"古代与现代"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一种流行观点认为,借鉴西方哲学来发展中国哲学,乃是在按照西方模式建构中国哲学,而对古代经典进行诠释,则是强迫古代经典现代化。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不论中外关系,还是古今关系,凡"学"都是学"共相",学优于自己的东西,从观念的进展来看,都是一种融合过程。当代诠释学的宇宙恰好包含这两个主题,它既横跨中西又通达古今。从诠释学角度探讨中国哲学的"中西"与"古今"之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心灵的共振既能够逾越中西又能够通达古今。     

古今中西：近代中国文化的两大轴心

中国文化步入近代之后,遇到强势的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围绕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经历了"体""用"之争、"改制"之争、"民主共和"之争和如何在吸纳新文化的过程中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各种辩论,在争论和辩驳中促进了新文化的建构,所以中西文化关系始终是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基础和轴心.由中西问题,引出了古今问题,即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并采用何种方式使旧文化具有新价值.围绕此问题,从寻找旧文化的病根和挖掘传统的新价值两方面,重新审视和更新传统文化,从而古今沟通,促使传统再造与重构.因此,古今问题是近百年间文化变迁的又一轴心.     

“古今”“中西”之争与中国近现代对历史哲学的关注

“古今”与“中西”之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变易史观的出现,从“变法”与“守旧”的争论到对“孔教”的批判,直至“中体西用”理论的破产,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哲学进展的大致轨迹。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历史哲学随之步入近现代化的历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观念开始崩溃。     

批判继承与转换创新:传统儒家思想资源的现代转换

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特别是传统儒家思想资源的批判继承与转换创新，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项。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在过程上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古今中西之争愈演愈烈的过程，一方面是西学无孔不入地传播、渗透和濡染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来到中国的西方概念及理论等无一不在中国化，也无一没有中国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不仅必然要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而且还得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古今中西文化的汇通工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取新复古，别立新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这样一种别立新宗的最佳历史选择，批判继承，转换创新，既取了马克思主义之新，又复了中国化民族共性之古。     

重新理解"同光体"作家的思想和创作

近代“同光体”作家常常被视为“顽固派”,其实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并不拒绝改革,也主张引进西学,他们只是反对完全用西学代替中学,仍然坚持以中学为本位,尤其是坚持中国传统道德的立场,这就是他们复古主义的依据。他们普遍采取一种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力图打通中西古今,复兴中国文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强调写诗要抒写自己的感受。他们在创作上有自己的特点,继承了古代文学“黍离之悲”的传统,达到近代很高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