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梁甫行》应是曹植前期作品

《泰山梁甫行》是曹植诗作中著名的直接描写贫苦人民生活的作品,在曹植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曹植一生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二二○年)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泰山梁甫行》被普遍认为是曹植后期作品。最先提出该诗写作时间问题的,是清代的陈祚明。他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评道:“写得萧瑟,岂徙封临淄时作耶?”据《三国志·魏志》曹植本传,曹植“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临淄侯”,到黄初二年贬爵安乡侯,为临淄侯凡十年。但十年中,前九年曹操在世,为曹植创作前期;而后一年则入后期了。陈祚明判定《泰山梁甫行》是“徙封临淄时作”,但对于前后期的问题则未曾关涉。到了朱乾,他则基本上明确肯     

三国赋的题材分类及其特征

三国时期的诗人大都爱好赋,善写赋,创作出不少传世之作。曹植自述:“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前录自序》)《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也说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王粲、徐干是当时颇有名望的赋家,他们的许多赋作受到称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     

孔融论

<正> (一) 曹丕把孔融列为“七子”之一,看上去是很古怪的,因为其余六人都可算是曹氐集团的文学侍从之臣,而孔融则是一个反对派。鲁迅先生早已指出: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欢和曹操捣乱。曹丕在《典论》里有说孔融的,因此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更早的是明朝人杨德周,他辑印《汇刻建安七子集》,即剔出孔融,另加曹植以凑足七人之数。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夜杀掉孔融,跟后代某些帝王大兴文字狱随便杀戮文人不尽相同。对     

杨修之死

在曹操阵营里,杨修是公认的聪明人。开始,杨修是曹植的参谋长,根据他的猜测,曹操会立曹植。曹植曹丕兄弟俩虽然都和他有不浅的交情,但他心里还是偏向曹植的,曹植失势后,他曾想开溜。有一天,曹操视察刚刚修好的相国府,这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建筑,下面的人为了博得曹操的欢心,花足脑筋才把它建成这样。谁知,曹操在里面逛了一圈后,不置可否地拍屁股走人,还让随从在大门上写下一个“活”字。众人看着这个字,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杨修知道后,便命人将大门拆除重建。     

论钟嵘对刘桢的评价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钟嵘的《诗品》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刘桢被列在上品,而且排在王粲之前。这一评价大异于前后的曹丕、曹植、沈约、刘勰、萧纲等人,显示出极其个人化的评价。就钟嵘而言,如此看重刘桢,与他对《国风》一脉的尊崇,对五言诗的重视,对风骨、气等美学风格的偏向有关。因为刘桢源于《国风》,五言诗写得尤好,且诗歌慷慨多气。不过钟嵘将刘桢排在建安之首的看法并没有被后来的文学史所采纳。这主要是因为风骨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标举的风格,后来人并不以之为诗歌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再者,将刘桢视作建安之首,只是钟嵘一家之言。由于刘勰在文论史上的崇高地位,他视王粲为七子之首,更决定了文学史的看法。     

署名张衡《同声歌》真伪考辨

自六朝以降,学者普遍认为《同声歌》为张衡所作,或托于君臣美人兴寄说,或言此为张衡突破汉代经术藩篱的爱情诗,观看《同声歌》之诗文,内容行文露骨,描述一位女子初为新妇的艳情诗作,然而考就两汉道德束缚与张衡性格操守,此诗不大可能为东汉之人所作,亦不可能出于张衡之手。近来宇文所安与木斋先生,对古诗之作者与创作年代皆提出怀疑之新说,此诗应为甄后写给曹植的情诗,而此诗最有可能作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操东征孙吴之期。     

曹植辞赋初探

对于曹植作品的研究,一般说来,大都着重于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而对于他的辞赋,却涉及较少。这不能不说是曹植研究中的一种缺憾。因为曹植不只是在奠定我国五言诗和发展我国乐府诗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辞赋方面也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伟大的成功者。在这里,我们试着对他的辞赋作一初步的探讨。一 曹植的辞赋,和他的诗歌一样,按照他的生平要分为平素时期与失意时期两个阶段去研究。这两个阶段,当然要以黄初元年曹丕受禅以后为显著的界限。在我们常见的《曹子建集》(以丁晏的《曹集     

从三曹的诗风看“建安风骨”的嬗变与发展——兼论曹植的文学史地位

当今中国古代文学史界,凡论及建安文学的风格,无不推崇“建安风骨”;论及建安文学时期的代表诗人,无不推举曹操、曹丕和曹植父子三人;而论及其中“最杰出”者,又无一不推举曹植。然而,若把三曹各自的诗风,分别与“建安风骨”这一文学时代风格作比较,却又发现不少难以协调一致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结症就在于对“建安风骨”的认识与解释上。     

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诗经·新台》新探

《诗经·新台》是篇千古名作。闻一多先生在《天问·释天》、《诗经通义》、《诗新台鸿字说》等几篇力著中,对该诗的“籧篨”、“鸿”等词,进行了新的考订,为理解这诗的内容,作出了巨大贡献,实在建功极伟。不过,其中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自古迄今一直都未获得澄清。历代有关《诗经》的著作,包括今人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译》、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袁愈葵、唐莫尧两同志注译的《诗经全译》等书,都认为卫宣公娶儿媳为妻是件丑事,从而诗人要加以讽刺。北大《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说:“旧说,卫宣公为其世子伋娶妇于齐,听说齐女美好,宣公想要自     

曹丕的“文士气”与“儒士气”

曹丕的诗,被有些诗评家认为有“文士气”。本文通过对曹丕诗歌所蕴含的感情、诗歌题材的取舍以及生平行止的研究,发现他的诗歌还带有儒士的色彩,诗歌艺术的追求上有明显而自觉的对儒家文学观念的继承,思想跌宕起伏却不悖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因而模仿“文士气”的说法,认为曹丕的诗歌还有“儒士气”。同时,考虑到他对诗歌意象的选择和对文学的重视,也能对“文士气”做一些补充。     

孟郊贾岛诗歌艺术比较

孟郊贾岛都是活跃在元和诗坛的著名诗人,他们以苦吟著称而贫寒终身,仕途的蹭蹬,生活的潦倒以及身后的寂寞等,其生平遭遇极为相似。自苏轼说了“元轻白俗,郊寒岛瘦”以后,文学史家往往将贾孟二人诗歌并称,并以寒瘦概括其诗歌艺术风格。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忘年交的诗友,孟郊对比他小28岁的青年诗人贾岛极为推崇,他曾赞扬贾岛说:“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可惜李杜诗,不见此狂痴。”(《戏赠无本二首》)他认为贾岛的诗的风骨与诗才,不在自己和韩愈之下,直可上追李杜。贾岛对孟郊的诗歌成就,也十分钦佩。他称赞孟郊说:“身死声名     

曹植对屈赋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历史告诉我们,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对曹植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特定的环境氛围,使曹植生活明显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因此,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思想与作品便明显地呈现出一个对屈赋的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建安时期,这是曹植一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在建功立业、慷慨任气的整体气氛中,曹植的特殊身份使他的生活明显分为两部分:一是在邺都“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名都篇》就是这种生活的反映;二是随父南北征战,其《失题》诗云,“皇考建世业,亲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剑戟不离手,铠甲为衣裳。”这时期共创     

《曹植集校注》志疑一则

《校注》于《愁霖赋》后按云:“《艺文》卷二载曹丕、应玚《愁霖赋》。丕赋句云:‘脂余车而秣马,将言旋乎邺都’。丕不称邺为魏都或魏京而称邺都,似在曹操尚未为魏公时。魏公以后,便称邺为魏都或魏京了。观《朔风诗》、《王仲宣诔》可证。则此赋之创作时期,必在建安十九年之前可以推知。”元按,此说不确。曹操建安十八年五月为魏公,但邺下文人包括曹丕,在建安十九年以后的作品中,依然有称邺为邺都或邺城的,并非如《校注》所云“魏公以后,便称邺为魏都或魏京了”。请看下面的例子:     

《离骚》当作于楚怀王中期

关于屈原《离骚》写成的时间,至今尚无定论。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离骚》作于楚怀王中期,即屈原遭谗被疏以后。这是自司马迁以来传统的说法。在文学史专家当中,陆侃如、冯沅君、林庚等先生也持此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说:“楚怀王早期也曾想任用屈原,和他有‘成言’,答应屈原实行他的政治主张。但是,怀王周围的许多大臣都是一些代表反动势力的守旧派人物他们伺机陷害屈原,怀王后来竟听了他们的谗言。屈原在被排斥之后到了汉北,写了《抽思》和《思美人》。接着他又愤而写《离骚》。”实际上也是这种意见。     

赠鹤质疑

《文学评论丛刊·第三辑》载陈友琴《略论白居易晚年诗中的积极意义》一文,文中引述白居易咏鹤诗后说:“裴度曾经送他白鹤,他珍爱得什么似的,有诗咏叹。”查《白香山集》并不见记载此事,以诗咏叹。不知《略论》有何依据,作此论断。白氏好鹤,自称“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在他诗中直接以鹤为题的有二十首,涉及到鹤的也有二十余首,大都是晚年所作。他第一次得到鹤是在长庆三年杭州刺史任上。“乐天     

曹操军事思想十题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曹操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至死于斯。社会环境造就了曹操。他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少即习武,“博览群书,特好兵法”。长而为尉,即亲武事。既迁典军校尉,适董卓乱起。自此,鞍马劳顿,倥偬一生。战争的实践,加深了他对历代兵家、特别是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从而发展了兵法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最终他成了一代军事大家。曹操的军事思想,是祖国军事思想宝库的一个组成部分。 据《三国志》注引晋人孙盛《异同杂语》说,曹操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隋书·经籍志》记载,曹操作《〈孙子兵法〉注》二卷、《〈孙子兵法〉集解》一卷;《〈太公阴谋〉解》三卷;自撰兵书有《续孙子兵法》二卷,《兵书接要》十卷(另有三卷本),《兵书略要》九卷,《魏武帝兵法》一卷。还有的记载说,曹操曾撰有《司马法注》。上述著作,有的可能是同书异名。但整体可见曹操确曾有过不少兵法著作。这些著作在唐代以后大都失传了,仅有个别著作留下残文。我们现时所见严可均辑《全三国文》及他本曹操文集中相当部分是军事性的,这些军事教令,极大可能是魏晋时人所辑曹操兵书中的内容。 曹操作有《孙子序》。历代学者据此认为,现存《孙子》十三篇,就是曹操整理删     

三曹诗歌创作异同探究

作为"建安文学"的杰出代表,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在经历了对古人作品的继承,同一的历史环境之后,他们的诗歌具有了一些共性;但不同的社会身份,个人际遇以及世界观的不同,又使三曹诗歌创作出现了差异。文章从诗歌创作题材和风格两方面做了比较,对三曹诗歌创作异同进行了简要论述。     

《九辩》为屈原作品定疑

<正> 《九辩》,见于《楚辞章句》卷八。这是一首文采绚烂、声情摇曳的杰作,其独创的“悲秋”的题旨成为后世文人寄托感情的园地。如汉武帝《秋风辞》、曹操《步出夏门行》、曹植《秋思》、曹丕《燕歌行》、潘岳《秋兴》,……流波余霭,直至近代。诚如杜甫《咏怀古迹》所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国封建文人所共有的“悲秋抒怀”的文思,莫不是《九辩》的滥觞。因此,《九辩》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思想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