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哲学的“纯粹”特征

本文试图说明对"纯粹性"的追求是康德哲学的根本特性之一,而且是其先验主义与批判主义的理论前提.康德从自然科学方法论对"纯粹"的追求出发,以其范畴学说与先验主义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这两种哲学传统都进行了进一步的纯粹化,从而对这两种哲学传统进行了某种综合,在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也导致了自身的某些不足.     

随熊伟思海德格尔：读《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

熊伟先生是中国海德格尔思想研究奠基者,生平著述集于《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熊伟可不问胡塞尔,而成功交融海德格尔与华夏思想,因海德格尔是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反叛者,契合华夏非逻辑非科学的思想传统.理性主义传统是哲学主流正道：“哲学”一与科学相伴不离;二与逻辑学同根同源;三与基督教神学因缘难断.恰在视哲学为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才能理解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因华夏抒情诗歌传统,中国学人自以为和海德格尔思想相契,但谈及哲学主流,必须“从逻辑的观点看”.     

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

社会科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最早缘于哈耶克传统。在经济学中也存在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两种主义。对经济学中的建构理性主义和进化理性主义进行分析,并对经济学中的这两种主义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基于经济学中这两种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对于现实的中国经济实践有其现实意义。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与中国和平发展的交互影响

由于制度设计不足和国际安全情势变迁等原因,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已经难以满足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的需要,其弊端集中体现在情势认定、维持和平行动、强制措施等方面。从联合国发布的系列改革文件来看,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效力范围会扩大,二是运行能力将会得到提高,三是区域办法将得到凸显。本文认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有助于中国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中国解决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安全问题;而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起着维护和推进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机构重组和具体规则的修改、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与中国和平发展的交互影响

由于制度设计不足和国际安全情势变迁等原因,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已经难以满足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的需要,其弊端集中体现在情势认定、维持和平行动、强制措施等方面.从联合国发布的系列改革文件来看,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呈现出三种趋势:一是效力范围会扩大,二是运行能力将会得到提高,三是区域办法将得到凸显.本文认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有助于中国获得发展所需要的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中国解决和平发展进程中的安全问题;而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改革起着维护和推进作用,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将对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机构重组和具体规则的修改、制定产生重大影响.     

鲁迅前期悲剧性自我的形成原因浅谈

鲁迅早期处于五四启蒙运动的浪潮中，受到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五四启蒙运动浓烈的情绪化特征又使其深受西方非理性主义强调人的个体性和独特性思想的影响，两种思想的冲突形成鲁迅思想的一种强烈的悲剧性的自我意识。     

从辉煌到没落——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命运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在９０年代的中国兴盛一时,是因为它满足了当代中国三种不同的强烈精神欲求：第一,它具有一定的描述和解释功能,这可以满足人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现状的强烈愿望;第二,它为文化激进主义者所孜孜以求的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批判主义精神,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第三,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也正中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之下怀,使他们可以借此再一次掀起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浪潮。后现代主义的出局,指日可待     

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结合——论马尔库塞人本主义思想的特征

马尔库塞人本主义思想的特征是力图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结合起来。他认为 ,人的非理性因素“爱欲”是人的本质 ,而人的理性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 ,并坚持从爱欲和理性两个方面来构建其社会批判理论 ,寻求人的解放道路     

"批判"与"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冲突思想的两种传统

冲突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状态,也是理解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方式。面对政治冲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态度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源自马克思批判主义指导下的政治冲突思想,一类是源自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指导下的政治冲突思想。两者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对政治冲突作价值判断;是否可以以武力解决政治冲突;是否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政治冲突。面对冲突,前者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后者是一种管理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待政治冲突的两种基本立场,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冲突的两种不同的思想传统,进而形成了处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冲突的不同方式和制度设计。而批判与理解正是这两种传统的理论内核和基本线索。     

《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和当代价值

《尚书》历史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实用理性主义的"王道"史观。发端于《尚书》的实用理性、"民本"、崇尚和平的历史思想是中国历史思想最重要的母题之一,以《尚书》为原点,中国的史学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成长为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派的中国史学。《尚书》历史思想的影响,可以从中国传统历史思想和整个传统文化两个维度去探讨。《尚书》是中国文化的元典,蕴含着中国文化的原初"密码"和基本价值观念,而历史思想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对复兴民族文化、促进国家统一和建设和谐世界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作为中国史书之祖,《尚书》中的历史思想也对于在新形势下融会中西历史思想的精华,铸成更有真理性的历史思想体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毛泽东在新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的矛盾心态

毛泽东在新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曾长期存在矛盾心态:一方面,热切希望新中国尽早加入联合国并在其中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迟加入甚至不参加联合国。究其原因:首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阻挠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其次,新中国加入问题须经联大2/3的多数票通过;第三,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有美国和蒋介石代表;第四,毛泽东采取"不急"方针旨在剥夺美国政治资本;第五,毛泽东认为中国不进联合国并没有什么损失;最后,毛泽东业已认清联合国不过是美国手掌里的工具。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同演变:话语实践的视角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实践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内容,其演变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49—1980年,中国严厉谴责维和行动并持以原则否定;1981—1987年,中国区别对待维和行动并阐明自身的原则立场;1988—1997年,中国对维和行动积极建言献策并坚持维和三原则;1998年至今中国坚定支持维和行动并积极参与维和理念创新。话语实践的演进反映并体现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同演变及参与程度的深化。     

试析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对世界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全面提高,适应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作为中国军事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全面参与了联合国维和机制。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机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联合国维和机制因中国的参与而更具普遍性,因中国的合作更显权威性,因中国的创新更趋完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又增添了新动力。中国能不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参与全球治理,推动维和机制健康发展,是对中国、中华民族智慧的一种考验。     

联合国大会“联合一致共策和平”377（Ⅴ）决议之审视——联合国大会权力的首次扩展

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11月3日通过的名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在联合国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产生了以下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安理会机制的不足，增强了其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效能；开创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维和部队”机制；根据该决议启动的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制度有利于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体系内对霸权主义的遏制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该决议也为今天的联合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保护的责任”的新发展及中国的对策

联合国决议、秘书长报告和国际司法实践表明“保护的责任”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以《履行保护的责任》为主体的联合国文件是将这一国际习惯法具体化和法律化的初步尝试.为应对新挑战,中国应采取以下对策:坚持主张“保护的责任”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四大罪行;完善早期介入机制和预防性部署;坚持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多边主义,并在联合国不能及时反应的情况下,支持区域组织的行动.     

矛盾凸显期的中国改革问题分析

目前,中国改革已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应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改革,如何正确面对人们对改革的质疑,如何保证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的成果,如何使改革继续深入而健康的进行,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的问题。      

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实践与贡献

本文系统考察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联合国外交的曲折历程,据此总结了中国联合国外交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不仅奠定了中国多边外交基础,而且培育了和平发展时代中国外交基本气质,对于中国总体外交有着重要贡献和启示。     

从“大国否决权”看联合国改革的困境——法律、政治与伦理分析

自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联合国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需要,联合国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大国否决权"制度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制度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现有大国否决权的不可撼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联合国改革陷入了种种困境之中。     

宣扬自我责任:全球治理的中国风格

目前的西方研究大都关注特定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中国如何看待全球治理问题。这些内容包括:（1）儒家思想中的不干预和自我治理倾向;（2）社会主义中的集体主义道德观强调用说服而不是单边主义来解决世界冲突;（3）源于不发达而产生的劣势损害了自信;（4）二战以来联合国和美国控制主要国际组织的行径令人反感。由此认为,全球治理格局中的中国风格是被动回应的而不是积极主动的,是问题解决导向而不是目标驱动型,全球义务与改革任务更多地聚集于主要大国而不是处于衰退中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主张通过依靠世界主要国家的自主治理模式来树立全球领导力,那种仅仅依靠闭门式的说服行动和反对公开制裁的例证来干预失败或衰退国家的做法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