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的重大影响

１９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与政治信仰由于各种原因而受到攻击与冷落。进入２０世纪,随着传统史学弊病的日益暴露以及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对马克思正确判断的验证,特别是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建立引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西方最大的史学流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影响表现在：一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遗产对西方史学界普遍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他们思维方法的一部分;二是西方每一国家的史学界都形成了一支稳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     

王国维、陈寅恪文化遗民心态辨析

王国维与陈寅恪生前共事于清华,在学术领域、政治态度、人格精神等方面识趣特契,尤其在政治立场上,都带有强烈的文化遗民倾向。陈寅恪因为未在晚清有仕履经历,所以他对前朝的眷恋更多是出于文化形态的考虑。王国维虽然也有着相似的文化遗民心态,但因为既在晚清学部任职,又曾任溥仪的南书房行走,所以其文化遗民身份之外,也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陈寅恪提炼出王国维的文化遗民特点,但也不免遮蔽了王国维与晚清政坛的特殊关系。考量王国维与陈寅恪的遗民心态,不仅对了解两人个案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厘清遗民的类型和特点颇具参考价值。     

王国维、陈寅恪的中西文化观念

王国维与陈寅恪不仅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而且对中西文化或有精深的研究,或有深刻的体验。在晚清民国关于中西文化体用关系的讨论中,他们虽然远离讨论的中心,自居于边缘,但都坚持中体西用的基本立场。他们有着相似的忧世情怀,崇尚纯粹的科学思想,反对片面追求建立在政治企图和经济实利基础之上的物质文明,对如何吸收西方文明提出了极具锐识的看法。他们对于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离合轨迹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细致的勾勒,突出了宋代思想文化的重要意义,为新宋学的建构奠定了重要基础。王国维治学讲究利用最新的文献发现,拓展研究的区宇,创建新型的学问模式;而陈寅恪更是明确提出了"预流"的观念,与王国维之说彼此呼应。王国维与陈寅恪关于中西文化的若干观念,沉淀着青春的锐思和理性的光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陈寅恪与兰克史学

陈寅恪在日本、美国和德国留学期间接受了兰克史学的熏陶。陈寅恪的史学与兰克史学多有相似之处：史学方法上强调广泛占有资料并严加考证;在史学思想、史学观点方面奉行人文主义、客观主义,注意运用民族（种族）文化观念治史。陈氏归国后又在大学教学中实行了“习明纳尔”这种教学方法。     

试析陈寅恪文化守成主义史学观的主要原则

陈寅恪并未刻意构建自己的史学研究体系,但他从事史学研究有自己的原则:探寻历史的文化内涵是他的史学追求目标(文化视角);用趋于保守的标准衡量历史是他的史学态度(保守态度);从具体的个体及集团入手研究抽象的历史问题是他的史学方法(个体取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点与风格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八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与风格。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具有明显的理论倾向;它以中国传统史学的丰厚遗产为基础,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同时具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品格,能够不断增强与发展自己。     

陈寅恪先生“胡化”、“汉化”说的启示

陈寅恪先生把胡化、汉化的问题视为中国中古史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他抓住这一关键环节,解释了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胡化”、“汉化”说,是陈先生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中古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具有指导性的意义。这一学说在50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今天重新学习、研究他这一学说,吸取其精华,对于我们匡正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浅薄浮躁的学风,尤有特别的意义。     

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述略

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它是如何一步步地成长壮大,其成就如何,其命运又将怎样,尤其是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些不仅是中国学人所重视的问题,同样也为美国学人所关注。美国学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亦有近半个世纪。在这近半个世纪里,美国学人不仅致力于究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概况,还着力于探讨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农民战争问题理论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观。对于正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理论建设的我们而言,美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判、对其价值的正视褒扬以及对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究中国历史的评论,不失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以王观陈：重审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双重解释

陈寅恪就王国维之死提出"殉文化"说与"殉真理"说,通过"以王观陈"的方法来重审二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陈寅恪赋予"纲纪"以制度与理想的双重维度,以之定义中国文化,切中王国维的关怀与认识,且抓住其与辛亥前后学界主流观点的关键区别;陈寅恪笔下的王国维与王国维笔下的苏格拉底存在多重呼应,二者都是在古典文明衰落、城邦道德堕落背景下知德合一的"理想人物",关乎共通的学术理想;二说主题的转换还对应王国维的治学转向,隐含王、陈共所担忧的西方哲学与华夏固有道德政治学"不相化合"的问题,也暗示知识人在这其中的困境与使命。可见,陈寅恪由"死亡"这一根本问题,带出关乎"生存"的深切思考,所追问的乃是民族盛衰之由、学术兴废之途及知识人进退之道。     

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它在学科体系、历史观和方法论、重视民族风格和史学遗产以及史家自身修养的境界等方面,都有突出的特点。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观的研究,对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科学地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评价20世纪中国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近20年来,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受到重视,出版了相当多的论文和专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相信在新的世纪,还会产生更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现在提出来,与同仁共勉.     

李大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李大钊在他的一系列史学理论著述中,自觉运用唯物史观,深入探讨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任务、作用等历史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并从理论上进行了科学的阐述,在历史本体论、史学认识论等方面构建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本体系。     

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研究与新史学的创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社会史论战为主要学术背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对中国古代史和传统史学的研究,不仅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予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而且在史学理论方面有重大突破,逐步构筑起一个新的史学研究体系,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同时,它还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一个新学科的先例,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整个学术界指导思想地位的确立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

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致力于探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形成了与封建史学、资本主义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研究方法,并长期引领中国史学正确的研究方向.尽管在这一百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危机,也留下了很多历史教训,但成就是巨大的,始终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目前,面对西方史学思想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要坚持独立自信的史学观念,避开"西方中心主义"的干扰,回归马克思主义文本本身,厘清唯物史观重要概念和问题,注重重大理论建构,开拓宏观视野,多关照现实问题,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话语体系.     

浅论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的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革命密切相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学研究,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认识,坚定了人们继续革命的信念,也显示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在不断总结其在理论与史实结合上出现的缺点和不足,开始对历史学的学术性与科学性予以更多的重视,不断加强和完善着自己的学术内涵和科学体系。深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史学的专业化与大众化刍议——“易中天现象”的史学解构

兰克新史学标举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重视社会的历史。科学与理性成为新史学专业建设的指南。对社会史的重视结束了"帝王家谱"的话语霸权,纵横结合的社会史为史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新史学对科学与理性的过份强调,与"史学本质里"的文学元素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后现代史学因运而生。"易中天现象"既是新史学社会史的延续与发展,也是史学文学性要求的必然表现,其大众化趋势正反映了史学发展的必然。     

20世纪前半期学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思想

20世纪前半期,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大批研究者经过艰辛开拓,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成了丰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的思想:其一,将唯物史观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实践化;其二,在吸收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本土化;其三,采取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通俗化语言,达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大众化。即是说,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化、本土化、民族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渐进过程。     

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围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的讨论是史学界的一次重要学术争鸣。这场讨论是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背景下,史学界为厘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资源和实践上的得失、确立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指导进行的努力,对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站在今天的角度反思,这场学术争鸣在当时有其不可或缺的创获,譬如历史发展动力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挑战了阶级斗争史观的唯一性,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价值得到更全面理性的认识等。但讨论对唯物史观所做的正本清源工作不够彻底,意识形态因素与思想解放程度对史学方法探讨有所制约等时代局限,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重建工作尚未完成。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来看,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反思、打击了极端意识形态化,推动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获新生、恢复学术活力,其历史价值不容抹杀,但对此前唯物史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遗产未能较好吸收。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确立,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历史理论体系。     

刘大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化问题的探索

历史学家刘大年在改革开放新的时代条件下,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化问题进行了多维度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见解,产生了较大学术影响。他强调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科学思想体系,要通过百家争鸣阐扬真理;主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穿起中国民族服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民族化;认为历史科学是事实的科学,同时也是理论的科学,主张历史研究要事实与理论并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现实的学术特点作了新的阐发,倡导将学术性和现实性放在科学的基础上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