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招商局历史上的三次发展

购并美商旗昌轮船公司,是在招商局创建后的第五个年头——1877年。这个局草创伊始,营运的轮船共只12艘,计11854.88吨,码头、栈房、趸船等设施也不齐全,并饱受外商轮船的压抑,竞争中处于劣势。 旗昌轮船公司属美商旗昌洋行,垄断中国近海和长江航运近10年。到1872年它的势力发展到顶峰,拥有轮船19艘,计27769吨,总资产达332万余两。接着英商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出现,向它的垄断地位挑战。1873年以后,招商局航轮又投入近海和长江航运,旗昌的垄断     

早期招商局的多元化经营战略

19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殖民主义者大规模涌入我国,外资轮运企业也在中国相继创办起来,并不断扩张,几乎完全垄断了中国沿海及内河航运业。他们不但打开了上海以北的沿海贸易,而且把中国最大的内河长江变成了他们任意驰骋的商船通道。英国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美国的琼记及旗昌洋行都先后在上海建立起轮船公司,控制了长江及我国沿海的航运业务。 当时各国侵略者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主要渠道即为商船运输。其中贩运鸦片、走私偷税、拐卖人口等罪恶行径无所不用其极,这     

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股市风潮对洋务民用企业的影响

19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于上海的股市风潮对洋务民用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学界对此注意不够。本文钩沉史料,就这一问题略作论述。一晚清上海股票买卖源于华商对洋行股票的认购。上海市场股票交易至迟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已成为普遍现象,上海较早的华文报纸《上海新报》自1871年开始就设置了股票行情表。在1871年3月至次年3月的行情表中,所列洋行股票计有汇丰银行旧股、新股,旗昌轮船公司旧股、新股等20多种。这些股票市价涨跌不一,变化较大,说明当时上海市场洋股交易非常频繁①。1872年轮船招商局创立,成为晚清第一家发行股票的华商企业。四年后…     

旗昌洋行与19世纪美国对广州贸易

美商在广州建立的旗昌洋行是19世纪美国在东亚最大的代理商行。旗昌洋行的股东与波士顿商业集团及华盛顿政要均有密切关系,在19世纪中叶,旗昌商人囊括了美国驻中国主要通商口岸的领事职位,几乎包办了在华的外交事务。本文利用商行的档案资料以及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旗昌洋行进行个案研究,勾勒出旗昌洋行早期在广州发展的线索,揭示商业利益集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以加深对中美外交和经济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解。     

评丁日昌筹办海疆防务的思想主张

丁日昌是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的重要成员,1967年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江苏巡抚后,始正式涉足洋务。丁日昌在苏抚任内,曾经办上海轮船招商局并处理收买美商“旗昌轮船”一案。他在当时敢于将洋人在上海架设的电线及福州已经商订的电线合同全部拆毁撤销。首先提出在中国建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海军以及开拓台湾,创办铁路、电线、矿务、垦务、茶务等近代企业。他虽未曾建树过象林则徐抵抗英国侵略和左宗棠收     

招商局与区域关系史研究的力作——《招商局与湖北》

一百四十年前,洋务运动如火如茶之时,中国首家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宣告成立,次年即在长江中上游枢纽,素有九省通街之称的汉口设立分局,同列强的轮运公司逐鹿沪汉线,继而在川鄂咽喉要地宜昌、沙市设立支局,投入汉宜、宜渝航线营运轮船招商局湖北各分支局在维护长江航运利权和促进湖北地方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招商局与湖北从而结下了百年之缘。     

关于祝大椿的卒年

祝大椿,中国近代资本家,字兰舫,1855年生于江苏无锡,怡和洋行买办出身。1872年到上海,先开源昌号,经营煤铁五金商业,后又买轮船多艘经营运输业,并将所获利润投资于工业,从1888年至1913年间陆续开办了源昌机器碾米厂、源昌机器缫丝厂;合资开办华兴面粉公司、公益机器纺织公司及怡和源机器打包公司。1908年以兴办实业有功,由清政府赏给二品顶带。曾历任上海商务总会     

从近代宁波轮船航运业的产生和发展看沪甬两地经济互动关系

宁波是近代中国最早兴办轮船航运业的地区之一。剖析宁波航运业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沪甬两地在近代化过程中互相依存、互相合作的关系,也可以为当今宁波在纳入上海经济区新格局下的经济联合提供重要借鉴。 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外商凭藉不平等条约,开始在中国江海经营轮船航运业。他们垄断运价,牟取高额利润。稍后,为分夺洋商之利,国人奋起自救而创设的轮船航运企业亦相继勃兴。1872年李鸿章等人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便是首开中国民族航运业之先河。中外航商皆以上海为大本营,刻意经营长江和沿海航线。上海至宁波一线是他们最为热衷、竞争最激烈的航线之一。宁波的轮船航运业便藉此契机产生和发展起来;     

大众持股公司: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大众持股公司：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李鸿昌大众持股公司是股份制的形式之一,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少数大股东控股的上市公司及虽未上市但其股票已进入店头交易的股份公司;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组织形式中,则主要表现为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大众持股公司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资本...     

甘蔗制糖的科学研究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紅旗》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在发表坂田昌一的《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話》时的編者按語指出:“世界是无限的。世界是充滿矛盾的。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統一。……人类的认識也是如此”。这是客观世界的規律。在基本学科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的科学研究和发展道路     

"福星号海难"与中英交涉

轮船招商局福星号轮船被英国澳顺号轮船撞沉,造成65人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海难事故。然而,这桩原因清晰、责任明确的海难案,其最终的处理结果却很难令死难者家属与国人满意。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英方进行明目张胆地袒护,使得招商局的合法权宜受到严重践踏。这充分显示了弱国无外交真理。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打好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

昌河飞机工业集团公司是国家大型一档企业，国家定点的直升机研制生产基地和汽车定点生产厂家，是全国５１２个重点国有企业的前３００家之一。经过３０年的建设，公司已成为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大型企业集团。党的十五大以来，公司抓住机遇，不断深化改革，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迈出了新的步伐，走上了全面发展的快车道。企业已经裂变衍生出１个控股的中外合资公司（昌铃公司），１个股份制公司（九昌公司），３个全资子公司（合昌公司、九电厂、昌河汽车配件公司），１个参股公司（陕西东风昌河车桥有限公司），即将组建１个上市股…     

轮船招商局与天津城市近代化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把近代中西文化的撞击与合流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天津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活动的主要基地,在洋务运动中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是对中国城市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企业。过去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大多着重关注天津洋务企业的产生及其历史作用等等,而专门论述轮船招商局与天津城市关系的文章并不多见。文章拟就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与社会环境、企业的主要经营形式以及对天津城市近代化的影响作粗浅的探析,以求认识轮船招商局在中国城市近代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特睦格图略传

蒙古族卓越的出版家特睦格图、汉名汪睿昌,字印侯,留日时启用日本名古松,原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王爷府大西沟(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喀喇沁旗)人,一八八七年旧历十二月七日生于一个平民家庭。由于他从小聪明伶俐才智过人,受到喀喇沁右旗亲王、蒙藏事物局(一九一四年改蒙藏院)首任总裁贡桑诺尔布(俗称贡王)的赏识,收为义子,并举荐到贡王在本旗创     

民国时期轮船招商局利用外资研究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近代民用企业,作为外商资本的竞争对手,招商局在发展中也利用外资作为企业资本的补充。民国期间轮船招商局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向外国银行举借债款,以解决企业运营资金的缺陷问题,但也有其一定的负面影响。     

试论买办商人对招商局早期发展的作用

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创立于1872年,它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在中国创立的第一个近代民用交通企业。在1872～1873年由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领导期间,招商局的处境十分艰难,发展也非常缓慢。而在1873～1884年由著名买办商人唐廷枢、徐润等领导期间,招商局却呈现了一派兴旺发达、蒸蒸日上的景象,除了不断增加的码头、货栈外,其资本额由最初的六十万两增加到二百万两,轮船由最初的1艘增加到26艘,航线由最初的长江航线发展到沿海及远洋航线,业务范围由最初的装运漕米发展到揽运各种货物。十余年间,除付清官息、股息、折旧费以外、尚盈利四十万余两,可以说这是招商局历史上发展最快、经     

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

漕粮海运是清代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由于牵涉到“雇商海运” ,使得它直接推动了中国传统木帆船业的发展和壮大 ,但由于外国轮船势力的入侵 ,中国木帆船丧失了沿海贸易的主动权 ;在与西方势力争夺沿海航运权的过程中 ,李鸿章利用漕粮海运的利润 ,创办和支撑了洋务运动最重要的企业———轮船招商局 ,同时也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化的轮船运输业 ;义和团运动之后 ,铁路运输也加入到漕运事业中来 ,加速了中国运输业的近代化步伐。因此 ,漕粮海运对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 ,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关于轮船招商局激励措施的历史考察

轮船招商局崛起发展于西方航运公司严厉排挤和制约的时代,它采取怎样的经营管理技巧以争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成为了一种必须。本文将探究轮船招商局如何运用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杠杆激励股东和员工,在夹缝中求生存,以追求更大的利润。尽管其激励机制还不完善,但对今天企业管理仍有积极意义。     

邦达昌的崛起及与西藏和内地的关系

“邦达昌”是西藏地方的一个著名商帮。本文通过对邦达昌的兴起经过及其在西藏区内外、国内外贸易活动的简要介绍,重点分析了邦达昌家族崛起的地理、历史及政治因素,并对邦达昌家族与西藏和内地的关系,特别是其对祖国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的影响作了简要的评述。     

雍正朝汉军旗属牛录的均齐化

《八旗通志》的《初集》和《续集》的《旗分志》中记载的各旗、各参领下属的牛录数是平衡的,整然有序。这是雍正朝实施牛录制度改革的产物,并不能反映从清开国初期以来直到康熙末年的八旗制度的情况。雍正朝改革前,各参领所辖牛录数在各旗间、各参领间都是极不平衡的,与《旗分志》的记载大不一样。本文试就雍正朝推行的汉军旗辖牛录均齐化政策加以讨论,阐明《旗分志》中记载的汉军旗的严整均衡的组织状态是怎样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