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雷平改革对村社的影响

俄国村社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组织,在俄国历史中占有特殊地位。20世纪初,俄国当局的重大举措是斯托雷平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消灭落后的村社,引领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改革最后并没有成功,但还是动摇了村社的根基,对村社产生了极大影响。改革促使村社的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发展;激化了村社农民和地主、富农间矛盾并使农民分化问题加深;提高了青年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使青年人沾染上不良风气。     

黑龙江垦区土地所有权制度创新刍议

本文从黑龙江垦区与农村制度上的不同 ,分析了黑龙江垦区不同与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创新上的特点与难点。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黑龙江垦区在土地所有权上的可能创新方向     

论我国古代土地所有权保护制度的特征

我国古代曾长期存在着土地国有与私有并存的状态,虽然土地所有权国有的制度始终未被彻底打破,但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法律关系仍在一定条件下得到了实现与发展.土地所有权向私有方向发展虽起起伏伏,但从未间断,并最终形成了更加明晰的土地私有权制度,构筑起了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特色的以土地为核心的物权保护体系.在土地所有权国有与私有的长期斗争中,法律最终从注重土地所有权的确认转向了更加注重对土地使用收益权利的保护,并最终孕育和完善了封建社会的物权制度.     

一级所有权与二级所有权——土地作为政治产品运作的研究

基于中国历史上国家政权对土地的运作,本文认为自然属性十分明显的土地是被社会按照政治产品来运作的,并指出我国封建社会土地的所有权存在以下结构:由政权从总体上拥有的——土地一级所有权;由地主或自耕农拥有的——土地二级所有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土地私有制的产权。进而研究了走向新中国过程中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土地作为政治产品运作的新情况,包括国家政权在不同阶段对农村和城市土地的配置方式、权利界定,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     

唐前期土地所有权状况探讨

唐前期的土地法规政策和土地制度,共同规划安排了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并存的二元土地所有权的状况,其中国有土地又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体现了国家主权意志、法权意志和统治意志,体现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经济领域的干预和操控。同时,唐前期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具体形态又是多种多样的,把当时的土地所有权视为单纯的国有或者私有,都失之片面。     

建筑物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冲突新解

在我国,建筑物所有权可以归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而建筑物所依存之土地的所有权却只能归属于国家。建筑物所有人所拥有的只能是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基于建筑物与土地的不可分性,当土地使用权到期时,必然产生建筑物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之间的权属冲突。关于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物权法》虽有规定,但不具体,对解决冲突无明显作用。实际上,解决建筑物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冲突的最好办法是确立建筑物所有权人的优越地位,延长土地使用权期间,赋予建筑物所有权人土地续期权、补偿权和优先权,降低土地使用权续期负担。     

中国古代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变动方式

本文试图运用所有权理论描述中国古代国家土地所有权的变动方式,并对该所有权的涵义、表现形式进行厘清,进一步论述了其变动方式,认为古代国家土地所有权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概念,土地被称为"田”或"田地”,其所有权的变动特点在朝代更替时,国家土地所有权变动取决于政权的替代;在一个朝代下,其变动方式十分复杂.不管何种情况,在本质上均为权力行为.     

传统中国的土地产权分立制度探析

传统中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土地所有权观念与制度,其最典型的特征便是产权分立.西周分封制度之下的井田制、北魏至唐的均田制,都是在土地国有前提下土地产权分立(分割)的例证.五代至北宋土地私有化愈演愈烈,但又兴起了土地集体共同所有的土地制度;明代中叶以后,永佃权与"一田两主"的土地产权分立方式又大行其道.总的来看,在土地所有权分立的条件下,"土地公有"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土地集体共同所有的方式同样影响深远;而私有土地的所有权与占有使用权("占耕")的分立,以及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分割,都是民间行之已久的习惯.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土地产权制度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略论马克思的土地所有权理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全面研究了从古代共同体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所有权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分析了不同时代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基本特征,科学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土地私有权。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土地所有权与人的生存权、劳动权的关系,土地所有权与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得出了未来社会将消灭任何形式的土地所有权的结论。     

论土地所有权与主权的同质性——以西欧早期权属变迁为样本

土地所有权与主权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二者关系不能通过社会契约或实在法的简单描述获得说明.通过不完全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二者曾经混合一体,其近代以来的分离不过是观念上人为的分割,而该种分割并不彻底.在解释上,须以贯通公、私法的历史眼光解释二者之间的同质互动.同时,土地国家所有权因此被引申证明具有一定合理性.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的目标

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需要从民法理论上科学类型化集体土地所有权,更需要适应土地利用方式和农村社会经济改革的现实要求。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应当以增强所有权主体的独立性、健全“重在利用”的权利体系、拓展土地的价值支配形式以及逐步实现农民土地权利与农村居民身份分离为目标。     

黑龙江省农地产权制度的特征与实现方式探析

深化农村改革,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关键。黑龙江省的农地国有比重较大,且耕地、林地、企业厂矿用地、湿地并存,其权属和使用现状较为复杂。合理建构黑龙江省的农地产权制度并探索其实现方式,对振兴黑龙江农业乃至黑龙江经济极为重要。     

马克思论东方社会的土地公有制

西方学者对东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研究时,普遍所采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是土地所有制的比较,认为二者的一个根本差别是东方社会实行土地公有制而西方社会是私有制。马克思也得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的钥匙”的判断,并从土地公有这一角度对东方社会进行了深刻剖析。通过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的土地制度有了新的看法：东方土地的私有形式已开始出现;东方土地制度存在二重性;人类早期普遍经历了土地公有制,晚年在对俄国民粹派公有制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开始把东方的土地公有制看作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点。     

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是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派与保守派围绕此问题进行了长期争论,最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解放农民法令,宣布带着土地解放农民。法令的文本规定有很大弹性,农民最终没能获得土地所有权。农民实际使用土地的数量减少,地力下降,增加土地的尝试也没有取得理想效果,这种局面直到20世纪初亦未能得到根本改观。沙皇主张废除农奴制是顺应时局之举,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竭力维护传统,加之土地产权变动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等因素,农民土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对耕者有其田与耕者有其权的新探讨——清康雍乾山东与德国巴伐里亚农村土地状况的比较

康雍乾时期,“耕者有其田”是山东农民一如既往的愿望,但却是德国巴伐里亚农民的划时代要求。在18世纪世界经济转型以前,在整体上,“耕者有其权”是巴伐里亚农民的生存依据,但却是山东农民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原因。本文以康雍乾时期为历史中折点,说明:拥有土地的占有权,迫使山东农民必须承负国家的、官府的和家庭的责任。比较之下,土地占有权向着土地耕种权的变化达到极限,使巴伐里亚的农民借助于新型社会的到来转变成为拥有土地占有权的国家公民。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的制度悖论解析

当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虽对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制度作了规定,但在实践中存在着农地非农化过程中产生巨额价格＂剪刀差＂;＂公共利益＂范畴肆意扩大,致使征地范围过宽;土地流转补偿机制存在缺陷;失地农民正当权益难以保障等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建章立制杜绝＂土地财政＂,规避政府自利行为;明确＂公共利益＂范围,完善土地征收制度;建立失地农民土地补偿长效机制,保障其生活质量等对现行农村土地所有权流转制度纠偏。     

经济发展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

有关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通过对山西省某乡镇农村的抽样调查,可以看到经济发展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村民参与的程度较高,选举竞争也较为激烈,村委会选举的制度也能得到较好的实施。     

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土地集体所有权实施现状及制度重构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在城乡统筹配套改革区农民土地极大赋权及土地流转频繁情况下,面临传统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瓦解、集体组织管理权能被压缩和削减等一系列困境,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分地区、有条件地实施集体土地股份合作社试点改革制度,于内部明确农民集体的主体地位及设计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以实现农民集体的意志顺利表达,于外部提供法律支持和监督机制,防止国家公权力的侵袭,以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资源及实现农业生产效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