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后期的道德思想

本文以鲁迅鲜明的爱憎观念为线索,通过介绍鲁迅对“中庸”、“奴性”、“投机”等旧道德、伪道德的揭露和批判,论述了鲁迅所推崇和坚守的道德信念及其道德实践。文章指出,鲁迅的道德思想植根于他对人民大众的热爱,植根于他对民族和人民的自由、解放的追求;鲁迅的道德是一个思想发展着的革命家的道德,也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应有的道德。     

发明“原鲁迅”——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批判

伊藤虎丸在"终末论个人主义"论述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绝对"自由意志论主体"的"原鲁迅"。"原鲁迅"作为现代东亚的"最初之人",虽然天赋自由精神,然而却不是特殊之人,而是一个普遍之人,其表征了现代社会对主体的基本想象:透过自己的特殊性来感知自己为普遍性的代表。伊藤虎丸发明"原鲁迅"的目的,是为东亚社会的现代性实践建立一个以鲁迅为镜像的历史典范:即通过主体性的精神、文化和社会革命,从而在根本上彻底接受了西方近代主义的"现代中国"。进而以之为参照,批判战后日本之无主体性的近代化进程。     

"义利之辨"的人学底蕴--在个体认同层面的展开

"义利之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观之辨,它具有深厚的人学底蕴;在人学意义上,"义利之辨"涉及的是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一个人如何对待"自我"、如何对待"他者"的问题;在个体认同意义上,"义利之辨"所内蕴的"自我伦理"和"他者伦理",形塑一种特定的自我观和社会观,为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提供一种道德框架.     

内在运气，自主性，以及道德责任的恰当性——对伯纳德·威廉斯《道德运气》的一个解读

道德运气问题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伦理学问题,对于道德运气的观点影响着我们对人的自主性以及道德责任赋予的恰当条件的理解,甚至影响着我们对于一些道德体系的一致性的判断.在当代对于道德运气问题的探讨中,伯纳德·威廉斯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他所持有的道德运气主张,更是因为他在这个问题的探讨中对一些传统道德体系所进行的批判.借助于内在运气、外在运气的区分,威廉斯揭示了道德运气问题的根本症结,并不是道德运气与控制条件的矛盾,而是将道德要求看作无条件的、非个体的、以及至高无上的.本文试图说明的是,尽管道德运气现在已经得到多数人的承认,然而运气对于道德判断的影响也不是无条件的,只有那些真正进入人的选择和人生计划的思考、权衡范围内的运气因素,才能成为对我们有着实质意义并且我们能够对其承担责任的运气.     

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释义之二

作为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的内容之一的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本文从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角度,分别对"全面发展"的内涵做了阐释.从前者看,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人能力和才能的全面发展、个人的全面的活动、个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和个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从后者来看,个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原始的丰富而是经过了片面发展之后的全面,不是一种外在的设计而是天赋的实现,不是一旦达到就不再改变的状态而是一个朝向全面开放的过程,不能单纯归结为能力的全面而是人性的全面.     

《周易》"情"辨析--兼论"设卦以尽情伪"

"情"在《周易》中的含义可分为两种:一种指大千世界中万事万物的情状,是形而下的具象世界;另一种相当于"道",是形而上的层次.而在"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中,有一个"形上等级制":书→尽辞→尽言→尽象(卦)→尽意(情).在这个"形上等级制"中,"情伪"不是指具象世界中的真假之象或虚实之象,而是与"道"相似,具有形而上的意义.     

从"非人"到"人"——鲁迅五四杂文基本理念的构建

研究者一般从批判性、否定性和破坏性方向上定位鲁迅杂文,也多从这个方面探析并发掘鲁迅杂文及其意义.这是一个我称之为批判性或解构性的视角,这种视角有偏颇之处.因为它不是把鲁迅及其杂文看作一个"整体",不是从整体性方面加以把握,它遮蔽了鲁迅(杂文)更内在更本质性的东西.所谓更内在的东西,就是关于"人的观念".我认为这种关于"人"的观念,在鲁迅那里是作为"基本理念",即根底性意识特征而存在着的.从"非人"到"人",从解构性到建构性,可看作鲁迅五四杂文的总趋向;也是掘发鲁迅杂文更内在意蕴的一个有力视角.     

守望生命信仰之境,点击虚无主义行径——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杂文"(之一)

以"批判--解构"为显在话语特征的鲁迅杂文具有其内在的、富于整体性的意义建构体系.对现代生命信仰境界的持续冀望,对生存虚无的反复透视、解构,是鲁迅杂文着力建构的深度意义体系.鲁迅杂文的这一意义体系建构还没有得到学界的自觉挖掘.鲁迅杂文对濡染着虚无主义气息,依附在虚无主义精神上的言行举止有着广泛的揭示、批判,鲁迅杂文对虚无情景的不断"批判--解构"持续完成着其自身对于生命信仰之境的反复建构.     

“救救孩子”还是“救救父亲”？——从鲁迅小说中“孩子”命运看其对启蒙和自我启蒙的思考

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救救孩子"的呐喊者,他的小说,以令人震惊的笔触描写了孩子们的悲惨命运和精神病苦.鲁迅个人独特的生活体验,使他在思考"救救孩子"这一问题时,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深刻和远见.他将造成这些病态孩子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归结到旧的家庭关系和父子关系.他指出,要"救救孩子",使"人之子"立人,首先是父亲要成为"觉醒的人"和"人"之父.     

论鲁迅与曹禺作品中对生命意识的书写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鲁迅与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佼佼者,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鲁迅站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劣根性”而展开。在对国民进行批判、剖析的过程中,鲁迅一面反思,一面也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性和深切的孤独感,进而感到绝望,然而他毕竟还是不肯放弃绝望中的一点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鲁迅所批判的国民逐渐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与挣扎,在这种背景下,曹禺思考角度也相应发生变化,由鲁迅时期的“唤醒”、“批判”转为了“探索”,他把目光集中于“人”本身,探索着人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故而他的生命意识更多的集中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与斗争。与其他作家直接在文章中发出悲叹与呼吁不同,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的流露出一种巨大的悲悯意识,并且这种悲悯意识是以一种潜藏的方式显露出来的。     

主观性与强调表达的本质、特征及关系

语言不仅是传递客观命题的工具,更是言者用来传递主观性的工具。首先,言者对命题的认识、对事件的态度、对语篇的立场构成了主观性陈述;当言者的主观性赋予话语某一部分在态度、情感、立场上的主体地位,使它们超越其他语义内容、获得凸显感知时,就形成话语中的强调形式。其次,主观性的核心参项可以表述为不具真值语义、体现言者立场的话语形式;同理,话语强调表达的核心特征可参照真值语义、句法辖域、语用意义三个维度。最后,强调表达与主观性表达是蕴涵共性关系,强调表达是主观性表达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性是语言中更为优势、自由的概念,不一定总是表现为强调表达。      

从城乡一体到城乡分离——先秦至唐宋城乡关系述论

历史上的城乡关系经历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生分离与对立,又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互依存联系密切,并将最终走向城乡一体共同协调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唐宋时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唐宋以前,城乡之间城乡一体的发展态势较为明显;唐宋以降,城乡关系逐渐分离并形成了"交相生养"的新型关系。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建国六十载“党政关系”的发展

自建国以来,中国的党政关系发生了十分复杂的变迁,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的发展经历了从"党指挥政"到"以党代政"再到"以党领政"的发展历程.党政关系的发展最终使中国行政权力从党权中分离出来并呈现出逐渐扩张的趋势.     

现阶段的贫富分化及其对策研究

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趋势。贫富分化既抑制效率 ,又损害公平 ,是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大隐患。只要我们始终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加强宏观调控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就能够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党的建设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论抗战时期我党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党在干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为促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其历史经验：一是党的高度重视;二是系统化的教育管理和行政机构;三是灵活、适时、科学的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四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精神和勇气。     

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消费者农产品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可追溯鸡蛋为例

为了探究消费者的信息追溯标签信任度对购买农产品行为的影响,本文基于390份辽宁省消费者购买可追溯鸡蛋行为的调研数据,通过二元Probit模型和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其影响因素,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法,验证消费信心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信息追溯标签有较高信任度,其对可追溯鸡蛋的消费信心也相应提高,进而更...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略论明代的律、令、诰、例

明代法律多样,律始终占据法源主导地位,令、诰、例在明代不同的时期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与律相辅相成,弥补律之缺位,强化律之功能。明代并不具备产生判例法的充分条件,明例的修定与判例法也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成文法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