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R&D强度的影响因素——基于局部调整模型的实证检验

采用1991～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了影响我国R&D强度的因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R&D强度的5个因素:企业因素、政策因素、公共R&D部门、投资因素、经济因素;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企业R&D人员投入强度、行业结构、政府直接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公共研发部门R&D支出的力度、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人均GDP、GDP增长率、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12个变量。以局部调整模型为基础设计了实证模型,通过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行业结构、知识产权保护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R&D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数据分析

利用2001年至2008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验证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基于宏观总产出方程与信息基础设施微观供需模型相结合的联立方程模型控制信息基础设施内生性,采用人均长途光缆线路长度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测度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基于信息基础设施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复合增长效应的测算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贡献,但是信息基础设施对不同区域增长的贡献与经济增长的状况却存在反差.在西部不发达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全国水平,而中部各省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却低于全国水平.     

知识产权契约激励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的关系研究

知识产权契约激励对个体知识创造行为的影响决定组织知识创造的绩效.基于组织激励理论、心理学理论和行为学理论,以知识产权契约激励作为个体知识创造行为和知识心理所有权的前因变量,探讨知识产权契约激励对个体知识心理所有权和知识创造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知识心理所有权对知识产权契约激励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选取上海大众汽车一厂技术中心的研发人员为实证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R&D知识产权契约激励、附加知识产权激励、知识心理所有权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R&D知识产权契约激励对个体知识创造行为具有正向作用,知识心理所有权对个体知识创造行为产生正向影响,R&D知识产权契约激励和附加知识产权激励对知识心理所有权均产生正向影响;知识心理所有权在R&D知识产权契约激励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附加知识产权激励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结果理清了知识产权契约激励、知识心理所有权与个体知识创造行为间的三者关系机理,打开了知识产权契约激励影响个体知识创造行为关系的黑箱,为知识产权契约激励的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企业创新——基于广东省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的准自然试验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科技、经济和法律相结合的产物,其本质在于解决"知识"作为资源的归属问题,是一种激励和调节的利益机制。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基于广东省2006年开始的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审合一"的准自然试验,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审判机制改革带来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的提高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三审合一"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动态效应检验表明,"三审合一"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时滞,并且能够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3)异质性检验表明,"三审合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高技术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4)影响渠道检验表明,"三审合一"主要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费用来促进创新。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可以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公司治理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调节效应研究

公司治理通过监督和激励机制来控制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经理人有效配置资源,从而影响R&D项目的执行效果,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公司治理自然被作为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变量引入。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从理论上论证公司治理是如何调节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且提出相应假设,选取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层次回归方法和分组分析方法,检验机构投资者、国有控股、董事会、经理层股权激励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和独立董事对R&D投入与企业绩效没有调节作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直接关系,国有控股、董事会会议强度对二者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经理层股权激励对二者关系有正向调节效应。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R&D活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和高度的专业性使得对其监督的难度比较大,通过给经理人一定的股权,使他们成为股东,用激励机制解决R&D活动中的代理问题可能效果更好。     

R&D投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自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以来,R&D投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R&D是一种系统的创造性活动,是知识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但R&D投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仍是一个未破解的难题。本文通过建立模型,以我国为样本,定量地分析了R&D投入与GDP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R&D投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背景下,对影响国际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进行实质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产品的差异性和交易成本这两个因素在现实中对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为促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本文提出了大力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的政策建议。     

企业家精神、外资依存度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4年31个省的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全国及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企业家精神、外资依存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外资依存度对整体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分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家精神对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推动作用,而外资依存度在各区域则呈现出不同的作用效果,其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是对东部及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出口竞争力——基于地区差异视角

本文选取我国1997～2010年面板数据,考虑出口竞争力变量的滞后效应,建立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竞争力等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同时,采用ECI指数来衡量出口竞争力水平,分别从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数据四个层面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经济规模、企业规模、经营管理水平变量对出口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口密度、技术进步变量对出口竞争力未能显示正向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效应,外资引进促进了出口的增加;分地区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和中部地区为正向影响效应,而西部地区却未能显示出正向影响效应。此外,出口竞争力变量自身存在极为显著的路径依赖,上期对本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技术引进与R&D的关联机制研究——以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例

本文利用1998-2003年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一个面板数据(Panel Dara)样本,研究了技术引进与R&D之间的关联机制.从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所有制类型两个层面考察,实证结果都显示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明显更倾向于引进技术;反之,企业的技术引进行为对其R&D投入规模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技术引进与研发活动之间有良性互动关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外资企业和非国有其它内资企业中,技术引进与R&D的结合提高了企业的TFP水平,不过促进作用不是很大.国有企业中,技术引进与R&D没有表现出类似的互补关系.在港澳台资企业中,两者结合的技术提升效应不是很稳定.     

INSTITUTION‐INDUCED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ND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This paper studies theoretically how the cross‐country differences in the institutional quality (IQ) of domestic credit markets shape the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when such IQ differences also cause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IQ affects productivity by changing productivity–agency‐cost trade‐offs across heterogeneous investment projects. Such institution‐induced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re shown to have effects on the investment and capital flows that are opposite of exogenous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This implies that the overall effect of IQ could generate U‐shaped responses of the investment and capital flows. Among other things, this means that capital could flow from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o both low‐income and high‐income countries, and that, starting from a very low IQ, a country could experience both a growth and a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after a successful institutional reform. More generally, the results here provide some cautions when interpreting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nd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on capital flows. It also calls into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treating the degree of financial frictions as a proxy for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commonly done in the literature.     

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

已有的关于人力资本的理论研究,要么强调了教育的作用,要么侧重于健康的影响。虽然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在度量人力资本的时候,采用了教育和健康两个指标,但是尚未有研究给出人力资本的具体构成形式。本文把教育和健康看作两种资本,人力资本由教育资本和健康资本按照Cobb-Douglas生产技术组合生成。关于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速度,另一种认为经济增长应该归功于人力资本存量。本文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在此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和存量都会影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中既有人力资本积累的功劳,也有人力资本存量的贡献。我们以这个内生模型为理论依据设定计量模型,利用1985￣2000年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要素教育和健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The effect of alliance experience and intellectual capital on the value cre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IC), alliance experience and their interaction on the value cre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ISAs). Based on a sample of ISAs formed by US firms, we find that firm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IC receive greater announcement-period wealth gains. In addi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experience positively enhances the wealth effect of ISAs. Finally, we fi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experience and IC on the wealth creation of ISA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the joint effects of IC and experience in assessing the value creation of ISAs.     

资源消耗、污染控制下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

节能减排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为此将耗竭性资源和环境污染问题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运用最优控制方法研究稳态的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讨论模型的平衡增长解,并在平衡增长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实现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的必要条件,即消费跨期替代弹性、人力资本积累效率与时间贴现率之比应满足一定的动态关系.通过对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变量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和模拟检验发现,消费跨期替代弹性、时间贴现率、人力资本积累效率、物质产品部门和研发部门的产出弹性、污染的产出和控制弹性对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污染排放增长率和资源消耗速度产生一定影响.     

资产泡沫、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研究了资产泡沫发生、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理论方面,本文构建了符合我国经济典型事实的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模型中,企业家在为研发筹集资金时面临融资约束。由于融资约束的存在导致资本市场的资金供过于求,发生资产泡沫可促进企业平均的研发投入增加,研发成功的概率相应上升。实证方面,本文采用FF-TVP-SV-VAR和TVAR模型以及我国2000-2016年的月度数据分别对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资产泡沫发生可以促进技术创新,但该效应依赖于融资约束。此外,本文识别了融资约束的两个门限值。低于下限值时,资产泡沫可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经济增长;高于下限值时,资产泡沫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弱,因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     

投资者情绪、平均相关性与股市收益

Pollet和Wilson的研究认为,股市平均相关性-收益关系比股市波动-收益关系能够更好的阐述总体风险-收益关系。本文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对股市平均相关性-收益关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相比于股市波动,平均相关性对股市预期收益的解释能力明显增强,并且在低情绪期,平均相关性-收益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而在高情绪期,平均相关性-收益关系被削弱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高情绪会削弱总体风险-收益关系。这一结论在随后的稳健性检验中被证明是稳健的。     

日本经济发展与中日贸易的经济计量分析

基于向量自回归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中日贸易与日本经济发展的长期关系和因果关系等 问题. 将多变量时间序列间的单方向因果测度理论应用于中日两国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从因 果关系角度揭示了7 个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间长短期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并从经济计量学的 角度阐明了在过去20 年中日经济发展的互补关系.     

资源输出型地区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对"资源诅咒"现象的解释

以Romer的R&D内生增长模型为基本框架,将一个被动接受技术外溢的劳动密集型的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引入其中,建立了资源输出型地区的4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市场竞争动态均衡分析及平衡增长路径上稳态解的比较静态分析,为资源输出型地区面对的"资源诅咒"问题提出了机理解释,即资源开发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分析表明,丰裕的自然资源和较高的资源价格可以吸引劳动力去从事缺乏技术含量的简单的初级资源开采活动,使制造业部门和R&D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相对减少,从而导致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最后,利用我国西部1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为理论解释提供了有效的经验支持.     

Growth,Trade and Factor Endowment: A Surve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 endowment,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nd trade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The paper analy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that both trade and human capital play a leading role in explaining country 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and cumulativ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re identified as the key ingredients that explain why countries perform differently and, at the same time, why they may tend to converge towards a common benchmark.     

上海股票市场系统流动性风险溢价研究

以收益率与系统流动性因子的β值作为系统流动性风险的代理变量,按照FF三因素模型的方法,将账面市值比替换成β值,构建新的包含市场超额收益、公司规模和β值的三因素模型,研究系统流动性风险与我国股市超额收益的关系。上证50指数成分股的实证结果表明,系统流动性风险对我国股市超额收益有显著影响,β值为正的股票获得正的系统流动性风险溢价,而β值为负的股票获得"负"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