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持股、高管的私有收益与公司的并购行为

探讨公司高管发动的并购行为与谋取个人私有收益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并尝试从高级管理层的私有收益角度对公司高管的并购行为进行研究.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及中国高管薪酬管制和公司并购的特殊制度背景,以1999年～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回归、随机效应回归和分层回归的实证方法,得到一些重要结论.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并购已经成为高管谋取私有收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发动并购行动高管获得更高的薪酬和在职消费,而高管发动并购事件谋求在职消费的私有收益动机最为明显.通过分层回归还发现,目前中国的制度环境下管理者持股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这一股权激励的确能够适当缓解高管以谋取私有收益为目的而发动毁损股东价值的并购行为.     

股权制衡、并购信息披露质量与主并公司价值——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模型与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模型构建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式,考察了股权制衡对并购信息披露质量以及主并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股权制衡能够显著改善并购信息披露质量,同时提升主并公司的价值.并且,由于控股股东在并购活动中一贯采用不共谋策略,使得股权制衡对主并公司价值的正面促进作用,不受大股东之间股权性质异同的影响,能够保持良好的稳定性.研究还发现,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股权集中度与并购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资产负债率与并购信息披露质量显著负相关,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和采用关联并购方式都有利于主并公司价值的增长.     

内部控制、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分析了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对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高管权力与并购绩效负相关,并且内部控制与高管权力之间存在反向的相互作用关系.当高管权力缺乏制衡时,并购成为高管实现个人收益的手段,而企业本身并不能实现预期的并购价值,内部控制是针对高管权力的制衡机制,对并购绩效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股权分置改革后控股股东代理行为实证分析

本文借助所构建的控股股东代理行为指数,对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控股股东代理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通过控制上市公司董事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间接侵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比较普遍;大股东间的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代理行为有抑制作用;增加独立董事比例、保障中小股东的投票权,减少隶属于控股股东单位的公司董事数量,建立适度规模的董事会有利于抑制控股股东代理行为。     

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派现水平的联动关系研究

基于股权结构内生性的假定,采用面板数据动态地研究了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对股权制衡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中小股东并不把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至少是正常派现)视为控股股东的掏空方式,在控股股东完全控制的上市公司这种情况更为显著.考虑到股权结构在静态指标上表现出外生性的一面,同时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研究发现股权制衡与上市公司派现水平之间存在着联动作用:派现水平越高,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越低;股权制衡度越低,上市公司的派现水平越高.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变更是否改善了企业绩效?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变更是否改善了企业绩效？本研究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高管变更的绩效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1）高管更换与公司绩效紧密相关;控股股东的更换与高管人员的更换密切相关;（2）控股股东的更换与更换前低劣的经营业绩相关;（3）更换了高管人员的公司,高管显著提高了经营绩效,在高管变更中企业绩效改善主要来源于市场绩效的提高。但是,更换控股股东和高管人员并未显著地迅速提高企业真正的营利能力,高管人员的更换既与控股股东变更相关,还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相关。     

控股股东自利行为选择与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关系研究——基于股权结构的内外生双重属性

本文通过检定公司股权结构的内外生双重属性以及探索公司股权制衡的影响作用,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选择与股权制衡之间的关系。站在股权结构外生性的角度,股权制衡能够制约控股股东与其控制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以及侵占型关联交易行为,但无法制约上市公司的派现行为,主要是因为公司中小股东把关联交易而不把派现视为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站在股权结构内生性的角度,股权制衡受到控股股东的自利行为的影响,表现为关联交易使得中小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增强,但上市公司派现行为降低了这一制衡作用,而且在考虑股权结构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制衡度对控股股东自利行为的制约作用减弱甚至消失。     

基于海洋博弈的大股东制衡与合谋研究

本文基于海洋博弈模型,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合谋及制衡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大股东合谋行为是大股东竞争性内在选择的均衡结果,受到参与合谋的股东数量以及股东性质的影响,投票权越小,包含股东数越少的股东联盟越具有稳定性,部分大股东的合谋行为将会降低其他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但对小股东的影响却是不确定的;同时,大股东的投票权差异越小,小股东的博弈收益越高,说明股权制衡有益于小股东的保护.     

高管股权激励与大股东掏空抑制研究:大股东异质特征和制度情境的调节效应

在引入合谋薪酬的委托代理模型中,探究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作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与规范分析,从收入效应、风险效应以及身份转换效应三个层面阐释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影响路径,并以我国沪深A股2009年至2013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分析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存在抑制大股东掏空程度的作用;在股权集中度低、控股层级高和两权分离度大,以及市场化程度低、国有性质和集团控股的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显著,成为有助于投资者保护的内部治理机制;准自然实验的PSM-DID方法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研究假设,并且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在滞后两年的抑制效应显著。研究揭示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及情境差异,这为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提出抑制大股东掏空的政策提供了启示。     

异质预期下股权制衡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对异质预期下股权制衡对公司并购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异质预期会引发并购交易后公司股价的下行调整,造成以股价反映的并购绩效出现下滑;在适当的异质预期下,公司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能够减缓并购绩效的下降幅度。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并购绩效越好。但是,当投资者的异质预期逐渐增强,超出适当的范围时,股权制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特征。     

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研究

大、小股东委托代理冲突问题反映在企业的投资决策上就是,大股东为追求控制权私有收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本文的研究通过建立模型,将过度投资与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纳入到同一个框架下,探讨了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不同控制权配置方式及其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结果表明:基于对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追求,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行为同时存在于大股东控制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中;绝对控股条件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会随着控制性大股东的所有权比例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特征;多个大股东相互监督或合谋都会同时缓解过度投资,以及加强投资不足,且合谋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取决于合谋成本的大小。     

股权制衡、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企业非效率投资

本文采用基于海洋博弈的shapley指数,对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度与股权制衡度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股权制衡度、终极所有权性质与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度与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表现为一种非线性关系;股权制衡能够抑制大股东利益主导下的过度投资行为,但过度的股权制衡会带来投资不足的问题;不同终极所有权性质对上市公司资源配置行为和股权制衡效果影响显著:相对于中央直属上市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表现出强烈的过度投资倾向,且利益趋同效应在地方政府所属上市公司比较微弱,而中央直属和省级政府所属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效果相对较差.     

“股权制衡”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吗?——宏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之争的案例研究

本文以宏智科技的股权之争为例,研究了股权设置与公司治理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股权制衡结构并不能提高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恰恰相反,董事会总是被某个控制性股东完全控制,并在巨大控制权收益的驱动下,不顾其他股东利益而将上市公司掏空,引起各股东之间激烈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局面。我们认为,被有些学者所称道的股权制衡模式,并不比被大家广泛诟病的“一股独大”更有效率。在我国当前市场环境中,股权设置不能解决公司治理中的根本问题,而加强保护投资者的法制建设,约束经营者的具体行为,才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关键所在。     

Information in Tender Offers With a Large Shareholder

We study takeovers of firms whose ownership structure is a mixture of minority block‐holders and small shareholders. We show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dispersed private information on the side of small shareholders and the presence of a large shareholder can facilitate profitable takeovers. Furthermore, our analysis implies that even if some model of takeovers predicts a profit for the raider, for example, due to private benefits, the profit will be underestimated unless the large shareholder and the dispersion of information among the small shareholders are modeled.     

股权结构、高管持股与公司绩效——来自民营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1999年至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回避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市场因素,研究股权结构、高管持股对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显示: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其持股比例越高公司绩效越好,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20％时,高管的股权激励也无法发挥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20％至40％之间时,其持股比例和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这时高管的股权激励发挥显著的作用。不同的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设计公司治理机制时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控制权私利下的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研究

基于企业内部资本配置的理论阐释,以固定资产和长期股权的组合投资为研究对象,构建出有无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资本配置模型,理论分析控制权私有收益对企业资本配置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的控制权私利行为是导致企业偏离最优资本配置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偏离程度随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度的增大呈非线性变化.该变化趋势主要由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和长期股权投资收益率的大小决定.     

最终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度与机构投资者持股——兼论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差异

上市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严重分离会影响其公司价值,进而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本文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状况对机构投资者总体和各类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最终控制人所有权比例越高,两权分离度越小时,机构投资者(主要是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越高;而且两权分离度指标对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在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机构投资者总体上能够做到自我利益保护,在投资者保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的发挥在各个类型机构投资者中存在显著差异.     

民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报酬的决定因素研究

高管报酬的确定并非单纯的技术设计,而是与财务、公司治理机制密切相关的整体.以2002年～2004年深、沪两市的224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处理方式,实证检验企业绩效、治理机制与高管报酬的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企业绩效与高管报酬正相关,内部股东比例与高管报酬正相关,外部董事比例与高管报酬负相关;民营上市公司的内部股东比例越大反而带来更高的高管报酬水平,二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说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中存在大股东对高管层的赎买行为;外部董事的治理机制可以有效地解决高管层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降低代理成本,表明董事会在民营上市公司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参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