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文化现代发展的三大阶段

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包括了“外在冲击”、“内在转化”与“综合创造”三大阶段。“外在冲击”是指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传统产生全方位冲击的阶段,它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内在转化”阶段是指在经过外在冲击后,现代化与现代性内化为中国文化自身的理想目标;“综合创造”阶段是指中国文化通过“综合的创造”与“创造的综合”,既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又超胜于西方式的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学的“文化生态模式”将有可能为当代人类提供有益的启迪。在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之后,中国文化不仅将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而且必将成为人类多元现代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一元。     

截流的虚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驳斥

本文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中国传统文化断裂"的论调,从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出发,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应是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思维模式,而提倡白话为口号反对文化专制主义为主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在否定一系列旧文学模式上由于过激行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但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思维模式并未在五四之后消失,而是以另外的形式存留下来.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未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割裂.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化方案的考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是作为评判标准的价值系统的转换,并非反对传统的一切。它提倡的西化,是充分现代化。它的缺失在于缺少了德性之维的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提醒我们,文化方案的设计应该有整全的人性根基--幸福和高尚,人的真正的自由不仅仅在于物质的富庶,还在于精神境界的高尚,"德福配称"才是真正的"自由"理想。     

柏格森哲学与“五四”进步思潮

柏格森哲学与“五四”进步思潮董德福柏格森生命哲学是“五四”期间传入中国的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代表者。由于它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儒道之学相遥契，颇受现代新儒家等新人文主义者的青睐，并成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颉颃的保守力量的重要理论来源。因此，论者...     

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哲学省思

本文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做了总体的回顾与评析。作者认为 ,对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思想主题 ;就发展演进的内在逻辑而言 ,现代中国文化走过了一个现代化的价值理想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过程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主要成就包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延续中国文化之民族慧命、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化具备了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思想框架、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迈出了坚实步伐等三个方面 ;人类文化发展中后现代转向的出现在使中国文化面临两难困境的同时亦为其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面向 2 1世纪 ,中国文化必须通过新的综合与新的创造 ,切实完成既实现价值系统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换又超越西方式现代性的双重任务。     

评新保守主义思潮有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论调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开创中国的现代文化、艺术 ,树立科学精神 ,推进民主建设等 ,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她在开辟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的同时 ,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 ,更不能说她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新保守主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 ,违背了事理本相。     

性善与性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述评

<正>2015年5月1日至2日,"《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在济南南郊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高校的近三十位知名学者与会。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哲学之大宗,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和标志,两者长期以来曾经势如冰火。自由主义者一度认为,儒学不止是专制制度的帮凶,更是这种制度的直接设计者。第一代港台新儒家曾致力于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民主和科学),但与此同时却又坚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那么,如何界定这种独特性?     

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现代化的机缘与价值——以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为中心

20世纪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保国保种"之民族危机视为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以及如何建构古今中西智慧资源交融的人生哲学,成为诸多时贤的重大难题.与西化派对垒的现代新儒家援引西方哲学理论方法,反思传统并以接续中华民族文化慧命为己任,建构了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新型理论形态--现代新儒家人生境界说.由于所关涉问题的悬疑性与延伸性,及其学说自身的内在价值,使这种理论至今仍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     

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转换论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转换的结果。这种转换代相沿传 ,中国文学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 ,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就古代文学而言 ,形成了文以明道、忧患意识和话语蕴藉的独特传统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带动了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的脱胎换骨般的彻底转换 ,作为一次伟大的文学实验 ,它使得中国文学在转型中获得了时代性、经典性、世界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关联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它以个人为本位,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色彩,但仍然与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关联。从兴起的原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从发展的结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运动的特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个人为本位,并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倾向,但它所推崇的＂个人＂和＂自我＂,绝对不是执著于一己痛痒的＂个人＂和＂自我＂,它所关注的＂世界＂和＂人类＂,也绝对不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和＂人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和思路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十分必要,通过正确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五四”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并且从中探讨“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当代意义。     

鲁迅诸子观的多维空间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标志性的前驱人物,鲁迅与先秦诸子的关系,牵动着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灵敏的感应神经。要解开鲁迅思想最深处的情结,必须从其诸子观入手。鲁迅复合型的诸子观展现为四个维度:启蒙思想是鲁迅诸子观敞开或开放的大门,通向鲁迅的各个时期、各种文体;文学和文化史研究是鲁迅诸子观的基础,给其诸子评述输入丰沛的元气;小说想象和杂文神思,则是鲁迅表现其诸子观的两座回廊。它们共同组合成鲁迅"诸子观博物馆"。鲁迅诸子观之四个维度的差异性,统一于鲁迅进行文化革新的"现在性"。文化是一个过程,不能以凝止的"现在性"代替"过程性",应在新的现代性高度上沟通鲁迅与先秦诸子多种多样的智慧形态,将之各得其所地转化和重组到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大国文化总体结构之中。     

从"美国化"到"本土化":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缘起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的展开,清华园里相应地出现了一股文化运动的思潮,当时称之为"清华文化运动"。在这场文化运动中,感染时代精神的清华师生们,开始以犀利的眼光,反省清华教育中的"美国化",重新检讨清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从而形成了中西文化调和的校园思想氛围。深处其间的清华学子们,同时感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强烈影响,于是从批评学校忽略中文教育发端,而后扩展至呼吁学校加强国学教育,直到最后在多重因素的衡量之下,校方遂在清华改办大学之际,创立了旨在"中西并重、新旧沟通"的国学研究院。     

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

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转型的钥匙。改革时期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讨论,实质上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     

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

“地方籍”作家不一定都是“地域性”特别强烈的作家,而且,并不是任何乡土性、民族性强烈者,都能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还要看是否具备与世界相通的文学精神。中国现代极富地域性的作家中,出自沿海一带较发达农业地区的少,而从偏僻的乡土所谓“边地”走来的却相当多。这造成一种“五四传统”,即在批判封建性的落后、愚昧当中更接近中国的本相。包括由乡土加深了解中国都市的特色;由地方文化的不平衡性,更好领会现代中国的复杂性;由边地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体察到中国文学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总是具有一种不断“寻根”的倾向。我们不妨将地域性作家的“寻根”看作是一种文化态度。但凡具备“大文化叙事”品格的作品,就可能成为“经典”。这种经典文学从“地域”出发,最终是应超越“地域”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转型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建,中国文化开始“破”中有“立”的转型,一个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和方法的适应中国现实国情的现代文化得以生成。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文化失范现象,影响着自身文化竞争力的形成,需要在文化转型中加以重视。     

历史的“五四”与文学史的“五四”

历史的神话往往是被历史的书写者有意或无意缔造的,人们一旦接受了神话化的历史,便不再对神话以外的书写感兴趣,对已浮出水面的新鲜史料也视而不见.被许许多多部文学史约定俗成书写出来的"五四",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五四".历史呈现出的多元复杂相貌的"五四",也许因为书写者习用非第一手资料,甚或因为意识形态化的缘故,在文学史中编排成了单色调的统一面孔.几乎任何一部文学史书写出来的"五四",都是出自同一模具的产物,近乎千部一面.尽管时至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但有关"五四"诸多历史的细枝末节仍被文学史遮蔽了,与之相关的许多人与事和因果的逻辑关系常常呈现出史料不足的简单,学术结论也往往显出缺乏实证的草率甚至武断.我们对真正读懂"五四"还有不小的距离.     

新文化运动与民国初年文化观念更新

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学界对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笔者认为,尽管新文化运动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偏差,但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西方思想的引进,为中国社会确立了"科学"与"民主"的文化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仅就这一点而言,应予以肯定。     

"大众语":五四白话文精英色彩的祛除——对1934年大众语问题讨论的一个观察侧面

20世纪30年代是"大众的崛起"的时期,民族危亡形势赋予大众更大的历史责任,而要使大众明确自身的历史重任,就必须让他们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这个基本要求,五四并没有让他们达到。不仅如此,五四的半文半白的"欧化"白话文,比文言文还要难懂难学。因此,这场俗话运动就从五四的"洋买办白话"开始了。左翼语文家对于五四白话文的不满是它的水准远远高于底层大众的接受能力。白话文没有走向大众,仍然是"少数人"的语言,因此,必须祛除其精英色彩,建立大众语。大众语必须为大众所完全熟悉,必须满足大众"说"、"听"、"看"、"写"四项标准。论争中,有些论者注意到了大众语的多元特性,主张根据大众的需要,从普通话里、从白话文里吸收尽可能多的养分。大众语讨论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必须抛弃自己语言观上的精英意识,向大众、向大众语做无限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