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流无石防沉沦

晚唐诗人杜荀鹤曾写过一首哲理诗《泾溪》:泾溪石险人竞慎,终岁不闻倾覆声。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这首诗的意思是说,船到险处,船家心存警惕,严防意外,所以常常是有惊无险,平安渡过;反之,船到了"平流无石处",驾船者却往往麻痹大意,掉以轻心,结果导致     

“龙城飞将”考释

“龙城飞将”一词出自王昌龄《出塞》一诗。全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是盛唐写边塞诗的著名诗人。他最擅长于以七言绝句这一诗歌形式写诗,赢得当时“诗家天子”(一作“诗家夫子”)之称号。有唐一代,只有李白的七绝堪与之伯仲。卢世璀《紫房馀论》说:“天生太白,少伯(昌龄字)主绝句之席,勿论有唐三百年两人为政,亘古今来,无复有骖乘者矣。”王昌龄七绝诗”善于用含蓄凝重的语言,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感情,意旨遥深,尺幅千里,蕴味无穷。他的这首《出塞》诗,同样具有这一特点。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 ,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 ,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篇》“思无邪”的原意 ,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 ,孔子说《诗经》“思无邪” ,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 ,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论东坡诗的“新”和“妙”

东坡《题吴道子画》云:“立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钱钟书先生认为这两句话概括了东坡诗的理论和实践,并对此二语作了精辞的阐述。(《宋诗选注》)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论东坡诗的“新”与“妙”究竟当如何理解。“苏子瞻以新”(《后山诗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连不赞成他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东坡诗“新”。如元遗山《论诗绝句》:“苏门若有功臣在,肯放公诗百态新?”元遗山的意见,后人颇多异议。赵翼《瓯北诗话》云:“若反以新为嫌”,难道诗人只应该“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新”正是诗的需要,文学是要不断创新的。而且,“新岂易言?意未经人道,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新正以此耳”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孟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孟子用《诗》多为引诗证己,即借《诗》来说理论事,但孟子却不再把《诗经》奉为圭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变通的说法;孟子《诗》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另一有价值的命题,就是孟子提出了关于“怨”的定义。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试解《锦瑟》之谜——李商隐倾向李德裕党之一证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这是金诗人元好问对晚唐诗坛别树一帜、独放异采的大诗人李商隐的评论。虽然元氏把李南隐和北宋初崇尚其诗的杨亿、钱惟演等人标榜的“西昆体”(刘贡夫《中山诗话》)混为一谈,是不恰当的,但是此诗却集中表达了人们殷切地盼望解释清楚李商隐诗的心情。     

追寻桃花源--也谈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是陶渊明的代表作 ,前人多有研究且认识渐趋一致。而有关“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真伪之争论则颇为激烈。通过对当时流传的几种武陵人奇遇故事的比较 ,认为 :陶渊明亦不过如当时之小说家 ,将这一怪异故事记载下来罢了。因此《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 ,其中之“桃花源”这一地理位置亦不宜坐实。而《桃花源记并诗》在历来陶本中“文”、“诗”并载 ,这种文体特征极有可能受到佛经文体偈颂相接的影响     

“度日”还有一个特殊义项!

“度日”一辞,在解放前后出版的所有辞书中,只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不收;二是收了,不过只列出了它“过日子”的那个义项,却不列它另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义项——终日、尽日。兹为后一义项引若干条例证如下: (1) 唐·崔浩《王家少妇》诗:“闲来斗百草,度日不成妆。”这是说女主人公耽于游戏,误了梳妆,一整天也没能打扮成功。 (2) 唐·郎士元《赴无锡别灵一丈人》诗:“度日白云深。”“度日”,别本一作“终日”,可见二辞是一个意思。 (3) 唐·戴叔伦《对酒示申屠学士》诗:“山里春风度日闲。”“度日闲”即是说成天到晚悠闲散漫,这里     

散文的心

讲中国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历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赅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     

论姜夔的所谓“诗法”

姜夔的《诗说》,全文才一千多字,但在中国诗话史上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江西诗论风靡到《沧浪诗话》问世这一段时间的诗论代表作。文中不涉记事,考证,也不评析具体作品,内容全是诗学理论和写诗技巧。由于作者能诗善词,所以他的诗学理论不是空泛的道理,而是他的经验之谈。 姜夔论诗,注重“诗法”,在《诗说》中就多次说到“诗法”或“法度”:“守法度曰诗”。“不知诗病,何由能诗?不观诗法,何由知病?”“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那么,“诗法”到底指什么呢?它有些什么内容呢?无论你把《诗说》这一千多字捋上多少遍,你也无法从文字上找到明确的答案。     

“诗无定解”臆断

所谓“诗无定解”,意思是说:对于诗的解释不会有一致的定论。“诗无定解”的语意,初见于清代人方玉润语。余冠英先生在《诗经选》的“前言”中引述了他的话:“例如《伐檀》篇,尽管‘二千余年纷纷无定解’(方玉润),今天读者的看法却渐趋一致”。显然,“诗无定解”中的“诗”,不是通用名词,而是专有名词,是指《诗     

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比较

李白王昌龄同是盛唐著名诗人,都主要活动在开元天宝年间,(王昌龄略长于李白),晚年又都有贬谪之行,李病死,王被害,结局都很凄凉。他们在政治上都不得意,在诗坛上却都享有盛名:李白有“诗仙”之称,王昌龄有“诗家夫子”(一作“诗家天子”)之誉。在七言绝句的创作上,两人超群逸论,不相上下,被后人并推为“七绝圣手”。如明焦竑《诗评》云:“龙标、陇西,真七绝当家;足称联壁”。王世贞《艺苑卮言》也说:“七言绝句,王少伯与太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这些评语,都是将两人相提并论、一样推崇的。     

诗性文化与食人文化——读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

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是一部高屋建瓴、眼光敏锐的著作。作者在近年来众多的探讨中国文化奥秘的著论中,依据自己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研究,从观点与方法上独辟蹊径,并且能够言之成理,使人读了之后对中国文化有所启示,应当说,这是很不容易的。首先,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奥秘立足于诗性解读,这是极有见地的。以诗来涵概中国文化,这当然并不是刘士林的首创。至少在汉代的《诗大序》中就已经申明,从《诗大序》开始,就将《诗经》置于“六经”之首,倡导:“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美人伦,厚教化,移风俗。”以《…     

对《东山》的看法与郭沫若、余冠英同志商榷

《东山》在《诗三百篇》中是著名的好诗。从思想到艺术都有突出的优点和特点。但二千年来解诗的人对它有极大的分歧看法。分歧点还常常表现在关键问题上。象过去的种种旧说,互有异同,无须详论。问题是在今天的新说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有人说这是“反战”的诗,有人说“这是征人还乡途中思家的诗”;有人以为这诗的气氛是悲苦的和“悽惨”的,“宛然一幅荒凉农村画”,有人却从本诗中得到“快乐”的和“真够美”的感受;有人以为这诗是具体描写复员兵士实际生活,说他已回到家乡,有人以为只是描写他内心的想象或假想,并没有到家;有人以为这是叙事诗,有人以为这是“完整的深刻的抒情诗”。针锋相对,令人惊异!难道这还不值得研究一下吗?     

"诗意"与"诗义":欧阳修"诗本义"的现代阐释

以欧阳修《诗本义》阐释实践为依据,详细分析欧阳修《诗》学重要范畴之一“诗本义”的丰富内涵,指出其主要有二个意义层次:“诗意”与“诗义”。扼要地阐明欧阳修《诗经》阐释学的宗旨与特点及“诗本义”二层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宋代《诗经》阐释学的意义。     

《诗经·郑风》言情诗艺术探微

《丰》:情态逼真,精巧细腻这首诗抒写女子悔恨没有和情人同行,过后又盼他驾车快来迎娶。汉、宋儒者都以礼解诗,对诗中的女主人公颇多指责。《诗序》说:“《丰》,刺乱也。婚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意指女子“不随”,“不和”是悖于“礼”,故当“刺”。朱熹亦认为“妇人以有异志不从”(《诗集传》),又说“此淫秽之诗”(《诗序辨说》),无端地给诗中女子扣上了“有异志”“淫秽”的罪名。陈子展先生说:“《丰》,盖男亲迎而女不得     

对李清照《词论》批评晏、欧、苏三家的理解

本文分析了晏殊、欧阳修、苏轼三人有程度不等的“以诗为词”现象,论证李清照《词论》中“皆句读不葺之诗耳”是对晏、欧、苏三人的批评。从而否定有的研究者认为清照此语仅是对苏轼一人的批评的结论。     

朦胧诗与艺术规律——对于现代诗歌的一个符号学探讨

一九八○年八月,当章明在《诗刊》上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时,他所批评的“朦胧体”是老诗人杜运燮的《秋》和青年女诗人李小雨的《海南情思》,但随即爆发的关于“朦胧诗”的论争却把目标一致对准了北岛、舒婷和顾诚等人的作品。唯一的原因是他们太“怪”了。一个字就是一首诗:“网”(北岛《生活》);自行车的铃声可以“悬浮在空间”,地球能够“飞速地倒转”(舒婷《路遇》);彩虹一眨眼变成了一团蛇影,红花一眨眼变成了一片血腥(顾诚《眨眼》)。语言不再是语言,诗也不再象诗。这不啻是一群怪影闯进丁缪司的殿堂!所以,一些评论家要斥责“朦胧诗”情绪灰暗,格调低下,并将其目为“古怪诗”,而另一些评论家却又赞扬它们真诚和富有探索精神,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