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二元结构”破解对策的经验研究——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城市里户籍和非户籍"新二元"结构给有限的社会资源、社会管理以及社会制度带来巨大的挑战,由于制度性缺失导致的城市内部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享受不同种类和水平的公共服务。近年来闵行区在破解"新二元"结构方面尝试重要举措,积累了诸多经验。确定"以人为本、以综合管理为核心、以社会融入为目标"为基本原则,注重了六个方面的工作。     

个体可行能力与城市发展水平如何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受个体可行能力与流入地城市发展水平的共同影响。以全国性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分层非线性模型揭示不同可行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流入地市民化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转移人口整体定居意愿与户籍转换意愿主要由个人层面可行能力差异造成,定居意愿与户籍转换意愿差异中分别有16.90％和22.91％来自地区发展的差异,主要由常住人口总量、经济水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供给等宏观结构性因素所致。(2)地区生活水平和劳动力市场活跃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容易产生聚集经济效应,吸引农业转移人口流入。(3)户籍开放程度高与经济稳健发展的中小城市更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因此应从农业转移人口可行能力改善、农村权益有偿退出与流转政策创新、区域间协调发展等方面创新完善。     

城市农民工福利获得及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河南省875份问卷的分析

城市农民工的福利获得是其社会权利的体现。本文基于河南省农民工调查问卷,描述了城市农民工的福利获得状况,利用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福利获得对幸福感的影响。当前城市农民工的福利获得依然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这种差异性进而影响着他们的幸福感。基于福利获得提升城市农民工的幸福感,就要尽快以户籍改革消除依附于户籍的社会福利分割,以整体性破解社会福利的碎片化困境,以社会认同重塑推动农民工市民化。     

城市化对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内部同时存在着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进城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限制,难以进入城市正规部门,只能进入非正规部门就业。城市化因此体现为农民从农村向城市非正规部门的流动,以及城市中非正规部门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由于人力资本的差距和政府以户籍为基础的政策倾斜,非正规部门的收入要低于正规部门。这个特点在一定条件下将导致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单调上升。要避免城市化对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产生负面作用,就必须消除城市内部的二元劳动力市场。这就要求政府放弃以户籍为标准歧视进城农民工的政策取向。     

土地承包资格与农村户籍的关联

土地承包资格与农村户籍的关联诱致“非转农”的拉力;城市资本和生产技术反哺农业,机会成本产生了“非转农”的推力,因此,农村户籍的经济价值相对在提高,城市户籍的社会价值相对在贬值,建立国际通行的户口登记制度,积极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以落户条件取代计划指标,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城市户籍人口与农业转移人口社会距离的实证研究

城市社会的主体包括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农业转移人口。这两类群体能否平等、和谐相处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问题。本研究结合专项调查数据,以社会距离为主要关注对象,考察城市户籍人口与农业转移人口之间社会距离的大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20%的本地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之间存在较大的社会距离。而年龄较大、女性、教育程度较低、非农业户口、有房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距离更大。据此,本文提出了缩小社会距离、缓和社会关系的对策与建议。     

探析新时期凉山彝族社会分层现状及特征

本文采用的是"层化论"社会分层理论.根据对凉山彝族不同地区的典型调查、问卷调查、个案分析等经验资料和相关统计得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综述了新时期凉山彝族社会分层现状、特点及社会分层研究的意义.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探讨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本地户籍农民工与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户籍地的差异,外地户籍农民工比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更高;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的收入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对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在大城市及中小规模城市的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中小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对其他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可获及程度对农民工月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农民工的增收,基本权益保障,以及完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我国户籍制度的历史作用及其开放条件研究

户籍是一个符号,也是一种资源,它可以解释秩序的建构与控制之间的关系,可以阐释中国社会结构分层和流动的现实与机制。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户籍制度的闸门逐渐敞开放大,但应该放多大,什么时候完全放开,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从思考社会理性、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妥善安排社会保障、实现城市化、人口双向流动等多重因素可以阐明户籍闸门的开放条件及程度。     

我国政治分层的变迁与合理构建

政治分层存在于任何社会中，它以一定的社会分层为基础。建国以来，我国的政治分层的变迁经历了两个阶段，文革前的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文革结束以后,政治不平等明显降低。但是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政治分层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利于我国政治发展的因素。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政治分层概念、变迁以及重新建构。     

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的几点思考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推进城市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医疗保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目前农民工医疗保障体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尚存在制度保障效力不足、相关的配套机制不健全和有关部门对农民工医疗保障认识有偏差等问题。应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推进城市户籍制度和农村承包土地制度改革,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法制化建设,建立和完善适合农民工工作和生活特点的医疗保障制度。     

湖南农民工务工权益的缺失与法律保护

农民工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等权益缺失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它在湖南着实成了一个考验执政者智慧的难题。二元户籍及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自身素质低下及法律法规不完善等体制是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的根本根源。因此,必须尽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一体化,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农民工培训、打造湖南劳务品牌及创新工会组织等针对性举措来维护农民工权益,构建和谐社会。     

重庆市农民工城市适应性障碍探析

教育的缺失,文化程度低,户籍制度的缺陷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致使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及心理三个层面表现出对城市的适应性不良。为此,重庆市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农民工岗前培训,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公平、共享的社会保障机制等,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感,促进重庆市农民工城市适应等措施,以提高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     

一个尴尬范畴的批判——基于农民工概念演进的内涵和语境

由于历史语境的变迁,农民工范畴经历了从＂农民工=户籍身份（含输出地）＋职业（主要指经济收入）＋阶级成分＂到＂农民工=职业＋户籍身份＂再到＂农民工=职业＂三个不同样态,其演变的语境也相应分为三个阶段。令人关注的是,当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然导致农村土地财富的攀升和＂新生代农民工＂含义的改变,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内涵,即将进入＂农民工=职业＋土地财富＂的新阶段。     

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与对策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包括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两个方面.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具有多元性,除了因户籍制度造成的"上学难"外,还体现在流动儿童聚集地与城市教育资源的分布不一致性、流动儿童学习过程的不连续性;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农民工在城市较差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大部分留守儿童短期内无法结束其留守状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教育与技能水平决定了其工资报酬水平,但目前农民工整体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都较低,大多数未受过职业技术培训,且对今后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意愿不高.本文针对以上问提出了对策的建议.     

户籍制度与农民工就业歧视的实证分析

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歧视有着重要影响是学界多年来的一个共识。但是,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次级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对就业歧视影响如何?文章基于实证数据分析得出,在农民工就业比较集中的行业和企业,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就业机会、就业待遇、就业福利、职位升迁与社会流动四个方面影响不大。农民工就业受其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较大。这说明在"准进入"门槛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户籍制度的歧视作用在慢慢消解。     

回乡,还是留城?--对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因素分析

农民工是在我国户籍制度下产生的特殊群体.他们迁入城市之后,回乡还是留在城市是他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影响他们理性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对自身资本的认知、对户籍的评价、对城市以及乡村的认知.这几个因素相互作用影响农民工选择回乡还是留城以及留城时间的长短.     

甘肃省农民工权益受侵害状况、原因分析及立法建议

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仍然是当今中国“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甘肃农民工权益遭受侵害状况及其产生的原因在全国范围内既具有普遍性，又具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独特性。研究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必须立足于机制转变和制度创新，从转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推动农村乡镇体制改革和农村户籍改革入手，建立完备的“三农”问题法律法规体系及其监督机制，才能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转户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以重庆为例

户籍制度是一项包含多种利益分配的身份制度,户籍改革意味着利益结构的大调整,必然面临复杂的博弈.在自愿选择的前提下,中国农民工户籍转变过程逐步趋向于政府与农民工基于成本利益估量的双向博弈.文章以博弈方法分析了当下农民工转户过程中农民工和政府策略影响因素及可能的均衡路径,得出结论为:现阶段政府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大于所需成本,有动力主动推动农民工转户进程;农民工出于对转户后生活不确定性的考虑,需要政府适当保留其部分既有利益且提供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后对于转户才有持续积极性.为了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可持续稳定前进,政府可能在短期需要付出足够多的经济政策扶持;即便如此,对政府和农民工而言,这仍是一个双赢结果.最后以重庆户籍改革过程中的统计数据验证了分析结论并提供政策启示.     

农民工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农民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农民工为城市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仍然不能得受到很好的保护,而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很难有力地维护自身权益。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与政府职责不无关系,政府对该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政府应该改变固有意识,完善法治建设,改变二元户籍制度,并使农民工及其子女能够获得必要的教育,从而在根本上保证每个公民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