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视野下西汉《诗》学的审美精神

西汉作为经学意识的深化期和经学的完成期,儒家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即形成了经学化的思维方式。这决定了西汉《诗》学阐释主体的思想视野,其实就是一种经学视野,即从经学角度对《诗》进行符合礼教及其意识形态的阐释。正是在这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经学视野中,西汉《诗》学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审美精神。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发展

初唐诏令引《诗》与经学地位升降有密切关系。高祖崇经,其诏令引《诗》亦颇有深意;太宗继续巩固经学地位,其诏令引《诗》更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高宗及以后数朝,经学地位有所下降,诏令引《诗》多乏善可陈;睿宗时境况略有回升,为玄宗时经学复兴作了很好的铺垫。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     

论经学对《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的影响

刘勰从“通变”和“时序”两方面研究：艾学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其规律,构成了《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的理论框架。“通变”即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此为文学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时序”即时代社会的政治状况,是影响文学发展变化的外部因素。刘勰对文学发展内部规律和外部因素的探索,都受经学的思想影响。     

汉代经学与文学之关系反思

汉代今古文之争 ,是经学内部之争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可以分疏 ,但更应统观 ;作为一种与时变化的学术 ,经学与儒家思想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它们对文学的影响既有相同的一面 ,也有不同的一面 ,因此在通观中更应有分疏 ;汉代经学虽然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 ,但汉代文学并没有沦为经学的附庸。     

走下经学圣坛的诗：明代诗经学刍议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性是其最本质的属性。然而,自汉代将其尊经之始,在经学视域下,《诗经》逐渐远离诗性特质,而被赋予厚重的经学内涵,推向经学的圣坛,承载着传播经学思想的重任。诗经学发展至明代,伴随着明中叶新思潮和诗学理论的产生,一股《诗经》文学阐释潮流兴起,使《诗经》研究实现了由“经”向诗的本质回归,确立了明代诗经学重要的学术地位。     

文学与经学的交流--以汉赋为例

汉赋所处时期正是文学逐渐走向成熟、儒学传统正式奠定的时代,与当时经学相比,辞赋的政教传统与讽谏精神相对孱弱,如此辞赋文学也就深受经学之影响,其自身也不断地向政教精神靠拢,但此种文学与经学的交流最终却归于失败。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经学、史学与文学的融通：经史视野下郝经的《诗经》观

在经史的语境中讨论《诗经》的意蕴和作用,是郝经《诗经》观的主要特点。郝经融通经学、史学与文学,以经史为依据阐释《诗经》的思想内涵,特别重视《诗经》所蕴含的道统观念和史料价值,彰显《诗经》在辅佐王政、教化民众、齐家修身方面的社会意义。郝经从经史之学所蕴含的仁义礼智出发,阐释了《诗经》“性情”“风雅”的具体内容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和“去浮华,植本根”,倡导诗文应承载传经、述史的重任,对堆砌雕琢的文坛不良风气进行纠偏救弊,对元代诗学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郝经的《诗经》观不仅提升了《诗经》在经学史、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反映了集合经、史、诗诸多内涵的《诗经》学的复杂面相。     

《诗经》学与“诗本义”

本文认为，发轫于汉代的《诗经》学，并不是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经学来研究，由此奠定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诗经》研究的基础，后来的研究都逃不出它划定的大框框。传统《诗经》学的致命弊端，就是完全脱离《诗经》的文学性，因此而导致明显的“误读”。这是由中国经学的性质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某些特点。我们既要立足于遗产的清理，同时，也要在“诗本义”的解读和破译方面，作出新的贡献。     

《八旗文经》辞赋作品对赋体文学的继承与新变

清代在江山一统的背景下,八旗中的少数民族作家积极学习汉文化,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八旗文经》中的辞赋作品继承了前代辞赋写作的传统,比如对骚体赋文体特征、铺陈排比的写作手法、骈偶对仗的句式、华丽堆砌的辞藻等等。同时,也能看到辞赋在八旗作家笔下的新面貌,主要表现在讽喻主题弱化、突出的写实手法、语言词汇的丰富以及主客问答形式的消失。     

论戴震的诗经学

戴震治诗时遵循“思无邪”宗旨,采取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等方法,其说诗观点与《孔子诗论》相侔之处较多。戴震诗经学瑕瑜互见,客观性考证使其治诗态度较为公允,囿于传统使其治诗思想呈现出历史的局限性。     

从《诗经》文献看《诗经》学的发展

《诗经》文本编辑之初即伴随着目录学的研究方法,“目”与“录”的结合。至孔子以《诗》教授弟子,则综合运用了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诸种方法,如搜集校对(文本、音律)、论定编次、发明文义、语言雅化、理论总结等,经学的、文献学的、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比较全备。根据历代《诗经》著述体式的产生与演变及其所反映的研究风尚,我们将历代《诗经》著述与研究粗略地分为三期：汉代的原生期,三国至隋唐的守成期,宋及宋后的新变期。     

论汉代辞赋"诗源观"的形成及其原因

汉代辞赋“诗源观”的确立经历了在“讽谏”功能上比附于《诗》到用论《诗》的标准评论辞赋,再到“赋者,古诗之流也”的提出这样一个历程。究其原因,首先是汉代从帝王到士人的好赋风气需要寻求一个舍符儒家思想的理由;其次,汉代政治思想的大一统,儒家正统思想的确立为辞赋提供了《诗》之“讽谏”论;最后,作赋者身份由言语侍从向儒家学者的转变也使辞赋“诗源观”的确立具有一种自觉性。在“诗源观”确立的同时,更符合辞赋自身特点的娱情说也依然存在。然而从辞赋发展史来看,“诗源观”并非客观之论。     

试论程颢程颐的《诗》学情性观

《诗》学在宋代发生了巨大变革。程颢程颐是宋代《诗》学变革的先驱之一。二程《诗》学情性观是宋代《诗》学变革的重要表现,既反映了宋代《诗》学研究思路重内轻外之理学倾向,又体现了宋代《诗》学以情论诗的文学思想。二程《诗》学情性观是理学与文学思想的交融。     

论《孟子》对文本之《诗》王道政教意义的赋予

孟子对孔门诗教意义的生发,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诗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孔子至孟子时,《诗》正经历着由与乐舞结合走向分离的过程。把这一背景纳入考量范围就会发现,在《诗》学巨变过程中,孟子在《诗》的政教意义的最终赋予上具有其他诸子难以企及的贡献。孔子之时,诗乐舞尚未分离,《诗》教即是乐教,换而言之,孔子并没有赋予《诗》之文本以独立的政治教化意义;而《诗》三百脱离乐舞之后、其独立教化意义的赋予则多赖孟子之力。而这正是孟子于《诗》教发展的最大贡献,汉人解《诗》无不脱离乐舞而单从《诗》之文本入手,从这一角度上来讲,汉代诗学的经学化进程正是赖此而开;汉代乃至后世的《诗》的经学化阐释路径,也主要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之批评——兼谈唐、宋《诗》学的承与变

《四库全书总目》对唐宋《诗》学著作和主要治《诗》者的评价大体能实事求是,常有精到之见。但囿于对门户壁垒的批判,致使其对《诗经》宋学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尤其是对宋人从文学角度研究《诗》的意义和价值重视不够;其对唐宋《诗》学之批评,未能彰显唐代《诗》学对宋代《诗》学大势的影响,宋代《诗》学是在继承唐代《诗》学中实现创新的。     

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和命运

<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最终以本经连同解经体系成为<诗经>领域里的绝对胜利者.统治阶层对包括<毛诗>在内的古文经学的扶持和倡导,以及自大毛公而下陈侠、谢曼卿、卫宏、贾徽、贾逵、许慎、郑众、马融等人特别是郑玄对建构和完善<毛诗>学术体系的努力,使<毛诗>不断进步,持续发展,直至完全替代三家<诗>,毛<传>郑<笺>遂成为两汉<诗>学留给后世唯一完整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