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国会党的历史评价

中华民国成立之前,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已经与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会党组织有过密切的联系,如三合会、哥老会等。当时会党大都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从事活动,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像资产阶级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就其“反清”的目的来说与革命党人是一致的,所以和同盟会曾有过合作。它们在推翻封建统治过程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在革命取得初步成功后,民族资产阶级因其软弱性最终与封建势力相妥协,使得会党组织从此与革命党分道扬镳,有的会党甚至遭到革命党与封建势力的联合镇压。     

民国社会小说《广陵潮》的民俗学意义

民国初年通俗小说<广陵潮>中充满了对民俗民风的细腻描摹和叙述,由此折射出一定社会民俗背景下人的观念、情感和心路历程,进而使读者感知历史的况味和生活的本质,因而其具备鲜明的民俗学意义.同时,小说中的民俗描写和民俗叙事,丰富了小说作为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和意义承载,人物性格在浓郁的民俗氛围中得以立体和丰满,民俗亦成为民国时期通俗社会小说的内在基因延续着中国小说的"俗"的传统.     

论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民俗化倾向

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民俗越来越受到作家们的青睐,并在其作品中被大量描写。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民俗描写提升了作品主题的深刻性、凸显了作品内容的时代性、烘托了典型环境的多彩性、增强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性。新时期小说创作重视民俗描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作家对民俗文化的深刻体验,又有时代对民族精神的强烈需求,更有文学对民族传统的迫切追寻。     

张恨水小说的民俗学意义研究

张恨水小说对都市民俗的描写,汇入到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当中,共同为展现风土人情作出了特殊贡献,他把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民俗事象与小说故事情节的敷衍、环境氛围的营造及典型人物性格的刻划,融为一体。     

我和袁良骏先生的分歧——关于民国武侠小说

袁良骏先生的《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会党编〉的误评误导》一文在《齐鲁学刊》2003年第6期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作为《武侠会党编》的编者之一,本人对袁文中的某些论点表示不敢苟同,并对袁文不讲逻辑、不顾事实之处表示遗憾。     

从清小说看"放焰口"民俗化特征

清代中后期有多部白话、文言小说屡次提到"放焰口"飨鬼这一佛教施食仪式.这一原本的宗教仪式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文本当中频繁出现,既是对当时民俗的一种反映,也折射出佛教世俗化的进程,其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值得研究者作进一步的分析探讨.     

再论金庸"反武侠":终结还是开端

金庸小说的“反武侠”作为一种明确的文化自觉,在武侠小说中实现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型:一是以“人性”在武侠小说情节系统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完成了从“武侠本位”向“小说本位”的转型;二是以“自由”在武侠小说观念系统中核心地位的确立,完成了从“正义核心”向“自由核心”的转型。这两个转型使武侠小说超越单一文类而获得多重文本指涉。因此可以说,金庸小说既是一个旧武侠时代的终结,更是另一个新武侠时代的开端。     

民国武侠文学与国学之关系

以国学为体,武侠文学为用,可展现国学与武侠文学的相通性。民国武侠小说家以其国学基础深厚,在将眼光投向外域时显得更有底气,显现出国学经世致用功能。国学与武侠文学分别体现了文化的雅俗分野,既与文学史上的诗文分体有关,也与时代和受众群体有关,利于互补互动。民国武侠文学众多母题套路的梳理探究,有助于部分地超越国学、传统文化的思想史宏大叙事视角的局限。国学与武侠文学对比,更易发现彼此的局限性、不足之点。从认识价值的不同获得方式看,武侠文学专题研究可以给国学以具体化的补充;从经典的载体及其媒介特点看,重国学原典章句而不重视武侠文学原典。了解民国文化变迁时代的武侠文学,是了解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的一个难得的窗口,也可顺便增强相关的国学素养,或曰相得益彰。     

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异——中亚东干小说的民俗色彩

中亚东干文学是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独具特色。本文从阿尔布都等东干作家的文本出发,论述东干小说中娱乐、日常生活、婚丧等精神与物质层面的民俗色彩。由此可以窥见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异。     

试析清代的游民与会党

清代会党是一个以游民为主体的民间结社团体,它受游民的影响很大。首先,大量游民的贫困化和无组织性催化了秘密会党的滋生;其次,游民地域上的频繁流动促进了清代会党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再次,游民生存手段的寄生性和非法性决定了会党对社会有极大的破坏性。     

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编》的误评误导

民国武侠小说绝大多数粗制滥造、品位不高,它的泛滥成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严重教训。《武侠党会编》一书的编者推崇民国武侠小说是对中国新文学读者的一种误导。今天,我们理当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总结这一教训,对《武侠党会编》对民国武侠小说的误评误导作出理论上的批评和矫正,以开拓中国文学的新境界。     

民国时期医学院校创办的医学报刊研究

民国时期,政府多次颁布法令,收回教育主权,大兴医学教育,蓬勃发展的公、私立医学院校先后创办一百多种医学报刊,作为师生学术创新和教育传播的重要载体,弘扬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师职业理念的主要媒介。校办医刊的繁荣是医学教育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医学教育的深入发展。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民初逸事小说与鸳鸯蝴蝶派之间关系密切,民初约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逸事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文人创作的。这一方面说明早期鸳鸯蝴蝶派的文人具有关注国计民生的“入世”风格,另一方面,在时代社会潮流及早期鸳鸯蝴蝶派文人自身思想选择的合力作用下,民初逸事小说也形成了鲜明特色。文人强烈的复古主义思想,补正史之缺的传统小说观,以复古思想、平民意识为主的历史观以及写作手法上的史传色彩等,构成了民初逸事小说的“民初特点”。     

作家心态的转换作品新意的呈现--评2002年的中短篇小说

2002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新世纪初2002年作家的心态是平和、沉静,以洞明世事的心态观照现实和历史.作家心态的这一转换,导致2002年中短篇小说作品新意的一现呈现.与20世纪90年代作家在市场经济下迷惑、浮躁的心态不同,作家对现实生活中的改革,已经心平气和,恰如其份地作出估价.他们不只以平和、平静、平实对待现实生活,也以平和、平静、平实对待历史.在创作方法问题上,作家在2002年也以平和、平静、平实的心态对待这一问题,从创作对象的特殊性出发,选择和采用最能反映和表现创作对象实际的某种创作方法,所有这一切,促使2002年中短篇小说佳作的问世.     

现代性转换中的西部都市书写--90年代西部都市小说史论

西部都市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西部小说领域中极为重要的一脉.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西部都市人文景观,陈继明、郭文斌、叶舟等西部新起作家虽然有各不相同的精神向度、价值选择和都市叙事追求,但都已开始尝试用自觉的都市意识来观照都市人在城市化进程中嘈杂纷乱的文化体验和欲望体验,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层面上揭示都市人在现存境遇中充填欲望与追寻意义相矛盾的两难心绪,显示了别具一格的美学意义和社会价值.     

“民元记忆”与鲁迅小说中的革命党形象

在鲁迅精神史上,民国理想和"民元记忆"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精神事件,也是鲁迅创作深层意识中难以抹除的历史烙印。鲁迅先后创作的《药》、《头发的故事》、《阿Q正传》三部与民元革命相关的小说中,分别塑造了的夏瑜、N先生、假洋鬼子三个面貌各异革命党形象。这三个革命党形象出现在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体现出民国革命不同时期的革命观念和精神状况,成为鲁迅探讨民国理想失落和民国来源失传的形象表述。     

论民国时期的图书邮购

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邮购研究,是学术界的缺失所在.图书邮购的从业机构很多,如出版社、书报社、图书馆、报馆以及政府部门等.对于图书邮购业务,相关机构制订有详细的规则;其服务范围包括国内、国外,农村、城市,解放区、国统区等,十分广泛;并有相关的专业机构,制订有详细的优惠措施;其中,邮寄注意事项是所有规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邮购图书业务在发展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的问题,而且多集中在邮递环节,这与当时的动荡环境有关.现网购发展迅猛,虽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与民国时期图书邮购中产生的问题颇多相似,可以从中借鉴解决问题之道.     

民初艳情尺牍与写情小说

民国初年各类书信尺牍的出版一度高涨,而其中的艳情尺牍因其骈四俪六的绮艳文风尤为一时风尚,特别是以徐枕亚等人为代表的旧派小说家陆续发表的一些"创作型"、"代言体"书牍,在一笔操办往复书信的过程中,竟使其具有了小说的情节和架构,具有了类似于《玉梨魂》一派写情小说的特点。然而到底是此类艳情尺牍的创作和出版催生了《玉梨魂》一类兼具书信体特点的小说的出现,还是民初《玉梨魂》等写情小说的流行刺激了艳情尺牍的出版和流行呢?笔者通过比较明清以来言情小说的基本情况,认为尺牍在小说中的运用一直存在,民初艳情尺牍的出版和风行应该是源自于写情小说的影响。     

民国时期邮展述论

民国时期的邮展,依据主办方的不同可分为个人邮展、民间集邮团体邮展、官方邮展三类;就其组织运作模式而言,又可分为筹备、实施、展后三个阶段,三阶段中的具体工作是邮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民国邮展增强了民众的集邮兴趣,有利于集邮家开阔视野、增进交流,促进了民间集邮团体的良性发展,对政府也有一定影响.同时民国邮展发展趋势上的递进性、展地分布上的区域性、参与人群的有限性,又构成了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论民国时期农业经济学的传播

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学是在农村经济衰败以及畸形商品经济发展时代背景下,作为挽救农村经济方式之一传入的。这一时期,农业经济学发展传播迅速、规模大,研究方法、对象多样。也正因救济农村经济的目的性大于学科建设,故这一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并未形成相对统一完整的学科体系,仅仅是处在传播、建设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