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俄韩五国多角关系结构与东北亚政局

在东北亚地区,中美日俄韩五国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由九个三角组成的多面立体几何体,我们称之为东北亚地区五大国之间的利益交叉体。分析这一利益交叉结构,对于我们清楚地理解和把握这一地区相互制衡和制约的国家关系、未来发展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中美日三角关系结构中,如果仅仅从东北亚地区的观点来考虑的话,中国无疑是这一三角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的战略目标是在国家政治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经济的强大与发展。为此,不仅需要中国周边地区形势的稳定,更需要国外在资…     

胡汉民与30年代西南政局关系探论

20世纪 3 0年代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言行举止对西南政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胡汉民被扣 ,引发了宁粤对峙 ,形成了西南半独立的状态 ;其次 ,胡汉民作为精神领袖 ,与两广实力派互相配合 ,维持了西南半独立的局面 ;复次 ,胡汉民猝死 ,引发两广事变 ,最终瓦解了西南半独立的态势。胡汉民颇深的政治资历及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西南实力派的大力支持 ,是他能够左右 3 0年代西南政局的主要原因     

蔡锷与民初政局

一、蔡锷是民初著名的风云人物蔡锷将军于1916年(民国五年)11月8日去世,年仅34岁.他在民国初年仅仅生活了5年时间,然而正是这风云变幻的5年,使这位青年将军创造了奇迹,头角峥嵘,叱咤风云,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民国初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阶段.辛亥革命一度辉煌,随即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权,让人沮丧;护国战争再度辉煌,随即又为军阀割据与混战所取代,黯然失色.旧民主主义革命似乎没有了出路,革命者也感到了绝望,然而接着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民国初年,这是个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的关键时期.“乱世出英雄”,确实,在民国初年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混乱年代里,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混世魔王,而更多地则出现了一大批救世英雄、爱国主义者.这批救世英雄,可以开出一大串名单.胡耀邦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就提到了辛亥时期著名的风云人物,除孙中山外,还有陆皓东、郑士良、黄兴、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蔡元培、胡汉民、陶成章、秋瑾、徐锡麟、熊成基、刘静庵、詹大悲、张培爵、吴玉章、陈去病、柳亚子、居正、于佑任、李烈钧、蔡锷、朱德、焦达峰、董必武、林伯渠、冯玉祥、续范亭、张奚若、司徒美堂等30     

试论中国留日学生与晚清政局的大变动

在20世纪初叶,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动,爆发了以推翻封建君主政体、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为宗旨的革命,从而使中国在早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而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在这历史的重要时刻,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可以讲：“如果没有留日学生,则中国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是难有进展的”,“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实为中华民国最有功之人。”     

叶向高与明末政局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福建福清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万历、天启年间，他两次入阁为首辅，长期主政，维持明王朝国家机器的运转。对叶向高在明末政局中作用的考察，无疑是研究明本历史的重要部分，不应忽视。一、叶向高与皇帝1、以首辅维持政局。叶向高中进士后，授庶吉士，进编修，历官南京国子司业、南京利部右侍郎等，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擢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政府中枢。次年，因其他大学士或卒或辞，叶向高遂成独相，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始得致仕。天启元年（1621年）至四年（1624年，叶向高复入…     

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李平心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开创性研究,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他的多部史著,无论在叙事风格还是理论框架上,都为近代史研究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模式,在我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     

庚子年李鸿章北上史实补正——兼及李鸿章与日本的关系

李鸿章在庚子年奉召北上,完成其政治生涯最后一幕.围绕北上一行的相关论说仍有史实不清或理解偏差之处.通过补证工作,可以发现:庚子事起时,李出于自我禁抑,对中央政策不敢轻易建言.盛宣怀等人策划调其回任直督,与清廷召李“迅速进京”并无直接关联.李奉召后,已做出北上实际部署,因大沽开战不得不顺延行期.其最早向日本作出外交试探,然后转向俄商,北上抵沪后,又拟密派亲信杨崇伊代行入京,并托日本军舰护送,事终未果,但其“亲俄派”身份为英、日等国所忌,沪上外交也无奈附着了浓重的国际政治阴影.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自然灾害与明代政局演进

受灾害天谴说影响,明代皇帝往往在灾后要求臣下上言寻求修省弭灾之道,大臣也借机以己意解天意,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灾害作为一种手段或工具而被充分利用,无论是成化间西厂的罢而复设、嘉靖间的首辅之争,还是万历初张居正柄政、万历间罢矿税使之争等都有灾害的因素。但是,灾害对政局的影响随政权兴衰而消长,灾害谴告内容的诠释具有很大选择性,弭灾修省措施的选择取决于皇帝态度,这些都对灾害对政局演进的推动作用产生重要影响。     

刘劭之乱与刘宋政局

刘劭之乱不是某个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原因环环相扣造成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门士族对皇权的争夺。围绕刘劭之乱,刘宋统治阶层分化严重,其内部所隐藏的各种矛盾不断凸显甚至激化。刘劭之乱对刘宋后期政局的演变乃至整个南朝历史的走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考察刘劭之乱的背景与原因、刘劭之乱所导致的刘宋政局之分野及其对刘宋后期政局的影响等,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该时期的政治。     

左宗棠与福州船政局

一八六六年由清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是我国近代机器造船业的开端,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之一。由于它是产生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办企业,有的论者认为它同洋务派创办的军事企业一样,是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产物,它的主权又长期被法国帝国主义分子所把持。爰吾读书所得,对此种看法持有异议。本文试就左宗棠与福州船政局的主权问题,提出不成熟的看法,敬请同志们指正。(一) 福州船政局为左宗棠所设。而左宗棠确是双手沾满了太平军战士的鲜血。但他为什么要创办福州船政局呢?请看左宗棠在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五月奏请设局的奏     

汤孙分裂与民初政局

汤化龙和孙洪伊同为进步党中坚,自1909年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相识以后,相交、相知近十年。随着袁世凯集权活动的升级,二人在反袁态度上产生重大分歧。护国战争爆发后,在联合反袁的契机下,孙洪伊与国民党日相接近,政见亦渐趋一致,与汤化龙等人开始貌合神离。战后,孙、汤发表不党宣言,进步党势力一分为三。彼时孙取联合孙中山与直系以制段的策略,汤则取联合梁启超和段祺瑞的路径,政治变革路线的不同选择导致二人在国会重开后变为政敌。嗣后,汤、孙及其追随者因府院之争矛盾和误解加深,间或有意气用事,以至双方在国会中势同水火,既恶化了二人的私交,也影响了国会功能的正常运作,成为研究系日后支持段祺瑞解散国会,成立临时参议院的原因之一。汤、孙分歧、分裂与交恶之历程,反映二人在政治立场上存在稳健与激进之别,而这一分歧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使民初政局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以个人与派系之争为重要变数的困境。     

庆亲王奕劻与辛亥政局

作为内阁总理大臣与弼德院总裁,奕劻是开启与终结辛亥政局的重要人物。辛亥年他受命组织责任内阁,因其"皇族内阁"的性质,遭到各方政治势力的批评与攻击。因为签署铁路干线国有令,引发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他力保袁世凯复出收拾局面,政局因此而渐趋平稳。在清王朝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他帮助袁世凯推动隆裕太后交出政权,以清帝逊位的和平方式,换取优待清室条件及南北重新统一的局面。事实证明,辛亥政局的走向,与奕劻有意无意的推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皇帝、儒臣、宦官间的关系与明朝政局

纵观有明一代二百八十年的历史,有开明君主的统治,也有宦臣阉人的窃权乱政;有名相垂名青史的政绩,也有奸臣当道的祸乱纪录。政局可谓错综复杂,头绪纷繁。究竟在怎样的条件下政治清明、忠良被用,又在怎样的条件下政治昏暗、奸佞当道呢?本文拟从明朝皇帝、儒臣、宦官三种政治势力的组合与消长,来分析明代政局的变化与得失。一、明代儒臣、宦官势力的形成     

辽东公孙政权与东亚诸族的关系

汉末三国,随着统一帝国的崩溃,分裂割据势力纷纷崛起。对东亚世界而言,既有的秩序中心已不复存在,东亚诸族开始谋求各自发展。乱局之中,辽东公孙政权的崛起成为这一时期左右东亚局势变迁的关键。作为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公孙政权隔绝了东亚诸族与中原政权的联系,成功获取了本属于中央政权的无上权威。公孙氏三代在处理与东亚诸族关系时,着眼点始终在于获取现实利益,这一切都是由其割据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公孙氏与高句丽、夫余、乌丸鲜卑三族的关系既否定以汉魏为中心的既有国际秩序,又不具备真正的实力来规划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从历史发展来看,辽东公孙政权在处理与东亚诸族关系问题上是不成功的。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华北事变后的中国政局

1935年的华北事变对当时中国政局的冲击是十分明显的。西安事变的发生 ,其历史必然性则在于华北事变所造成的中国政局的巨大变化。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一步阐述。指出 :张学良、杨虎诚的历史功绩 ,实际上正是他们适应了政局的变动 ,抓住时机 ,发动事变 ,最后在各方努力之下和平解决了事变 ,从而扭转了蒋介石的对内政策 ,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基础     

近侍政治与陈朝晚期政局

陈朝后主陈叔宝在居处东宫时期身边结成了由侨、吴士族组成的近侍群体。这是缘于陈宣帝得位不正,他有意让后主营建声名、培育势力以作为皇权的重要补充。太建十四年（582）后主即位前夕的陈叔陵之乱,深刻影响了后主一朝的政治走向,巩固皇权成为后主主政的中心议题。为此,后主安排东宫旧臣留任以护佑太子;对威胁皇位的长沙王陈叔坚心生猜忌,并将不信任感扩大至宣帝旧臣毛喜、高门代表蔡凝等人身上。后主委任东宫旧臣掌管宿卫营兵、出任中书舍人,完成对“国之政事”的控制。至德二年（584）以后,后主的决策方式转为在后宫与张贵妃共同决策,频繁参加内宴的“狎客”及“便佞亲幸”由此获得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太建年间东宫近侍群体则退出权力中枢。至德、祯明之际陈朝政治由士大夫政治转向凸显皇权专制的佞幸政治,是其灭亡的重要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