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平衡策略研究

我国高校在办学过程中,除了要处理好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更要科学地构建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而学校内部的政治领导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力等多元权力主体构成,使高校治理结构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运行问题。通过对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从提高学术权力、约束行政权力、优化高校管理制度和转变政府调控方式等四个方面,探究了促进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平衡运行的策略。     

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以农民工保护政策执行为例

文章从地方治理的政治-制度视角分析了国家的农民工保护政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执行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制度结构决定了农民工保护仍然是以基层政府治理为主导的,但是基层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受到了削弱,以局部效率作为制度逻辑的地方治理面临着转型的困扰.国家与农民工之间的隐含联盟这一政治过程正在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地方治理结构中,并逐渐削弱着已有的制度逻辑.     

联村制度：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与反思——基于浙东H镇的调查

联村制度成为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对社会复杂矛盾、破解基层行政僵化、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一项重要制度探索。基于浙东的田野调查发现,联村制度通过推动干部下沉,以联村联户的形式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打破了科层制的诸多限制,重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协调地带,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这种方式有利于缓解干群矛盾、加强政府对基层社会需求的回应能力、弥补村级治理公共性的缺失,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群众日益复杂多元的诉求、村级权力结构对正式权力的排斥、行政体系内过于形式化的监督与考核机制等。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联村干部的职能与职责,完善对联村干部的监督考核机制,同时强化对村级权力结构的监督和管理。     

高位推动下的政策执行过程分析——基于广东S市C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

高位推动作为当前基层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主要推动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执行特点。已有研究者发现高位推动会导致形式主义、象征性执行、"政策空传"、碎片化和治理能力不足、难以实现部门联动等问题。但政策执行过程中高位推动以何种方式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其运行机制是怎样的?以C城中村综合整治中的网格化管理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高位推动下政策执行的启动、责任划分、运行机制、监督考核机制,还原高位推动下社区管理改革的全过程,并探索如何规避实践中的负面效果,发挥高位推动的积极作用。     

行政问责过程中的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对基层问责乱象的一种新解释

精准规范运用行政问责机制,纠正防范问责泛化、简单化、随意化等乱象,是基层政府治理的题 中之义.从"价值一工具"的二分法的基本假设出发,构建"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的解释框架,系统探究行政问责的执行过程,有助于破解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行政问责难题.基层行政问责中的目标替代产生于制度要素的实际运作中,政府组织方式、治理方式与政治生态的调整,使基层官员在问责活动中采用了目标替代的策略,使得对上负责、模糊责任、指标管理、形式管理、惩戒处置等工具目标取代了人民赋权、权力规制、规范行为、合规控制、绩效改进等价值目标.这种目标替代强化了行政问责制度中价值与工具的分离,进一步产生了"执行工具化"现象.借鉴沟通理性理论,增加问责制度中的沟通与对话机制,是防治基层问责乱象,解决目标替代与执行工具化问题的有效路径.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我国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探究

我国高等学校内部权力主要包括以高校各级学术委员会为中心的学术权力、以高校校长为首的行政组织掌握的行政权力和以高校党委书记为核心的政党组织拥有的政治权力。但在权力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权力固有的负面作用与扩张本能，高校自主权的双重属性与特殊地位，导致我国高校内部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因此，应构建以制度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监督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等为一体的高校内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任务为中心：县域编制资源的整体性调配机制研究

在机构编制资源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内部调配,盘活编制资源存量,提升编制资源使用效益,实现编制资源统筹调配和动态调整,是当前机构编制管理改革的重要方向。调研发现,浙江S县创新推出一条“摸清底数-绩效评估-统筹优化”的系统性编制管理改革路径,有效破解编制管理部门多样化、管理流程割裂化、编制利益私有化等多重困境,并通过编制管理的部门协同、流程闭环以及统筹优化实现编制资源的整体性调配。相较于传统以职责划分为基础的科层体制造成的政府碎片化,这种整体性调配以问题为导向,以治理任务为中心重新构建治理场景,能够在场景内部系统实现协调、整合与责任等整体性治理要求,是破解政府碎片化的有效探索。     

论高校行政权力的来源及其优化机制

高校外部行政权力来源于法律授权、职权主体授权和举办者授权,其优化途径是通过建立健全高等教育法律法规进行治理和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建立各类非营利性的专业同行组织、引入市场机制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高校内部行政权力来源于执行外部行政权力的需要和配置教育资源的需要,其优化途径是建立由专业行政人员和高水平教授共同组成的管理结构。     

政协主导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执行力的提升路径

政协主导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是基层治理的重点。当前政协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选择性执行、替代性执行、形式性执行和间歇性执行等问题,降低了制度的权威性及政协的公信力,难以实现制度目标。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设计不科学、执行机制不健全、政府与政协关系不顺、政协内部设置不合理、政协委员执行能力不足。为提高其制度执行力,应着力于科学设计制度,健全执行机制,理顺政协与政府关系,加强政协自身建设以及提高政协委员的执行能力。     

平台型治理：筑牢城乡基层基础的有效实践机制

筑牢基层基础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秘诀。平台型治理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对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321”基层治理实践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新范式,平台型治理通过构建简约高效的治理平台能够驱动政府职能转型升级,推动政府回应社会能力与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基于技术赋能普通民众并突破时空因素限制使民众更好表达诉求,促进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积极反馈的双向互动;以公共平台为依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并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进而提高治理效能;积极优化治理结构,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促进基层社会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总之要基于民心政治取向强化互动治理,创新政策执行机制以增强末梢治理的敏捷性和实效性,进而有效驱动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法治视野下高校权力清单制度探究

建立高校权力清单制度为高校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升提供制度保障,可以最大限度实现高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的协调和相互制衡,达到限制和控制权力、完善高校内部治理体系的目的,形成现代大学制度。与政府权力清单相比,制定高校权力清单具有复杂性和现实困境。可以借鉴政府权力清单的模式,厘清高校权力的属性及边界,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进行系统的清理和审定,明确制定原则和程序,加强监督和问责等路径,实现高校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     

刚柔并济：新时代乡村治理中的权力运作逻辑——基于典型案例的扎根研究

当前,党领导乡村治理工作,致力于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有效治理。基于乡村治理实践的经验案例,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呈现出乡村治理中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一般逻辑,研究结果表明,这一逻辑表现为：树立党组织为治理核心,采用刚性治理和柔性治理相结合的方式,在上级统领下,连接行政体系和基层群众。刚性治理是政府权威的一般表现形式,主要通过科层式的制度与命令行使权力,注重权力的规范运作;柔性治理也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治理,表征为国家权力在场,但并非权力非正式运作。相比较于科层制下的对上负责,柔性治理更多地体现为对群众负责,不仅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与认可,而且能够根据村庄实际采取灵活的治理方式。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采取刚柔并济的治理方式,能够在保证国家政权建设的同时,平衡国家、基层组织和村民之间的关系,维系乡村社会的秩序与活力,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基层政府行为——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调整,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也由此发生了深刻转变。税费改革前后,我国中西部基层政府行为先后经历了“管控与汲取—松散与悬浮—合作与协调”三个阶段的变迁。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既依赖于基层政府的制度创新,也是基层行政体制转型的根本诉求。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中西部基层政权仍然展现出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治理目标偏离、互动角色错位、执行行为离散等偏差行为,为了有效矫正行为偏差,未来中西部基层政府治理应重点从加强制度建设、创新考核模式、优化治理结构等方向做出努力。      

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基层治理模式将由上下隔离的板块式治理向上下衔接的网格化治理转变。网格化治理除了需要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角度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途径以外,还必须从政治的层面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渠道。通过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来保障不断下沉的基层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做法更符合法意和民意;同时还保证了基层群众的自治性,从而使村庄的自治权力从悬空状态落到实处。通过人大代表功能的发挥使村民制度化地参与到基层政府管理当中,从而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     

基层治理法治化：制度内涵与实践经验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处理好法治与效能的关系,基于文献梳理和上海的基层治理实践,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与困境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包含权力的规范运行及其与权利的有效互动两个要义,通过统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推动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基层治理法治化可以通过健全基层法治体系推动治理权力规范化运行,发挥党建统合优势,深化大联动机制整合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同时规范智能治理运作体系,提升治理有效性;治理模糊性与法治严谨性的内在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制度匹配错位、部门协同难题与绩效考核困境等;新制度主义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逻辑,法治化、制度化能够降低治理成本,基层治理的资源约束使治理行动存在策略性执行空间,可能会加剧基层治理法治化困境。研究表明,要继续推进基层简约高效治理体制的构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整合作用,优化基层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赋能式治理: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以川南林镇为例CSSCI

基于川南林镇的治理创新实践,结合授权赋能理论,从结构赋能、心理赋能与领导赋能三个维度阐述乡村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与优化策略。研究发现:基层政府通过结构赋能即优化治理模式、重塑治理方式、创新治理理念和打造治理平台,为其实现有效治理提供制度支撑;通过心理赋能,将外在激励与内在激励有机结合,以增强各主体的效能感及其参与治理的内在动机;通过领导赋能,提升多元主体的治理能力,以促进其自主能动性的发挥。应从优化治理结构、强化治理激励、增强治理能力等维度进一步促进基层政府有效治理。     

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我国进入到强国家时代,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不断增强,行政和自治关系发生变化。广东潮州Z镇通过重选村庄头雁、赋予制度空间、激活村干部治村动力,对村庄内生型自治结构进行改造,构建了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行政嵌套自治强调行政力量对自治力量的总体性控制,以及自治力量在总体性控制之下的自主空间。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嵌套自治通过任务包干制、压力释放术和策略批评法等工作机制进行责权分配和矛盾协调,呈现出乡村关系结构稳固和基层治理有效的特点。行政嵌套自治遵循目标导向、建设导向和协作导向的治理逻辑,强调权力简约、制度简约和目标简约,符合国家发展要求和基层治理实际,是现代简约治理的典型实践形式。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变迁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权力清单制度作为新时代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其推行是一个不断深化的系统过程。本研究关注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动态调整过程,以省级政府这一权力清单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为研究对象,基于过程追踪框架对我国31个省级权力清单历时性实施状况进行剖析,探索权力清单制度变迁逻辑,并从推行过程的经验材料中发掘其现实困境表现及其成因。根据上述分析,应从加强顶层设计、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立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建构统一信息技术平台等路径出发进一步提升权力清单制度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