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法律确定性的因素

大陆法系的传统理论认为确定性是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但是法律实践的经验却表明由于受到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法律的漏洞以及社会生活的多样等因素的影响,绝对确定的法律既不存在,也无法实现司法公正的,因此笔者认为法律解释是弥合追求法律确定性和实现司法公正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     

法律语言实现法律确定性之途径探析

为了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整体性,法律的确定性历来都是法律人追求的目标.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法律语言存在模糊性,模糊性贯穿于法律活动的整个过程,而司法结果则是不容含糊的确定性结论,因此,探析法律语言如何实现法律确定性的问题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并值得研究的问题.     

法律解释实现法律确定性的路径探究

针对许霆的行为,律师和法院对刑法同一法律条文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一情况的出现提出了法律解释如何实现法律确定性的路径问题。法律确定性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精神与现实价值,但法律确定性却受到法律对语言的依赖性和法律的经验性的挑战。这种挑战揭示了法律解释实现法律确定性所应满足的标准。目前各种试图实现法律确定性的法律解释路径都存在不同层面的缺陷,而唯有建构在判例之上的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解释,才是实现法律确定性的正途。我国台湾地区的判例制度可资借鉴。     

法律推理与法律结论的确定性

法律结论的确定性问题在法律理论与实践中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结论的确定性是逻辑科学和法律科学从而也是法律推理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形式法律推理是保证法律结论确定性的基本手段，而实质法律推理和非单调法律推理是必要的补充。其共同的价值目标是从不确定性中寻求法律结论的相对确定性。     

在确定性和非确定性之间--解读《法律的意义追问》

法律的意义蕴涵于事物的法的规定性和主体的法的需求之中,法律规定了人类之间及其与对象之间关系的全部意义。法律的实体意义与本体意义既互相联系又有质的区别,而法律的象征意义则是本体意义的派生物。在对话商谈中发现法律的意义是诠释学法学的一种认知方法,这种方法导致不确定性意义成为法律解释的认知常态。法律的实践法则要求法律解释是对确定性意义的追求,这是诠释学法学在方法论上必须直面的挑战。诠释学法学对法律的意义追问徘徊于过程中的认知非确定性和目标中的认知确定性之间,"诠释法律的公理性趋向"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诠释学法学自身存在的方法论缺陷。     

孔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确定性的影响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法是否具有确定性一直争论颇多。一般书本中往往将儒家和法家的论争归结为人治与法治或曰礼治与法治之争。然而礼法之争中,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都非现代语意上的礼制与法制,更不可能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此文旨在从儒家经典中对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思想的阐述为出发点,讨论孔子对法律的确定性的认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     

论法律确定性与公私法的发展

法律以确定性作为自身追求的目标和表现形式。法律的确定性首先是其价值的确定性,其次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私法在价值、形式理性上的确定性是不同的。自近代以来,公、私法在确定性上实现了一致。     

论现代社会法律的确定性——以许霆案为例

法律的确定性是法治的规则之治的必然要求,但它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复杂程序的产物。文章以许霆案为例,说明了现代社会给法律的确定性提出了挑战,指出了法律不确定性产生的社会原因,分析了现代社会如何寻求相对的法律确定性。     

法律语言的特点

法律是由语言表达的,语言是法律职业者开展工作和进行思考的前提与工具。法律语言从风格上看具有庄重性、确切性、平易简约性;从语汇上看具有单义性、特指性、社会性;从功能上看具有交流、转化、表达理性、价值贮藏的功能;从语义上看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法律语言的包容性、模糊性、动态流变性。立法中必须追求立法语境下的法律语义的确定性,司法实践中法律方法应实现法律语义由不确定性向确定性的转换。     

语言、法律与非确定性——哈特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研究

语言哲学为法律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从日常语词分析入手,哈特探讨了法律概念的"空缺结构",强调法律语词的"意思中心"和"边缘地带",从而推导出法官自由裁量权。哈特的自由裁量权理论的实质就是语言:从语言出发,确立法律规则;在语言之中,探求法律的不确定性;最后在语言之中找到法官自由裁量权。哈特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对法理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法律文本中“法的原则”条款的设置论析

法的原则条款一般规定在法的总则中,构成了该法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基本准则或原理的条款.它的价值在于确保法的规则的正当性、指导法律解释、判断法律冲突以及进行法律的漏洞补充;其设定依据不仅在于它所调整的对象的性质与种类,而且要求与宪法的原则与规定为基础.法的原则条款在司法适用过程中须严格遵守一定的条件与程序,即在规则不能的情况下,通过将法的原则具体化而引申为能够裁判案件的具体规则.我国法的原则条款设置在结构技术以及语言表达技术上需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法治思维中的情理和法理

“法不容情”这种情法二分、情法对立的思维定势,对于法律至上、以法为教的法治思维始终是一种阻遏因素。为此,从立法、执法、司法、用法４个方面来重新定位法治思维体系中情法两者的逻辑关系,从而坚守情法一元的理想法治观。认为：说“法不容情”,这只是一种缺乏法治思维的命题。在法治思维中,情理和法理两者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要真正推进法治,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就必须在人们日常交往的情理中寻找法律的规定性,即以生活的规定性决定法律的规定性,并反过来用法律的规定性指导、调整和规范日常生活的规定性。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

本文就我国法院普遍存在的对自然人的执行难问题,通过对执行难原因的分析,从立法与司法的角度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构想,即在执行措施中增设对自然人的限制消费制度和民事管制制度,以期对法院解决对自然人的执行难问题有所裨益。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

本文主要论述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类推制度的内涵以及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取向,同时论述了在我国如何从立法和司法上实现罪刑法定原则.     

论商法的法理基础

对商法法理基础的研究,主要是为了说明商法的逻辑前提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只有回答了这样的两个问题,我们才能对商法本身要解决的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也才能对民商法的关系作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界定.商法上的人应该是一个"经济人",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需要的是一部公平与效率、安全与方便并重的商法.     

关于企业所有权的一种法理思考

企业所有权问题应当是法学予以详细研究的问题,但传统的民法所有权理论却并不能用来解释、解决这一问题。借鉴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所有权问题的理论,以比较为基础从法学上对企业所有权进行初步的界定,该权利是所有人对企业享有的最终控制权和收益权。     

论自治权的法理基础

本文从五个方面探索自治权的法理基础 ,认为自治权是专属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一项公权力 ,公平与正义、平等与自由、发展权原则是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确立的学理根据。论文分析了自治权与主权、自主权、自决权的关系 ,认为当主权国家没有建立 (或出现 )时 ,民族自治权含有主权和自决权的内涵。主权国家建立后 ,少数民族成为主权国家的成员 ,于是自治权就成为国内少数民族享有的 ,在国家主权管辖下的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自主权。因此 ,自治权与自主权是相联系的 ,自治权是自主权的体现形式。而自决权的本意是“人民自决权” ,是殖民地人民和遭受外国军事占领的国家的人民的一项权力 ,并不是指主权国家内少数民族的权力 ,汉语中的“民族自决权”其实是一种误译 ,同时 ,确立自治权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     

立法价值衡量的法理分析

立法是一个面临多种价值选择的过程 ,因此法律制度的生成是一个综合衡量多种价值的结果。立法价值衡量就是按照主体的需要 ,取舍、整合社会关系呈现出来的各种价值 ,包括经济价值衡量、政治价值衡量、道德价值衡量、历史传统价值衡量等。它应当对国家制定法和“活法”的冲突起到调节、消解的作用 ,同时为我们正确对待法律移植起到引导作用     

法律原则适用的困境 --方法论视角的四个追问

法律原则是为法律规则提供某种基础或根源的综合性的、指导性的价值准则或规范,是法律诉讼、法律程序和法律裁决的确认规范.如果我们省略其他的形式分类,则大体上可以把法律原则分为"非实定的法律原则"和"实定的法律原则".通常情况下,两者本身不存在矛盾,实定的法律原则是由非实定的法律原则转化而来的.但有时人们必须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非实定的法律原则"和"实定的法律原则"效力的优先性,以及"非实定的法律原则"能否通过法律解释或论证纳入现行法律秩序的框架之内.法律原则是否具有可诉性,是通过个案来加以验证的,不能断言法律原则自始即无可诉性.相反,在对法律原则有否可诉性进行实证检验之前,预设其在性质上属于具有可诉性的法律规范,是符合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