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左翼影评意识形态特征及其表现

1930年代的左翼电影批评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赞赏苏联影片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力挺左翼影片叙述“社会生活史”、批评某些影片缺乏阶级意识三个方面求证了左翼影评的意识形态特征及其具体表现.实证左翼影评的意识形态特征无论对于重建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史,还是对于当下开展正常的电影理论批评都是有意义的.     

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纠葛

1930年代左翼文学-9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具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许多作家既有左翼文学的倾向,又有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作家主体意识的左右互换、作品内容中所呈现出来的颓废与反抗主题及鲜明的现代主义艺术形式三个方面。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左翼文学不成熟的表现,但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文学发展状态。后来因过于强调左翼文学的政治性而导致二者分道扬镳,甚至出现了二者相互对立的局面。     

走向学术化的批评:苏雪林1930年代作家论研究

在中国现代作家论的发展进程中,苏雪林1930年代的作家论以其特有的史识意识、细致周详的理性评析和比较视野中的感性言说等个性化方式,完成了作家论批评体式的基本架构。正是凭借这种虽不完美却独具特色的走向学术化的作家批评实践,苏雪林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作家论发展史上的一席之地。     

论1930年代“左翼”“进城”书写的“半殖民地”国家想象

1930年代的"乡下人进城"小说多采用政治、经济视角展开社会批判,尤其是"左翼"倾向作家的"进城"书写更为明显。王统照的《山雨》、茅盾的《子夜》《微波》、丁玲的《奔》、叶紫的《杨七公公过年》五篇小说构成了一幅1930年代的城乡"流民图",小说旨在揭露和批判支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外来资本"的"罪恶",呈现出"半殖民地"国家想象色彩。     

略论1930-194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观念

中国现代小说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既往的小说观念便让位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注重社会环境及时代精神、追求大众化和典型问题等方面;而在此主流之外,还存在着与之相对立的现代写实主义、“新心理写实主义”等。40年代的小说观念则带有更多的战争时代特质,其中既有传统小说的历史绵延,又有对战争小说神话的构筑。相反方向的寻求另一方净土,及对小说中“美”的追求,也取得了虽不喧嚣但却耀眼的成就。对异域小说观念的追求,成为这个时期小说观念向现代性的高峰攀登的主导。总之,一个多元化的小说观念空间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     

1930: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史上的“新兴文学”

"新兴文学",作为1930年中国左翼文学理论热潮中的"关键词",集中体现了"左联"成立之初左翼文艺界对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思想探索,也颇具典型性地显示出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在一个独特的历史片段中的若干特征。"新兴文学"体现出"以新代旧"的历史使命意识、放眼国际的开阔视野、旗帜鲜明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目的、"新写实主义"的创作主张等特点,尽管在思想上难免显得肤浅乃至幼稚,但是探究、剖析它的来龙去脉无疑有助于对庞杂繁复的中国左翼文学理论史形成更为切实和细致的省察。     

左联组织框架中的左翼作家身份

左联成立伊始左联组织便通过机关刊物对左翼作家身份进行最初的规训,要求左翼作家投身实际的政治斗争。之后又对应当时极左的中共政治纲领的变化,在左联决议中对左翼作家身份加以解释与修正。与此同时,左联组织亦引导其成员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借助身体、声音、文字进行身份的张扬;通过严格的吸收新成员的程序以及频繁的组织生活维护左翼身份的纯洁;而且把左翼作家身份派上扩张组织的用途。     

浙江作家与左翼文艺运动

本文是依据作者主编的<浙江20世纪文设作出重大建树的浙江作家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卓越贡献,探讨其建构文艺新格局、引领文艺主潮及其创作提升左翼文艺品位的历史经验.     

1930年代南京中医界革新述论

1930年代,南京中医界倡导中医学革命,强调以中医为本位、中医药并重、中西医两种学术体系平行、可平等对话,号召中医担负“会通”责任,建立中西医比较观,实现中西医融会贯通。此外,南京中医界正视中医理论之不足,主动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希望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学术体系,使中医成为独一无二的医学。这是南京中医界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西与西医的交锋对抗中,既立足传统,又寻求合作的一种文化调适。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     

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对“明星制”的突破

电影自19世纪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崛起为广受国人欢迎的大众艺术,为近代中国女性步入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到20世纪30年代,电影女明星成了上海引人注目的社会群体,“明星制”成为一时之风。针对“明星制”的弊端,左翼电影采取多种措施,对其予以批评并试图突破其藩篱。但宥于当时中国电影发展之现实,“明星制”终究未能发生根本改观     

20世纪30年代中美左翼文学关系初探

中美两个文化截然不同的国家,其文学的发展却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惊人的相似,这就是产生了在中美文坛占据主导地位,在两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都有过重大影响的左翼文学,两国左翼文学尽管发生和终结的背景不一样,但都以自己辉煌的成就谱写了文学史的灿烂篇章,并且都以人类博大的胸怀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渗透,对人类黑暗的一致谴责和对光明的共同追求,使它们形成了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可喜局面,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从而远远超越了不同质文化交流的一般意义。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闺秀派作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涌现出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女作家。她们身上保留了中国传统女性端庄、婉约的特点,但时代的影响又使她们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带上了现代女性个性解放、思想活跃的特征。东西方两种教育思想的冲击促成了闺秀派作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创作群体的形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推动下,她们的创作整体上表现出女性自由解放的追求,探求自我的存在价值和人生意义。在审美风格上,注重营造古典的诗意氛围,抒写温婉的感伤情怀。     

马克思主义影响与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批评的理论自觉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理论自觉意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出来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直接相关。20世纪30年代较为完整的批评理论首先出现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中,突出表现就是建立起整体阐释框架和＂历时性＂观照方式的＂作家论＂。左翼文学批评直接带动了20世纪30年代文学批评整体上的发展,具有说服力的是1936年完成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左联"湖南作家与俄苏文学

“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内核、经世致用的近世湖湘文化特质以及救亡图存的时代呼求构筑起“左联”湖南作家的期待视野。期待视野的相通性使这个聚合得并不十分紧密的团体在择取外来文学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特征 ,即以俄苏文学为主要的导师和朋友。由于中国新文学具有浓厚的文化属性 ,因而“左联”湖南作家对俄苏文学的偏爱 ,与其说是文学上的认同 ,毋宁说是文化上的认同。而湖湘文化的缺失则造成了他们对外来文学最终缺乏一种兼收并蓄的胸怀。     

左翼作家的革命情结研究

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源于现代化的焦虑与渴望,在苏联革命的启示下,他们选择了由革命而走向"现代"的道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过程。这种革命情结在政治的肯定、诱导下逐渐定型、僵化。从革命视角出发,左翼文学中出现了贬低知识分子、美化工农的倾向,造成了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错位。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新诗的“大众化形式”采用与传播

1932年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作为“左联”领导下的群众新诗歌团体,创办了以《新诗歌》为代表的一系列诗歌刊物,在20世纪30年代承担起了无产阶级诗歌创作和传播的重任。这一时期的左翼诗歌表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创作倾向和时代特征,呼吁使用“大众化形式”来创作诗歌,追求诗歌语言的口语化和可朗诵性,以增强无产阶级诗歌在民众中的感染力和传播力。这一时期的左翼诗人从歌谣等“旧形式”中汲取诗歌资源,借此建设适应时代需求的“大众化”新形式。“大众合唱诗”作为“大众化形式”的建设代表,表现出较强的“戏剧化”特征,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体互渗的现象。这一时期的左翼新诗不仅摆脱了之前理论殷实而作品贫乏的“国语诗歌”创作困境,而且真正实现了无产阶级诗歌甚至是新诗的大众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