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文化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在汲取中国传统法治营养,继承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智慧结晶的基础上,借鉴并吸收西方国家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理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自主地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人类法治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对立法而言,文化理念是立法的价值指引;公民素质是制约和影响立法质量的重要因素;制度文化与立法民主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法律运行而言,不同文化特性形成不同的法律运行模式;社会习惯、习俗对法律的运行具有重要的影响;对法律的信仰程度也是法律运行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文化对法律制度的这种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文化的建设,积极培育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社会文化。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法治的道德基础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最终之工具,其内在的道德品质即法律的德性基础影响并制约着法律自身的权威性和社会调节的效力,也决定着和谐社会实现的可能性。从实践的角度看,无公正即无秩序,恶法之治势必无法实现社会之和谐。法治唯有与道德紧密契合,执法者树立起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才能大大降低公众对法治行为的反对意见,从而有助于提升法治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以及社会调节功能的实现,无疑也能发挥法律社会调节的实际功能。本文着重分析了法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当前我国法治过程中德性匮乏的突出问题,最后就强化法的德性基础,增强法的有效性与社会调节功能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法治与文化

法治有其文化基础,只有当法治本身成为文化,法治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但时至今日之中国,法治尚未成为文化.为此,需要剖析其原因,并从科学理解文化之本义、采取正确的文化政策、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和协调中西方法治文化等方面而努力.     

论康德哲学与现代法治的伦理基础

无论是从伦理学方法论意义上还是从法学方法论意义上,康德哲学都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或法律命题,即为了人类自我本性的保全与完善,人们应当从善良目的和法律原则出发重新阐释抑或审视手段或规则本身.康德哲学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内在关系提供了更加有益的视角和观点:一方面,人作为一种目的的存在,有其自在的人格争尊严,无论作为个体的人犯下何种罪行,都应当作为一个人接受审判和刑罚,从而使国家、社会及其个人都获得一种事实发现和道德反省的机会;另一方面,这种审判和刑罚又应当是“出乎善的目的”,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对于任何一个具有现代法治精神和制度实践的国家,康德哲学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人们寻找谋求自身不断完善的伦理基础和行动方案.     

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文化基础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变革传统法律文化观念,建设现代化法律文化。本文指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因素,并提出了构建法治型的现代法律文化思路。     

论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

法治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其力量是巨大的.其作用原理体现为法的作用、法治的作用及法治文化的作用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着"书本中的法"、"运行中的法"与"生活中的法"等法治文化运行的"三步曲"."三步曲"由浅到深、由易到难、由外到内.法治文化对于人们思维方式的作用特性主要表现为隐蔽而非公开性、彻底而非肤浅性、持续而非短暂性、曲折而非顺利性、感染而非无情性等五个方面.     

论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法治基础

检察机关开展诉讼监督,有着深厚的法治基础.法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法律应能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防止国家权力的失控与异变.权力的来源、性质和行使决定了权力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法治要求对权力进行制度化、法制化的监督.诉讼监督的核心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这正是法治的内在要求.诉讼监督的目标寓于法治的价值层面之中,诉讼监督的制度规范构成了法治的制度规范的重要内容.没有坚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法律的实施就没有可靠的保障.     

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

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精神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根源于中华法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摄取于全球法治文明优秀成果。把内涵于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理论、法治价值、法治习惯中的核心要素凝练出来,揭示的就是法治的文化内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文化内涵可概括为规则文化、程序文化、民主文化、共和文化、人权文化、自由文化、正义文化、和谐文化、理性文化、普适文化等方面,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应当从这些方面着手。     

论德治-法治文化中国化

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不是对法治的限制,而是一条中国特色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法治文化的中国化是以德治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法德并举是当代中国实现法治社会宪法目标的选择。     

法治精神与法治理念的运行实践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中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在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中必须树立合作协商的美德、保持相对的社会均衡性、发挥教育的先导性;更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键在于深化法治实践、增强法治主体的高参与度、实现法治根基的本土化。     

法治的精髓及领导工作法治化探析

法治的精髓是正确处理法与任何权力的关系,法不只是工具,同时是权力的本源。法治的目的是排除个人或集团的武断,实现形式是对传统、科学和民主的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涵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亦即三者的平等关系。法治是一种国家制度,也是一种领导艺术,是总结实践经验、促进班子和谐、改善干群关系的重要工具。     

法与道德的关系——兼论“以德治国”的学理基础

法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伦理学、政治学要研究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哲学史及其近现代转型的过程、它们的区别与联系、冲突或难题等方面来梳理二者比较基础性的关系,是进一步与深层次探究二者关系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认识“以德治国”及其合理性的学理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思想的缺失分析

法律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窗口,任何时代的法律必须置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必定在法律中得以体现。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种传统文化对法律制度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时,只有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注入时代精神,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法治的政治基础

因为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所以民众凭借对行政权力本能的信任共识去服从统治,放逐了法治,从而使得行政权力因素成为法治在中国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削弱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法治。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荀子学说中德治与法治辩证思想探析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中既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儒学,又兼容了法家的思想理论。他改造了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强调“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和各自的作用,将“德治”与“法治”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和理论,这一理论对于当前我们研究和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法治视域下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我国的大学制度历经政治化、行政化和法治化三种形态,现代大学制度呈现法治化形态。与法治建设一样,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两者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路径上的相通性。中国法治实践正在描绘的一幅可能的法治图景是：从法律制度的完善到法治理念的凝练再到法治文化的型塑。这个法治图景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具有指引性,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因而也将从三个层面实现法治构造,即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设,以依法治校、以人为本、学术自由、主体平等为重点的现代大学理念建设,以理性文化和权利文化为基础的现代大学文化建设。     

法治的反面是什么?──再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与一人之治的论述不是专门的治国　方略论，而是为说明全权君主政体的优劣服务的，行文中的“一人之治”指的是政体形式，　而非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的反面是人治，而非一人之治。他的人治是不受法律约束　而受执政者个人情感左右的治国方法，它既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统治的政体中，也可以为多人　统治的政体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