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贫困的根源浅析

农民之所以贫困 :一是由于农业生产周期相对固定 ,生产速度难以较快提高 ;二是农产品的功能稳定 ,在没有功能变化的条件下 ,消费者有意无意抵制其价格上涨 ;三是农产品关系国计民生 ,政府不允许其价格上涨过高 ;四是随着社会发展 ,人们要求丰衣足食 ,这又以少量过剩为前提 ,供过于求 ,将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 ;五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缓慢 ,依靠效率提高来增加收入相对艰难。因而农业难以依靠自身摆脱贫困 ,农民脱贫的希望在于非农行业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的精准扶贫：从形式合理性到实质合理性

在既有的水库移民社区开发性扶贫过程中，从数字或材料上来看，扶贫开发的各个环节都符合政策规定，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形式上较为完美。然而基层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并不能使水库贫困移民真正获取所需的扶贫资源，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或许在短时间、高强度的政策扶贫下，贫困移民能够暂时摆脱贫困，但长期来看仍存在返贫风险。要使贫困移民真正摆脱贫困，关键在于提升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常态，通过精准扶贫使水库移民扶贫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借助移民社区的发展带动贫困移民脱贫解困，实现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扶贫工作由形式合理向实质合理的转变，即通过政策的改进，防止移民精英享有特权、占据资源，使扶贫资源能够真正促进水库移民社区的发展，从而带动并帮助贫困移民在社区发展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彻底摆脱贫困。     

政府鼓励政策与实际产量选择:生产契约与农户心理——以H县烤烟种植为例

国内外学者已经在货币危机和行为经济学领域详细的探讨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政府政策无法实现最初目的的原因。我们从认知偏差角度，对云南省H县城关镇政府在鼓励烤烟生产的“边际奖罚政策”实施的低效率进行了理论分析。我们发现在特定的生产契约条件下，面对同等收益和损失时获得的心理效用不同，是政府的“边际奖罚”政策无法实现预期效果的重要原因。同时，农户对质量控制的努力程度、“边际奖罚”额度的大小、农民（生产者）的相关预期也对政策实施的效果有一定影响。     

新世纪非洲脱贫障碍及其社会政策新进展

新世纪以来,非洲贫困呈现出新的特点,即经济增长与严重贫困化并存问题日益突出。致力于摆脱非洲贫困境地不仅是非洲自身发展的要求,更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迫切需求。非洲脱贫的障碍从殖民统治历史、不良的政府治理以及国际贸易秩序的不平等三方面来解释,虽各具其理,但仍不够切中要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洲的贫困问题。非洲脱贫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发展。近年来,以非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组织纷纷提出制定一体化的反贫困社会政策的要求,在社会保护、就业和劳动市场建设、教育和卫生等主要社会政策领域作出了新的探索,可以说这是非洲迈出谋求自身发展道路的实质性一步。毋庸置疑,这对非洲早日脱贫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论中国农民的劳动价值及其贫困根源

中国农民贫困的制度性障碍是他们付出的许多劳动没有价值补偿,长期造成农民无偿地为国家工业化做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亿万农民工人的劳动价值即使有补偿,其标准也是极其低廉的。这使我们意识到,我国9亿农民的劳动价值既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又受到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的制约。新时期的农民最大悲哀就在于,他们长年劳动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困的厄运。因此必须重新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理论指导地位,赋予农民享有平等就业和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并享有获得合法劳动报酬和国民待遇的一切权利。这是《宪法》和《劳动法》赋予每一个公民平等的权利,也是解决新时期农民问题的根本途径。     

绝对贫困和主观贫困抑制还是激发农民政治参与？

以我国5省(区)10县1 000户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通过建构多维分析框架探究绝对贫困与主观贫困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抑制效应或激发作用。研究发现：在当前农村政治环境中的不同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的抑制效应都不显著,但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在国际3.1美元贫困标准和2010年国家贫困线下,绝对贫困对农民高、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均有显著抑制效应。不仅如此,无论贫困标准高低,绝对贫困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正向自洽的抑制效应都不明显,然而在中等以上贫困标准下,绝对贫困均可显著抑制农民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此外,主观贫困标准虽对农民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和高层次政治参与行为无显著影响,但对他们低层次政治参与行为和高层次政治参与态度有明显激发作用;而且农民主观贫困标准越高,越能促进其高、低层次政治参与态度与行为的正向自洽。     

消除贫困，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中国反贫困的主战场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我党在民族政策上的根本立场，而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则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现实障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邓小平同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等一系列理论指导下，我国的反贫困斗争进入了攻坚战阶段，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为各少数民族摆脱贫困走上共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民精神贫困问题及化解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利抓手,是发展农业农村和富裕农民的有效方式.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但农民精神贫困无疑成为乡村振兴的内在制约因素.当前,由于农村经济条件限制、教育不足、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够、政府的忽视和农民自身保守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民精神异常贫困,具体表现为迷信思想...     

精准脱贫视阈下就业扶贫:政策回顾、问题诠释与实践探索

就业脱贫在精准脱贫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通过就业帮扶使得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早日通过自己的双手和努力,积极地融入社会,提升自我,进而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当前就业扶贫政策主要包括专项就业救助以及人社部专门针对就业扶贫的系列文件,但二者的理念预设、权利义务规定和政策侧重点不尽相同。进一步分析发现,一些扶持政策的门槛条件较高,贫困家庭照料负担重、劳动力市场分割等也会影响政策的可及性;同时,贫困地区公共服务体系需要更加完善,要切实尊重和维护好贫困人员各项就业合法权益。因此,在就业扶贫工作中要以整体性治理统筹各项贫困人员就业促进政策,整合各项政策构建综合性就业援助体系;消除政策户籍壁垒,导入积极就业援助理念,以促进贫困人员就业为根本,加强地区、区域之间的信息互通、政策衔接和帮扶资金融通,提高政策的可及性。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农民教育的思想及启示

农民是我国国民的主体,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农民教育问题在中国具有特殊重要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农民教育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针对农民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关于中国农民教育的具体措施和理论原则,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农民教育理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农民教育思想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必须以实际物质利益为基础;以农民为本,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护农民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大小凉山精准扶贫脱贫策略思考

大小凉山是四川省四大连片特困地区之一,是精准扶贫攻坚战中需要集中人力物力重点攻克的“关键战役”区域。受该地区的扶贫现状和存在的不利条件影响,相关精准扶贫政策在制定时需要考虑三方面的现实约束：一是主要包括扶贫对象精准定位约束、扶贫产业精准定位约束、扶贫资金利用效率约束的现实约束,二是地理位置限制,三是教育资源匮乏。在立足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通过精确扶贫对象及范围、建设民生保障工程、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引进高素质人才、完善扶贫项目审核、引导产业结构优化、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等多项措施进行全方位的布局,提高大小凉山地区扶贫工作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大小凉山地区的贫困问题能否借由精准扶贫政策得到解决,不仅关系到该地区百姓的生产生活水平,还决定着我国整体扶贫脱贫工作的成效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规模不经济:"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

由于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占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决定了其农业、农村和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为此,通过分析和阐释“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规模不经济(包括内在不经济和外在不经济),探讨了克服规模不经济的思路,并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建议。     

农民的非理性环境行为及其归因

农民在采取环境行为时不是完全理性的,他们是有限理性的环境行为者。从社会成本和长期效用出发,农民的非理性环境行为是指那些破坏或不合理利用环境的行为。造成农民非理性环境行为的原因,存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多种解释角度,如以社会心理学中的归因理论为解释视角,这些行为是农民自身、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本身三者作用的结果。     

相对贫困的内涵、测度及其治理对策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全球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如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全面审视相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从制度、资本和文化等方面讨论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分析解决相对贫困的关键环节,提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强教育体制改革,以此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制度保障、基础支撑和智力支持。     

泉州后农运经济效应影响研究

农运经济是一种长期效应，即“后农运效应”。举办农运会对泉州经济既产生诸如就业增长、GDP及相关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优化等正面影响，也产生低谷效应、挤出效应、虹吸效应等负面影响，只有会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湖北省农村贫困与反贫困研究之一——湖北省农村贫困的现状及原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大的难题是农村和农民的小康建设问题.要建设湖北省的小康必须减少湖北省的贫困人口和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湖北省委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反贫困,但许多反贫困资金并没有产生效益、反贫困的措施并没有产生实效,贫困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认清贫困的现状和原因.     

环境利益的差异建构与原因阐释——区域与城乡环境利益分配的基础分析

生态环境理性是经济理性盛宴之后成长范式的转移,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在发展不均衡与分配不公平的基本国情观察下,中国的环境利益分配表现为地区差异与城乡差异的面向。环境利益地区差异是由于自然资源禀赋与环境污染的差异,并且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基础上呈现的;环境利益城乡差异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阻隔,造成农村自污染与污染制度性转移的环保哲学。在这两个差异的基础上形成了环境优势者和环境弱势者,究其深层原因,则是经济贫困、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的经济社会发展维度表现。     

培育长增长级是贵州县区开发的有效途径

贵州的贫困人口众多 ,地区分布广泛 ,返贫率高且时间快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长期缺乏长增长极的支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科学发掘、培育长增长极对贵州贫困县区的脱贫致富、遏制生态的继续恶化、创造条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推动产业结构的完善升级和经济社会的整体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一贯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它是中国共产党丰富实践经验的结晶,并作为党的成功经验和传统优势在革命年代、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改革的各个阶段发挥着巨大作用。毛泽东作为成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践者,立足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开创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革命历程和实践经验作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直接来源,为教育和克服工农红军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新时代下继续研究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既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需要,也是完善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