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论新儒家在中国现代化追求上的思想"误区"

现代化作为中国发展的目标与归宿,同样也是新儒家的梦想与追求,但是在新儒家的思想范畴内,有不少主张与现代化的实际存在着较大的出入,这主要包括历史使命的偏差定位,"内圣"与"外王"的错位,传统道德当代功效的曲解。     

熊十力“断染成净”说与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比较

儒家传统的内圣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两人的致思进路并不相同。熊十力"断染成净"说借鉴了佛教唯识宗的理论,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经过纯理智的修养过程,达致"性智全显"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内圣由此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体现了体用相即的致思进路,这一理论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是比较圆融的。而牟宗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认为良知本体需要经过自我的坎陷,才能开显出"纯粹知性",也即是科学和民主,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引起学界较大的争议,多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缺陷,其原因就在于牟宗三没有完全继承熊十力的体用相即的方法。     

"内圣"七议

"内圣外王"是儒学从古至今万变不离其宗的运思模式。"内圣"是外王之根据。对"内圣"进行学理性分析,可透析儒学的真义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由于作为"外王事功"之根据的"内圣"本身之根据是难以定立的,由此决定着儒家学说的空蹈,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既很难使人们在德行的维度精进,更难于将仁政德治落实于现实的政治行为中,甚至使儒家"内圣"之学成为专制主义的护符。     

论当代新儒家的民主政治思想

在儒学通向现代民主的过程中,当代新儒家遇到的难题是未能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为了摆脱这一理论困境,当代新儒学必须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因为心性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儒学标出的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我们应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中国国情的经济基础与民主政治体制的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李侗:从“外王”通向“内圣”的引导者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李侗只是作为朱熹的老师而彰显于世,其实李侗在"道南相传"、"内圣"学说的理论建构,以及宋代理学思潮的发展趋势上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李侗一生中担任三个主要角色,一是从洛学到闽学的传播者;二是价值论与认识论相互贯通的"内圣"思想构建者;三是从"外王"走向"内圣"的引导者。三个角色依次递进,从而把道德价值论和认识论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为朱子理学结构中的"内圣"和"外王"的相互贯通提供了理论准备,也把儒学的"内圣"学说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辩证逻辑下的道德实践——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之省察

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中蕴涵的内圣开出新外王理论,一直被学界误以为是"无中生有"模式的创造,这种理解基于对该理论作因果逻辑的判释。误解主要表现在:作为"内圣"主要内容的道德实践无法直接创造出科学与民主。若换从辩证逻辑的维度来审视道德开出新外王所具有的实践必然性,可能更有益于人们理解该理论。同时,"良知"所具有的道德与超道德两层内涵,又展示了它在辩证开显中的复杂性。     

现代新儒家对中国哲学核心话语的继承与发展

现代新儒家主要在内圣外王之道的框架下继承和发展儒家的核心话语。从内圣之学的角度看,他们着力重建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阐扬了儒家心性之学尤其是良知思想的内涵与现代价值,提出了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境界论。从外王角度看,现代新儒家一方面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的弊端,另一方面揭示了儒家思想对于现代化的积极价值,提出了儒家的新外王论,推动了儒学的现代转型。他们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心、性、仁、良知、内圣、外王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道德自我、道德理性、内在超越、良知坎陷等一系列创新性概念和理论,构建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现代性特征的现代新儒学话语体系。     

王一庵平民儒学思想析论

王一庵尽管晚年做过低微的下级教育官员,但就其一生行谊来看,仍属泰州学派平民学者。他继承了心斋之学,并在诚意慎独方面有自己的新发展。一庵的诚意慎独之学是他平民儒学思想的理论依托,"自强""法天"观念彰显了一庵平民儒学思想的主体意识,"随分而成功业"体现了一庵平民儒学思想的事功观。一庵以讲学集会为实现其平民政治理想的主要手段。这种手段的苍白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觉民行道"的"外王"取向,始终徘徊于"内圣"内涵的边缘上,难以真正向外拓展。     

论"通经致用"的经学传统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通经致用"一直是作为一种中心观念和核心价值被加以标榜和提倡的。"通经致用"有"内圣"与"外王"两条路径,前者主要是指个人的儒家道德修养,后者则是指用经术经世干政。自汉朝经学兴起至清末经学式微,随着时代政治的不断变化,经学的"通经致用"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特征。     

“内圣外王”还是“外王内圣”——评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兼论“西体中用”

"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哲学的意义以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大问题.本文无意全面展开这一问题,而是在具体分析李泽厚的"新内圣外王之道"、阐明它的所对以及它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基础上,指出"内圣外王"是一个生命呈现的问题,展示了人类自身创造自己的历史.因而,情与理、圣与王、内与外、孟与荀等的关系问题也就只能在此生命呈现与历史过程中有其区分的意义,并随之而展示其自身.     

儒家道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基于道德与政治之关系的视角

道德起源于政治需要。儒家认为,＂德＂的主要含义应是＂善＂,道德是实现太平治世的重要条件,是构建理想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儒家提倡＂以德治国＂,混淆了道德与政治的不同功能。道德一旦越位扩张而致政治领域形成＂德治主义＂,即出现泛道德主义,则不可避免地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引入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治理手段——民主与法制,并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结合。儒家道德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在当前我国全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民主要求,需要合理发挥儒家道德的理性指导作用,以老＂内圣＂开新＂外王＂。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既不能完全否定儒家道德的价值,又不能过分夸大儒家道德的作用。以自律的儒家道德辅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从儒家的＂内圣＂开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外王＂,正是儒家道德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后新儒学的新思考

本论文对于原先儒学由"内圣"到"外王"的思考,将做一大逆转,而指出--从"外王"到"内圣"的一个崭新可能.笔者多年来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来诠释中国传统社会,并提出批语对比而言,当前的台湾已进至一以"人际性互动轴"为核心的"公民社会".于传统血缘性纵贯轴的社会,而有"从'内圣'到'外王'"的结构,人际性互动轴的社会则为一"从'外王'到'内圣'"崭新可能.再者,笔者将指出原先"从'内圣'到'外王'"如何落入以"心性修养"为中心,而遗弃了"社会公义";相反地,"从'外王'到'内圣'",则不再是"大公无私",而是"公私分明",对于"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有一恰当的衡定.笔者以为这是后新儒学的崭新思考.     

全球化视域中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全球化使得普世价值的本土化和本土经验的普世化问题日益彰显。儒家的内圣外王能否建设现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近代以来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相较于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内圣外王始终是统一的,构成儒家丰富的文化资源。其内圣思想不仅是伦理学,更是天道人心的贯通。外王作为内圣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内圣依据。这种智慧结构在近代却遭受到严重危机。反思我们的传统文化,儒家从内圣到外王政治考虑,包含着不同于西方民主发展的特质。如果说西方的民主问题实质上是权力的合法性问题,那么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则在于如何给最高权力以限制。我们拥有丰富的内圣和外王资源,理应在合理参照西方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论李颙的“悔过自新”说

李颙的"悔过自新"说是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对儒家"反省内求"功夫的一种新解释。它以性二重论为理论基础,赋予"过"以普遍和形上的内涵,通过"动念-转念"、"慎独"、"静坐"、"日用常行"等路径积极主动地"悔",达到回归至善人性的目标,开通了常人成圣成贤的简捷通道,从而将儒家"内圣"的功夫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毛泽东的道德理想主义

毛泽东深受儒家传统"内圣外王"理想模式的影响,尽管"内圣"与"外王"的具体内涵不同于传统儒家,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注重主体内在的道德修养,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改造主观思想世界,并由此导致外在客观世界的改造,即内圣则外王,内圣是外王之本。但这种理论过于理想化,在实践中也一再碰壁。     

论“外王”之学在宋代向“内圣”之学的转化

“内圣外王之道”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其目的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内圣”与“外王”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理天下的手段,本来以“仁”和“礼”的思想形式统一在孔子思想中。但是,秦汉以来,在地主阶级上升时期中,儒学中的“外王”一面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和发展,使...     

沧浪之水与儒家之道

水作为喻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孔子以水来喻道起,儒家学者不断地借助水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然而,自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孟子以"沧浪之水"对仁的解释更侧重于从人的内在心理说明仁的道德属性,并为后世儒家所继承,最终开出一个"内圣"之道。"内圣"与"外王"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处世哲学的核心精神。     

先秦儒家之变迁探微

先秦儒家对后世影响深远,从孔子的恢复周礼,以仁释礼,到孟子的"仁政"学说,再到荀子的"隆礼"以至于法;从理想的"内圣外王"到现实中的"内圣"、"外王",再到依附于"外王";还有庙堂上的执着与山野中的逍遥,先秦儒家为即将来临的封建君主专制,准备了充足的润滑剂。     

论“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以“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反思为中心

儒学理论形态在当代社会的兴起,表明的是儒学对自身理论的反思与自觉。在众多思想形态中,何种儒学思想将引领未来社会思想动向,不仅关切到儒学自身理论形态的自足,更在于思想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导向作用。反思"大陆新儒家"的理论瓶颈,是儒学思想完备自在自为的理论诉求。反思表明,"大陆新儒家"以康有为主义的名义来作为儒学复兴的理论价值取向,不但违背了儒学自身的理论价值承诺,同时也悖离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