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创新:从土地逻辑到分工逻辑

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向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服务规模经营,是农业规模经营方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基于"交易成本—行为能力—农户生产环节外包"分析框架,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理资产专用性、物资资产专用性与外包风险性对农户生产外包行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力资产专用性、农户组织化程度、排他能力、处置能力、交易能力、区域地形交通环境、农户与区域种植作物的匹配度等对农户生产外包行为有促进作用;农户经营规模与外包行为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要转向农业的外包服务规模经营,必须从追求经营主体的现代化转向追求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完善符合小农多样化生产需要的服务支持体系。     

农业规模经营理论分析和我国的现实选择

运用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分析农业规模经营的理论基础,从外部环境和内部资源对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现实状况行了分析,提出了发展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四点政策建议:把握好农业规模经营的"度",创新农地流转机制,培育新型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的农业企业家队伍建设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逐步铺开提供了条件。农业企业家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组织者,农业的弱质性对农业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而锻造一支庞大的、素质过硬的农业企业家队伍不能一蹴而就、单兵突击,它需要多方面长期而持续的努力才能凑效。     

论粮田规模经营中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造

本文从农户粮田规模经营的发展要求出发，着重探讨了规模经营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相互关系，揭示了农业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的关系。在对浙江省粮食生产经营体制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历史与现状的分析基础上，系统提出了加强我省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路与六个方面的对策措施。     

包含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及其政策含义

忽略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不足之处.包含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模型及经验分析表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共同构成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时比较优势的基础,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交易成本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制定一国外贸发展战略和政策时,不仅应通过深化分工、促进技术进步、充分利用丰裕要素、发挥规模经济效应等途径降低生产成本,也应着力通过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构建良好的信用体系、推行贸易便利化措施、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广国际贸易惯例等途径降低交易成本.     

交易费用、农地流转与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基于苏、桂、鄂、黑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地流转是促进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已成为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的中心议题。基于江苏、广西、湖北及黑龙江四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交易费用是影响农地流转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农地流转中存在的交易费用既抑制转入户转入土地,又抑制转出户转出土地。因此,新一轮农地制度改革进程中应全面降低农地流转面临的各类交易费用,促进农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以土地股份合作社推动农村土地规模经营——胶州市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践探索

土地股份合作制作为农业经营模式和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机制的创新探索,进一步优化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推动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胶州市在实践中,形成了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自愿、有偿";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有序流转、规模经营的原则及政府推动、把关定向,实现土地流转规范化;特色带动,创新模式,实现土地流转规模化;转移促动、集中资源,实现土地流转社会化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     

家庭农场：一种激活本土性资源的有益尝试——基于松江楠村的调查

家庭农场是不同于种田能手、大户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从种田能手、大户到家庭农场,是经营规模和资本投入不断增加,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升级的过程。以松江楠村的经验看,家庭农场需要的支撑条件有：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应的城市适度规模需求;活跃的在地非农就业;发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在农业功能区划、田间管理和服务方面的积极作为;村集体所有权、小农承包权和家庭农场经营权的制约平衡。这一系列条件的背后,映射着从“三个集中”到“四化同步”等政策框架的渐变。家庭农场的地方性实践启示人们,经营的适度规模需要政府在完善服务、统筹管理、财政支农、地权配置等方面有适度作为。     

分工、增长与中国社会的普遍富裕

亚当·斯密很早就指出分工发展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国民普遍富裕的最重要原因。宏观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的普遍富裕之间存在背离。从分工角度分析产生这种背离的原因主要有:农业分工水平低;地方和行业利益,地区和行业垄断普遍存在;具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制造业普遍达不到规模经济水平;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因此,应采取促进农业生产分工和规模经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切实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政策来缓解这一问题。     

农业地理集聚与农业分工深化、分工利益实现

“斯密猜想”命题在本质上揭示了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内生根源在于农业分工的有限性.但是,分工仍然是农业经济增长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根本源泉,农业分工本身及农业规模报酬递增也必然需要借助某种特定而有效的空间组织形态来实现.农业地理集聚作为一种特定而有效的农业空间组织形态,是农业分工的结果,也是农业分工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的原因.因此,农业地理集聚是农业分工的空间组织形态,同时也是农业分工利益和分工效率改善的空间实现,它可以通过扩大农业市场广度和增加农业市场深度来拓展农业市场规模     

山地丘陵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性及其限度——对适度规模经营危害论的一个批判

定量定性的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农地的超小规模经营优势渐无,超大规模时机未到,而适度规模是有效的.固守“规模经营危害论”所倡导的小农生产并不可取,但也不可不顾大规模经营必需的条件而盲目扩大经营规模.坚定地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应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出路所在,但“度”的选择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只有富裕农民才能稳定农村.通过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以及成本利润率差异分析,可以得出,25-35亩的经营规模应是四川这类人多地少山地丘陵地区的适度规模区间.     

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与路径选择

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物质保障,也是实现"四化同步"的关键。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这得益于现代高效率生产要素的规模化使用。因此,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主体无疑是规模经营实现的践行者和推动者。集体化的适度规模经营代表了我国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问题的研究——基于茂名市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现实探索

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这一创新型生产方式,促进了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发展,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新变化、新希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是提高土地的收益率的有效途径,被各级领导所重视,也被广大农民群众逐步认识。本文根据广东省茂名市的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情况,结合国家政策和全国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推进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基本建议。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保障体系研究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举措.新时期,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成为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国在土地流转、户籍管理、社会保障及再就业、财政支持等方面的政策仍然很不完善,严重影响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推进和农业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因此构建科学、合理、健全的相关政策保障体系就显得至关重要.     

关于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的思考——基于重庆市城乡统筹实验区的经验研究

城镇化与工业化引发了农业劳动力结构变迁,并对农业生产方式与农村发展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将从劳动力结构与土地矛盾视角出发,通过重庆市江津区的实地调查,对中国西南部丘陵地区的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现状进行分析,结合案例对政府服务机制与土地流转政策进行评价,并就存在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规模抑或质量：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迷思

规模经营被认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这种思想在土地流转的政策鼓励下逐渐演变为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热潮,但是规模经营的实际效果却表明规模经营不会必然导向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与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需要探索一条更加注重农业质量的发展道路。     

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格局构想及现实路径

数字经济为中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就理论基础而言,数字经济与农业的融合涉及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分工和交易成本、农业工业化。现阶段中国数字经济与农业的融合程度还不高,融合速度也相对较慢,主要原因包括城乡及区域间的数字鸿沟仍然较大、数字农业的基础设施短板十分突出、数字农业人才培养滞后于社会需求、数字农业的收益分享体系有待完善。结合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目标,可以从农业育种、生产、加工、流通及贸易、防灾减灾这些环节构想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的格局。从现实路径来看,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统筹发展方向;要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深化区域分工;要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注重成果转化;要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培育市场主体;要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民增收。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的进展、模式及建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通过纵向合作、横向合作,以及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乃至相互融合,初步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形成农户自我经营与服务模式、农户与龙头企业的合作模式和市场化交易模式等多种运行模式。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建设现代农业中发挥着引领作用,它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适度规模经营;引入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加速现代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推进农产品的标准化、品牌化生产、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广大农户分享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但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目前仍处在初级阶段。各级政府应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促进土地经营权长期稳定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提供产权保护;改变政府的扶持方式,逐步取消对特定"主体"的扶持,全面转向"项目"支持;财政支持项目中应加大人才培育的支持力度;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再思考

农业规模经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我国农村小生产与大市场、小规模与现代化、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一系列深层次矛盾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要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坚持规模经营质与量的统一;要在政府引导的基础上,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不动摇。     

交易成本视角下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

农地集体所有制并非农地流转和集中及规模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制约农地流转以及农业规模经营形成的障碍是农地流转市场的"低市场性"。事实上,中国尚未建成农地流转市场。这意味着出租方农民和承租方农民在农地流转中都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以及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才是制约农地流转的主要障碍。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成为可能。然而,农地的严重"细碎化"以及我国现在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都制约着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破除农民在交易中的既有约束,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风险及未来的不确定性,才能使大规模的农地流转成为可能。而这一进程能否顺利推进,需要农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