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跨文化元典意义

希伯来《圣经》记载了希伯来(犹太)民族早期所经历的游牧式的文化迁徙及其对周边异质文化的采借、融合和冲突。作为一个跨文化的文化元典,《圣经》的跨文化思想资源表现在它的一神论思想和单种论学说,也表现在它的民族学思维,特别是《圣经》对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意识的交织融合,是《圣经》跨文化思想和思想方式的特质所在。《圣经》的跨文化意义表现在它在元典传承中的超神学价值、普世意义、丰富的思想方法论价值和科际整合视野,以及它所显示的突出的现代性和前沿性上。《圣经》的跨文化元典意义对于反思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和文化难题,不无启示。     

经典翻译研究与跨文化交流——兼评任东升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圣经》是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一,作为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分支的圣经汉译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任东升的专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体现出强烈的跨文化意识,该书把圣经汉译活动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进行跨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学术透视,自成系统,多有洞见,具有相当的原创性和一定的权威性。本文认为翻译的长远目标在于差异被理解,而不是要消灭差异;经典翻译者和研究者不仅需要渊博的知识,而且要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在文化互动中寻找契合点。     

去其偏颇 得其神明——鲁迅与《圣经》简论

鲁迅一生坚持科学,反对各教派宣扬的宗教神话,但却将了解宗教视为必要的修养。因此,从他丰富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世界三大著名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十分熟稔,多有论述,对那些较小的宗教流派也有一定的研究和阐释。本文侧重论述了鲁迅与基督教经典《圣经》的密切关系、对《圣经》的评价、对《圣经》故事的改编,以及对《圣经》词语典故的灵活运用。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在 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 19世纪 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 :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 .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 1843年至 1854 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坎特伯雷故事》与《圣经》精神

《坎特伯雷故事》是中世纪英国伟大诗人乔叟的巅峰之作,作品在题材,框架,和内容等方面都别具匠心。朝圣之旅作为一种象征手法,暗示人的一生是灵魂跋涉的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回归上帝的怀抱。乔叟将故事蛄构和主题思想有机统一起来并赋予了《圣经》精神内涵。     

《圣经》文学性研究评述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圣经》一书的文学特性,在研究《圣经》的叙述结构、文体风格、虚构特征等方面建树颇多,牢固确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圣经》文学研究渐成显学。这些研究都抓住了《圣经》文学研究的根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圣经》的"文学性"做了某些探索。     

《论语》和《圣经》中的仁德

对《论语》和《圣经》中的关于仁德的说教抽集并加以对比 ,从而看出仁德的强大生命力。它没有国界 ,不分宗教 ,从古到今。尤其江泽民主席提出“以德治国”的伟大人文思想更显示出“仁德”在当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重要性     

《圣经》中的性别歧视

《圣经》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 ,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它同时开歧视女性之先河。一方面 ,它客观地反映了妇女极其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极为悲惨的命运 ,表现了当时社会对妇女的歧视 ;另一方面 ,它的文本本身是从男性的视角进行创作的 ,也充满了对女性的歧视。《圣经》对女性的评价和观点 ,成为西方基督教文化歧视女性的源头。     

《红字》中的《圣经》典故与象征意义

美国作家霍桑及其作品深受《圣经》影响,在他的代表作《红字》中,小说人物、情节、主题与《圣经》典故的许多方面有对应关系。霍桑通过对《圣经》典故的大量借用,赋予该小说丰富的《圣经》的象征色彩,使这篇充满象征意义的小说具有了更深的内涵,从而奠定了霍桑作为美国19世纪最有影响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地位。文章以《红字》男女主人公的经历为核心,探究了小说中的《圣经》典故及其丰富的象征意义。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现代传播语境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在现代传播语境下,中国古典文学面临着相当复杂的处境.面对几已进入故纸堆的古典文学,现代传媒一方面为古典文学的大众传播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另一方面却又对古典文学的诗性空间进行了消解,大量误读随之产生.本文运用传播学原理,结合古典文学特点,对古典文学的现代传播进行探讨,力图在古典文学与现代传播结合的研究领域作一有益探索.     

从孔子学院看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具有影响力,但是相较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与输出显得比较欠缺。2004年中国开始在世界各地开办“孔子学院”,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华文化为主要任务,搭建起一座连接中国与其他文化沟通交流的桥梁。现以跨文化传播为研究重点,探讨“孔子学院”在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

近世文学在崇尚以个人为本位的尊重个性的精神及对文学自身特征的重视和探讨等方面与现代文学存在着相通之处,因而成为中国文学从中世进到现代的中介.在近世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毋需也不应楔入所谓"近代文学"(1840年至1919年间的文学)作为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桥梁.而且,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十九世纪末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并足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学历史阶段重要标志的文学新气象.     

跨文化交际与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全球化境遇下文化间的跨际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成为＂地球村＂村民最基本的生存经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成为当代大学生实现以世界公民身份生存的前提。从文化间的全球交往视角出发,通过对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分析,提出培养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     

英语委婉语引起的跨文化交际障碍及其翻译

委婉语就是用婉转、文雅的话来表达不便直说的、粗俗的事物或概念.由于英汉语言特点的差异和英汉文化价值的差异,英语委婉语常常会引起跨文化交际障碍.本文拟就英汉两方面的差异对英语委婉语进行讨论,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对策.     

旧体诗与中国现代文学

尽管迄今为止现代文学的文学史没有把旧体诗列为研究对象,但是它的存在、延续和影响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因此,已经开始有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在尝试着要把它列入其内。既然我们能够宽容通俗小说进入现代文学史,那么把旧体诗也写进来,应该是合乎同一逻辑的。     

基督教的罪观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受基督教的影响至深。除了作品中的《圣经》意象、叙事等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罪”观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心灵影响及由之带来的作品内涵的深刻性;更为重要的是,诗歌、话剧、小说等文类的发生与成熟,与此有关。对“罪”的省察与叙述,决定着中国文学的深刻与丰富。     

中国近现代文学与读者

本文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历史考察。在前五四时期的文学中 ,文学与读者的交流表现出多层样态 ,读者接受呈现出虚怀以待的低姿态 ;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作用是通过“审美向习俗的流溢”而具体实现的 ;革命文学对文学功能的功利要求则诉诸文学与读者交流的联想式认同模式 ;现代主义的文学实验又将读者纳入了创造一词的题中应有之义中。 2 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学在阐释学的视野中呈现出了多彩的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