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莫言小说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继承与创造

莫言对中国传统叙事中的"宗于情感""情景交融"的叙事内容产生了共鸣,通过叙事技法、情节结构、人物刻画等手段传达出他的志情倾向和某种意旨。莫言积极发掘中国神话中的民族精神,把神话作为寻求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品格的文化之母,从六朝志怪、唐传奇、元曲到明清传奇以及近代新兴的民间传统戏曲,他都积极借鉴与吸收,从中找到民族复兴的动力源泉。多元叙事结构与视角的融合从人物故事场景、叙事策略到语言形式全方位地塑造了莫言的小说文本,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突出了"中国叙事传统"的意义,从而确立了莫言小说的独特风格。     

晚清小说的民族国家叙事

民族国家叙事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一种重要表意方式,晚清小说家借鉴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以文学的形式展开不同的国家形象想象。他们或回顾历史,或针砭现实,或深情展望未来,通过艺术想象建构起各异的中国形象谱系,民族国家叙事由此占据晚清小说叙事的中心地位。由于晚清作家对民族国家强盛目标期待的共同性以及时代语境的共时性,决定了作家对于民族国家拯救路径认识上的趋同性,即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解决现实的民族危机,在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实现强大国家的复兴,几乎成为晚清小说家的共识。     

在"异构同质"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传奇传统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

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叙事模式,也是中外小说"异构同质"的叙事传统。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在中外交汇、古今争斗背景下发生、形成,从晚清到"五四"的整体发端,始终没有摆脱传奇叙事传统的背景影响,既"承袭"中国小说传奇叙事的传统,又与西方小说传奇叙事模式相整合,在"传统与发展"的意义上完成了"现代"转型。     

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析论

梁漱溟曾对民族复兴问题做过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提出了视角独特、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民族复兴思想。他认为民族复兴首先要昭苏中国人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因此需要从复兴中国文化尤其是复兴儒学入手;其次,民族复兴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崩坏之后重建中国新社会组织构造,同时经济上"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由乡村建设以复兴中华民族";再次,民族复兴是"要从一个老根上(老文化、老社会)发新芽",是传承旧传统与开出新生命的统一,一方面要守护民族精神这一"老根",守护中国文化中"伦理主义"与"人生向上"两大长处,另一方面"民族复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要弥补"团体组织之缺乏"与"科学技术之不足"的缺陷。梁漱溟对民族复兴的不同道路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与"俄国共产党发明之路"都是"不通的路",而"共产党这条路""走通"了。梁漱溟民族复兴思想的独特价值在于,使国人认识到要全面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关注人生态度、社会组织结构等软实力的重塑,推动中国乡村社会、乡贤文化的复兴,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动刀”:当代小说叙事的暴力美学

刀在传统社会中不过是一件农具或冷兵器,但在中国当代小说叙事中则起到中心化的结构作用.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底层叙事的兴盛,刀又经常充当重要的道具,在小说叙事的高潮中如期而至.中国当代作家只有用到刀的时候,他/她的叙事才得心应手,显示出力道和内在的激情.因此,这促使我们去审视中国现代以来暴力美学的传统.现代小说通过暴力展现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完成了它对民族国家建构的美学想象.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底层叙事,在重新寻求历史正义时,再度有祭刀仪式,刀再度成为叙事的重要道具.但"动刀"也难以完全承载小说的审美意蕴,作家开始寻求逃脱的方式,那就是以其突然变异的意外的方式,来使小说的叙事转折开放.     

从小说界革命看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历史指向

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及其彰显的小说文体个性,一再标示着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缘起与走向,不断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生成之际新旧夹缠的复杂情形。困扰中国传统小说的问题在"小说界革命"之际并未真正消退,而且以改换问题的方式继续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近代"新小说"理论带来的文学重构首先在于重建政治理想、呼唤历史转型,而非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历史语境中确立文学自身的话语本性。按照"新小说"理论家们的设计,获得解放后的小说并非成为了一种自足参与意义重建活动的独立叙事形式,其叙事对象、叙事题旨、叙事策略以及叙事功能实际上都要受到特定的规约,而规约的主要原则便是小说功能与民族国家历史叙事之间的直接对应。     

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情爱叙事的文化政治学考察

在十七年革命战争小说中,国家民族解放的战争伦理叙事和个体人性解放的情爱伦理叙事有主有次地共同服务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性想象与新社会情爱想象的欲望阐释,蕴含着现代民族国家生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思潮及传统儒家文化思潮的抵牾与磨合,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书写了现代中国革命"新人"主体、现代民族国家意义共同体的历史生成和话语修辞,形成了革命伴侣式、男性战斗英雄与民间女子式与阶级/民族超越式、悖伦淫乱式等四种具有主导性的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这几种主导型战争/情爱叙事模式表达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战争情境下个体所应有的情爱选择、进行方式、最终结局,以及这些因素会对战争局势产生的影响方式及程度。但它们不仅只是政党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体系的全面渗透与组织规训的话语证明,还涵盖着更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核和复杂的话语生成机制。     

论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疾病意象

中国现代市镇小说里有大量的对各种疾病的叙述和描写。在中国现代市镇小说里,对疾病的叙写不仅是对疾患的确指,而且具有象征意义与隐喻功能,疾病往往与国家民族的痼疾和社会现实的颓然相关,被赋予了一种现代化的书写方式与现代性的思想内涵。中国现代市镇小说的疾病叙事关涉国家、民族、阶级、人性等多种叙事因素,蕴含丰富复杂的文本内涵。     

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叙事与文化认同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追求现代”,而达致“现代”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叙事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叙事主体。民族国家叙事的多元性和矛盾性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文化认同的复杂形态。     

诗化叙事与人生救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现代性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中一直有一个"呼唤现代文明"式的历史主题,而在对现代小说的研究中也相应地存在一个中心价值——文学对历史进步主题的呼应。这一表现与评价模式同样规范着现代小说的体式。现代作家的诗化叙事正是逸出这种规范后的小说实践,其中也正蕴含着小说文体解放和生命自由的可能。"诗化小说"接续的更多的是王国维曾经实践过的现代性理路,既强调小说的审美特性,又不忘与人生"救赎"关联;而这种小说的拯救功能与强调"小说救世"的社会历史意义的不同在于,诗化小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时不再需要经由"小说救世论"的认定方可获得自身的价值依据。诗化叙事有效地克服了心灵单一化、粗俗化所带来的叙事局限,在文体形式和文化理念上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双重解脱。     

《三言二拍》梦象叙事及其文化学意义

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中,"梦"是一个经常出现的元素,以《三言二拍》为例,其中的梦元素叙写现象就较为突出。从本土文化的视角来说,这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小说叙事现象,可称之为梦象叙事。梦象叙事在小说文本中具有独特的叙事学意义,它既是不同于西方的小说预叙手段,也是小说篇章结构的建构手段,是作为小说艺术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这种叙事现象的背后是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的投射,因而梦象叙事也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学意义,"天人相感"的天人关系论成为促发梦象叙事的哲学基础,同时以民俗心态为主的民族文化心理又是孕育梦象叙事的生活文化土壤。对梦象叙事还可从叙事文化学的角度作纵向的深入研究,这对中国古代小说民族特性的发掘和本土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0世纪初与世纪末的非写实小说高潮

20世纪初晚清时期和世纪末新时期出现的两次非写实小说创作高潮,集中表达了中国文化精英面对现实的现代性焦灼情绪,世纪初的焦虑来自国家民族的存亡危机,世纪末的焦虑则来自人性的缺失危机.这种非写实叙事既开启了20世纪小说的功利性叙事,也开启了世纪末多元化叙事,在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多重深远的影响.     

茅盾小说:政治叙事的两重视角与效应

茅盾小说所显露的政治化倾向,应给以科学、合理的分析与评价。茅盾小说的政治叙事大抵有两重视角,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效应:一是"民族政治"阐释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勾连,联系着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二是"阶级政治"阐释关于革命与阶级的言说,注重阶级关系复杂性的表现,从而形成小说特有的政治叙事张力。     

新时期小说“魔幻叙事”的文化开掘及其意义

中国新时期小说的"魔幻叙事",绝不是文学的轻飘飘的纱衣或作家故弄玄虚的噱头,而是包蕴着现实历史的剪影和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心理的丰富沉积的创作现象。魔幻叙事对传统的儒释道文化和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的开掘不仅丰富了文学的内涵,也体现出重要的文化意义,有利于传统文化资源的转换利用,     

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家族母题

由于故事讲述的年代与讲述故事年代时空距离的差异,中国现代家族母题叙事的理性批判与文化眷恋的启蒙传统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出现了新的变形,即从对家国同构的理性审视到民族精神与文化心态的重塑,从父子思想伦理冲突到祖孙精神性格的一脉相承,由对家族制度激进的革命批判到辨证的文化反思,当代家族小说在继承现代家族叙事传统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个新的艺术之境。     

越南汉文小说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

越南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国家之一,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影响,尤其在汉文小说中形成了与中国相近的小说传统:叙事模式上仿照章回小说的回目形式,且沿袭了我国古代小说的评点风气;思想传统继承的是"民本观"、"正统观"和"华夷观"等核心的儒家价值观念;除此之外,与我国古代小说一样,在越南汉文小说中也涌现出明君忠臣、贤父孝子和烈女节妇等一系列典型丰满的人物形象。考察越南汉文小说的小说传统,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文化在越南的巨大影响。     

“民族本位”与抗战文学的文化构想

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新文学作家在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涯中,深刻地理解了"个人"与"民族""、小家"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漂泊"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彻底觉醒,并深刻反思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性;"流亡"既激发起了他们奋起反抗的复仇意识,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因此呼唤民族精神、渴望民族复兴,几乎就是抗战文学的时代主旋律:它以爱国主义为主导思想,以民族本位为核心价值观,以文学叙事为表达方式,为新文学的后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国传统伦理现代转型的当代视域及其理论探构

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在当代面临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本身受到了道德责难,现代性道德遭遇伦理与实践的二律悖反;二是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使得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面临着"既走进现代、又走出现代"的尴尬处境;三是普世主义的出场,使得中国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型必须超越民族与国家的界限,凸显世界意义.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来实现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的最后决疑:一是探讨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的学理逻辑,究竟可能、应该以及怎样就能够完成中国伦理传统的现代转型;二是注重中国伦理传统转型的历史意识,在历史梳理与现实悖反过程中,追问"现代"与"传统"的"优秀"所在,找到转型的契入口;三是中国伦理传统现代转型的全球意识,在现代文明的滥觞以及后现代文化虚无主义的张扬中,我们面临的决不单单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且还要自觉担负建设和谐世界的文化意识与人类意识,唯此才是真正的现代转型.     

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

"九·一八"后的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兴起,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而"文化复兴与民族复兴"是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当时人们的一个基本观点,认为文化乃是国家和民族立足的根本或生命,因此,只有通过文化复兴来促进或实现民族复兴。他们还从"文化"在民族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以及与民族生存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等方面,论证了文化复兴的必要性。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追述中国文化昔日的辉煌,以说明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之一,完全具有复兴的可能性,这是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一种努力。这一时期知识界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另一种努力,是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证中国文化的本身蕴含了很多可供自身复兴的因素和能力。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不仅非常必要,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抗战时期知识界所讲的文化复兴,就主流意识来看,并非是文化复古,而是新的文化创造。     

由"讲述"到"展示"——政治文化语境下的文体矫正与20世纪30年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

加世纪30年代,对政治文化影响下小说文体进行"形象化"矫正的追求,使中国现代小说开始重视并发展以"展示"为特征的叙事手法,推动中国现代小说情节发展方式由"概述"到"场景",叙事风格从"热"到"冷"的转变,并由此玉成了新的小说亚文体,促进了短篇小说文体的成熟.从文体矫正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在加世纪30年代的叙事模式转变进行分析,可以揭示现代文学文体形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性因素,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