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激励相容制度分析

大气污染的流动性、交叉性决定了我国各级政府应当选择协同治理的方式,以"平等协商、合作治理"的原则进行大气污染治理。随着我国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的持续深入推进,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冲突引发的一系列激励不相容问题更加凸显,阻滞着政府间大气污染协同治理。建立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制度、优化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绩效评估制度、创新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利益均衡与补偿制度、健全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的问责制度等,可促进大气污染政府间协同治理的激励相容,打赢"蓝天保卫战"。     

事务结构、条块互动与基层治理——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农村事务具有不规则性、整体性和季节性,要求治理具有灵活性、系统性和配置性。当前农村治理的问题是基层治理能力和动力不足,导致矛盾上移至县域部门。县域部门有处置"大事"的能力,对众多农村"小事"难以治理。科层部门无论是强化自身建设,还是推动协同治理都有困难,便依附县级政府借用其治理资源。政府为规避风险整合资金成立网格中心,统筹多部门职责交由网格员完成。网格化管理的不足是科层化治理和流程化运转与农村事务治理逻辑相悖,带来事务治理形式化和基层治理内卷化。当基层组织治权与治责大致匹配,与科层部门形成合作共治结构,"枫桥经验"才会成为一般农村的现实。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南昌禁燃禁放治理为例

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是推进基层社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有效途径,但具体如何落实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南昌市在推进禁燃禁放实践中首创了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模式,实现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协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研究发现,以任务分解和过程实时监督为重心协同推进禁燃禁放工作,可以有效避免各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为构建社会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建议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工作中着重在协同治理决策机制、实时监督考核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新常态下的社会治理精细化与赋权改革——以F省S市便民服务中心为例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也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以系统化赋权为思路,以"结构-能动"的渐进方式推进社会结构的不断改良是我国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必由之路。F省通过整合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为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提供了有益探索。社会治理的精细化需要对各个治理主体进行赋权,通过整合和运用新技术,在明确各治理主体权责基础之上实现协同共治。     

从条块分割走向协同治理——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调整取向探析

垂直管理是调整行政组织结构和行政权力配置,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央收权促使了垂直管理的兴起.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中存在着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等问题,因此,必须对这一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构建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借以达到二者协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目的,是优化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现实选择.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治理效率低下。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必须从碎片化走向协同,这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构建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跨区域协同决策、协同执法、协同司法、执法与司法相衔接等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机制,将协同理念融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使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的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事项范围应更加广泛,相关体制机制应适时完善。     

论我国陆地边疆的合作型治理

我国陆疆合作型治理是中央政府及其陆疆地方政府在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把拥有不同资源优势的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组织及其社会公众统合成一个拥有共同目标、既合理分工又有效协同的治理体系,以陆地边疆问题的解决为依归的边疆治理模式。陆疆治理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国际性等特征决定了合作型治理是陆疆治理的最佳选择之一。合作型治理理念和方法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决定了该治理模式是推进陆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陆疆合作型治理模式大致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建构：府际间的协同模式、政府与社会的共治模式、政府与市场的互补模式、政府与公众的互信模式等。     

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道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

通过对政府治理范式进行的系统理论梳理,认为元治理是适应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之一,其理论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研究基于对元治理的内涵与特征、治理的悖论、元治理的优势等分析,论述了元治理模式下政府的治道逻辑,即政府应是制度的制定者、目标的协调者和责任承担者。从元治理的视角看,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需要从国家治理层面进行总体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规则和策略划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界限。研究表明,政府应重视公共组织的内部元治理,打造"强政府";加强对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元治理,培育"大社会";明确元治理目标,塑造法治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政府(元治理者)的治理能力。     

中国农村扶贫中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分析

本文以整体性治理下的跨部门协同为主题,对中国农村扶贫中的跨部门协同模式作系统的梳理与分析。首先从已有的理论中建立分析框架,并认为中国农村扶贫中"三位一体"的扶贫工作格局有政府内协同、政府间协同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三种模式;第二部分用建立的分析框架分析这三种典型模式的跨部门协同机制;最后,分析总结出我国农村扶贫中跨部门协同机制的总体特征。     

国外协同治理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协同治理研究缘自治理需求与治理能力的不平衡。面对公共事务在量与质方面的飞速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解决公共问题上日渐式微,协同治理逐渐成为公共行政理论与政府改革实践的发展趋向。在厘清协同治理的内涵及其近义术语的基础上,根据协同治理分析框架的逻辑关系,梳理协同治理的背景、机制、产出等方面,可以发现,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视角、方法、内容、领域等方面对我国研究协同治理的启示意义,并为推动我国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提供参考。     

迈向整体性治理:政府改革的整体性策略及在中国的适用性

整体性治理与协同型政府改革相互辉映,西方国家的协同型改革实践,逐渐完善了整体性治理的理论解释框架和制度化策略。整体性治理下的政府改革,是政府再造过程的系统体现,包括政府的治理理念、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和服务方式等方面的整体性策略。但是,其在中国的实践还应与中国政府改革的本土实际结合,以型构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政府改革框架。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却呈现出一个碎片化的发展趋势,如存在多种养老保障制度,权利与责任的碎片化及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碎片化等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针对碎片化的问题而提出,其治理路径包括养老保障战略目标的确定、大部门式治理及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推进等方面.     

司法协同治理的运行逻辑与实践路径

传统的单一部门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日益多元的社会治理问题,系统治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新方式。从系统科学视角来看,如果将社会治理看作一个复杂巨系统,司法治理系统则是其子系统。司法治理系统自身及其与社会治理其他子系统间的协同发展可产生超出个体效应的叠加效应,从而促使和谐理性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形成。运用系统科学理论的协同论深入分析司法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和运行逻辑,可为探寻司法协同治理的实践进路提供理论支撑。运用系统科学方法从战略协同、规则协同、组织协同、实施协同和环境要素协同等多个维度建构司法协同治理机制,可为达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提供可供选择的路径。     

找回政府:“后新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区域治理探索

珠三角区域虽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区域政策最完备的区域之一,但是其"多中心、不均衡"的发展模式要求区域治理的模式进一步完善。"后新公共管理"提出了"整体政府"和"网络化治理"等理论和实践模型,在加强宏观指导、统一治理目标的前提和保障下,提倡政府间跨部门的统一协助和合作治理,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把"后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应用到区域治理中将改变传统官僚制层级政府各自为政、各司其职的管理方式,解决区域治理中各地方政府之间、垂直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各行政层级之间相互分割的"碎片化"管理的问题,同样也能化解"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片面追求市场化、淡化政府的协调机制的潜在弊端。在区域治理中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能为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区域发展和治理提供新的参考坐标。     

食品安全国际多边合作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食品安全全球化使国际社会多边治理共同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必然。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主要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一些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均致力于食品安全多边治理,然而现有多边治理存在着治理目标失衡、治理的脆弱性、治理分散和无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国际组织自身的制度改革、加强主权国家的合作和参与以及重视市场力量和市民社会广泛参与等方面完善食品安全多边治理。中国的食品安全治理离不开多边合作,因此国际多边合作可以为我国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对内要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多主体合作、协同治理框架,对外要善用现有的国际组织,争取在多边合作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政府组织层级关系整合研究

目前,处在压力型体制下的我国政府组织层级之间是一种有着较为森严等级的关系,这种层级关系逐渐演变成了基层政府的政策象征性执行和选择性治理的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导致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碎片化、功能的碎片化、部门的碎片化以及服务的间断性等,严重影响着整体性政府的构建。为此,有必要对政府组织层级关系进行有机整合,加强政府组织层级间的协同与合作,形塑整体性政府组织层级关系和整体性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组织整体性治理。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职责优化与组织调适: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进路

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政载体。从功能结构的视角出发,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维度,二者是绩效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辩证统一。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职责体系优化层面,应坚持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和"以能定责、以责赋权"的创新理念,明确职责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构建相互匹配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厘清政府纵向、横向以及条块职责体系的内在关联,构建运行顺畅的职责运行机制;在组织结构调适层面,应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取向,注重强化政府组织内部组成要素的衔接配合,构建协同型政府,着力强化政府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新型互动关系,构建协同型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地方政府责任的问题与化解

在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责任新内涵的基础上可以发现,地方政府责任落实受到体制机制与复杂环境的影响,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制度缺陷导致的"唯上不唯下"的责任向度;"条块"关系导致的权责不清与责任冲突;社会的多元复杂性与网络政治对政府责任带来的新挑战共同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责任面临的问题。对此,化解路径需要从调整制度结构、完善权责清单,强化问责、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提高利用大数据的能力几个方面展开。     

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理论预期、实践难题与路径选择

协同治理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通过系统内各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作产生集体效应,为解决单一主体无法有效治理的跨域公共问题提供了可能,可以实现服务与资源、政策与管理的协同增效。但当前在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过程中,仍面临着目标一致形成困难、权力共享实现困难、公民社会发育迟缓和正式规范先天不足等实践难题。因而,以协同理论为指导,培育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完善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法规制度,规范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和健全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的运行网络,就成为实现跨域公共问题协同治理中各要素、各系统、各部门协同增效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