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民国教育视阈下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从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说起

在中国现代文学关于民国教育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中,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是无法绕开的一部重要作品。叶圣陶正是通过《倪焕之》对民国政治、民国教育以及在此历史大潮裹挟下的个人命运进行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展现了历史蜕变的艰难历程。在《倪焕之》这部小说中,叶圣陶在民国教育视阈下对女性困惑和代际冲突的文学想象与文学书写,不仅使其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文学魅力,而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书写的一个基本范式。无意于成为作家的叶圣陶,却开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先河,成为中国文学史无法绕开的一个重要存在,其内在的缘由值得深入阐释。     

中国现代文学的“正名”

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可谓围绕着"正名"来展开。首先是为"文学"正名,回到文学本身成为上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主潮,但仅仅依靠纯文学理念本身显然还无法建构一个系统而又完整的现代文学史观;接着是90年代以来的为"现代"正名,从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到用繁复的"现代性"言说,有关"现代"的讨论越来越充分,但却离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史实越来越远;新世纪以来为"中国"正名成为新的热点,"民国文学"及其相关概念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出来,且亟需不断深入探究。     

对话：关于“民国文学机制”与现代文学研究

主持人导言：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从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传统的文学史观念的穿越后,似乎遭遇到了新的困惑,传统向现代的问难,国学对西学的质疑,现代文学研究与当下社会文化、文学现实的时话能力式微。曾经在1980年代,引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潮的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新世纪后,比起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明显让人觉得活力不足,创新不够。学术界在焦虑与困惑中思考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格局的开拓与建构。近年来李怡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提出了以“民国机制”为中心的文学史建构观念,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     

“问题小说”如何形成潮流？——论《小说月报》对“问题小说”的推动作用

“问题小说”作为现代文学最早形成的创作潮流，其发展与《新潮》《小说月报》等期刊的推动密不可分。“问题小说”始于《新潮》，推动其形成潮流的却是《小说月报》。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不仅在思想和理论上主动提倡和推动“问题小说”，有意识地提升创作数量和质量，而且有意凸显重点作家、引导读者参与讨论，扩大了“问题小说”影响的公共空间，为“问题小说”潮流的形成建构了有力的现代传媒保障，成为期刊推动文学潮流形成的典范。     

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

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现代机制的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间点。辛亥革命开始了现代国家新体制的建立过程,同时也赋予了中国文学现代的属性。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某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现代文学注重现代性标准不同,民国文学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各种性质的文学是并存的,没有先验的高下之分,研究者完全可以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虽然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它们的结合,很可能为我们贡献新的学术视角。为此,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继第二期推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小说主题嬗变》之后,再推出这组专题,以期把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

中国文学在结束自己的古典机制、逐渐形成现代机制的过程中,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时间点。辛亥革命开始了现代国家新体制的建立过程,同时也赋予了中国文学现代的属性。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某些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与现代文学注重现代性标准不同,民国文学首先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各种性质的文学是并存的,没有先验的高下之分,研究者完全可以凭个人的判断力说话。虽然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并且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但它们的结合,很可能为我们贡献新的学术视角。为此,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本刊继第二期推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小说主题嬗变》之后,再推出这组专题,以期把该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澄清关于“民国文学”研究的三个误解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困局中的一个突破口,"民国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是人为赋予,而是与当下文学史研究的种种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解"民国文学"到底研究什么,可以从三组关系入手清理:"民国文学"与当前其他民国文化现象的关系;"民国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民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的关系。透过这三组关系,"民国文学"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史学逻辑可以自然呈现,而关于"民国文学"不必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澄清。     

从清末到民初:鲁迅生活轨迹与思想脉络探微

用"民国视野"的研究方法对民国时期的文学运动进行重新梳理,是近几年中国现代文学界出现的一种文学研究现象。在这个现象的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新的历史时期对学科发展提出新的要求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它为我们重返历史,回到民国话语情境中去研究民国时代的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考察鲁迅在清末民初的生活轨迹,探寻其对于鲁迅思想形成的作用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通过史料梳理的方法对这一时期鲁迅生活轨迹进行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其对于鲁迅后期思想的重要影响,对于我们透过"民国视野"走进真实的鲁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模式解构的极致与限度--论新历史小说对民国时代的叙述

西方当代史学观念的介绍与引进、历史行程的延展性与几度的迂回性、作家自身的独特经历促使新一代作家抛弃既有历史观、文学观,完全颠覆民国叙事的经典模式打破阶级界线、释放个人欲望、强调偶然不测,并用种种形式探索来显示历史叙述的主观性,创作了一批被称为"新历史小说"的作品.但解构的偏执,使他们的历史言说局限于"前文本"的固有层次,最终未能表达出对民国时代的个性化理解.     

“荒歉”年代文坛的丰碑——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述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当时险恶的政治、文化环境,中国新文学进入了一个沉默期。也就在这个时候,叶圣陶肩负起了主编《小说月报》的重任。他以《小说月报》为阵地,重新组织创作队伍,倡导“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的生活”,培养和提拔文艺新人,开我国现代作家研究风气之先,从而使《小说月报》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填补了新文坛寂寞的空虚。     

《子夜》的历史、美学价值

研究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是以小说划分新纪元的。当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它思想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立刻引起迥然而异的反响。在热烈的欢呼和无条件的责难中,宣告了新文学的诞生。然而,也不可否认,“民国七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出现的时候,也还没有第二个同样惹人注意的作家,更其找不出同样成功的第二篇创作小说”。到了民国八年,小说创作的“尝试者”渐渐多了,然而也不过汪敬熙等三数人;到民国十年,《小说月报》革新后,作者也不过十数人。至于中长篇小说,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不论从数量和质量上考察,都处于一个幼稚的尝试阶段,张资平的《冲积期的化石》和王统照的《一叶》 (均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

商务印书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繁殖和哺育的重要意义.早期的商务印书馆对于西洋文化文学的介绍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孕育的重要因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成为影响甚至左右中国新文学萌生和发展的重要载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中,商务印书馆进行了革新与改革,在以《小说月报》为标志的改革过程中,使商务印书馆成为新文化、新文学发展的重镇.在期刊的文学作品刊载、文学丛书的出版方面,囊括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家,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绩.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中,顺应潮流、鼎力革新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关键,团聚作家、推动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力,联系读者、关注市场是中国现代文学繁荣的保证.     

教材型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观念的嬗变

自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立以来,有代表性的教材型现代文学史编写的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秉承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20世纪80年代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种启蒙现代性文学史观。进入21世纪,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体现了民国文学史观的初步影响。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五色石”——读王学振新著《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

王学振的博士学位论文《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话语嬗变(晚清至民国)》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1年6月正式出版了。该书视角独特,材料丰富,结论新颖,体现出很强的创新性,堪称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块璀璨夺目的"五色石"。     

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接续承传

为研究生活书店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的生产、传播所做的巨大贡献,从《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的源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活书店以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文化理想深深地介入《小说月报》、《文学》月刊等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深层运作,不仅吸纳、团结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大批作家,而且接续承传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并制约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风貌。     

“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大后方文学”

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研究曾经一直为"命名"的问题而反复推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考察中引入符合历史实际的国家形态的视角,不仅仅是呼应了"中国文学史"固有的秦汉--唐--宋--元--明--清的以国家社会形态为基础的叙述模式,而且更有利于在一个准确的时空范围内厘清中国作家的特殊人生体验、社会遭遇、政治处境以及他们所依托的文化传播方式.如何看待"民国文学"阐释架构的合理性,不仅有助于解决文学史命名的难题,也将为"大后方文学"的研究创造新的可能.     

西方忏悔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

本文从跨文化的方位,研究中西文学的文化特质,指出忏悔意识的发展,使西方文学家焕发出新的自我创造力量。内省意识的僵化,使中国历代作家的创造力受到束缚。中国现代作家受西方忏悔意识的影响,形成中国式的忏悔意识。新的反省机制的确立,使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特质发生变化,出现了题材、形式的革新,推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发展。     

“器”的改变与“道”的确立——谈现代文学史的起点

现代文学史是文学现代化的历史,是中国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历史.作为与旧文学相抗衡的新文学,它的出现至少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历史条件现代意识(包括文学观念的现代性)的获得和广泛传播并在社会占居主导地位;与世界现代文学同步的文学文体形式的确立;适当的物质条件的准备.近代印刷工业的兴起,新闻出版业的形成,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现和文学社团以及作家职业化(稿费制)的形成等物质条件为后来现代文学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但"器"的改变是浅层次的,"道"的确立则是十分艰难的.经过近代以来现代意识的积累,量变转化为质变,新文学才得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中真正诞生.现代文学的新文体(新诗、现代小说、散文、话剧)及其各种不同的分类体裁都是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才真正得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故现代文学史的起点就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     

非洲文学研究与中非交流与合作

出于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声援,新中国成立后的非洲研究意识形态色彩较浓。非洲文学的研究开始于对非洲文学及研究著作的翻译和介绍,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收获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60年来国内的非洲文学研究仍然薄弱,囿于少量的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研究,缺少对非洲文学的历史梳理、理论总结。非洲文学研究意义重大,要了解古代非洲,非洲传统口头文学是一条重要线索;要了解现代非洲,非洲现代文学就是一条捷径。非洲文学反映了不同时期非洲的社会状态和非洲精神,是非洲心灵之声,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中非合作中有一个更加真实的非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