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庄子注》中顺性论思想

郭象依“性”建立起一个完整体系，可以称之顺性论，并通过顺性独化、顺性逍遥、顺性无为和顺性即圣四方面加以展开。顺性独化，即万事万物，包括自然、社会及人都是本于性而独化的。万物顺性自足而相齐，进而顺性自足而达到自由逍遥。顺性无为，即无心以顺有，因循顺性。应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就是要求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天下的大治在于民各得其性。顺性即圣，建立新“内圣外王”；圣人是肯定现实、应世的，是游外以弘内，内外相冥的。     

“中朝名士”思想对话的历史考析——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

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是西晋时期的代表性哲学著作。通过对"中朝名士"政治历史背景的系统考察,以及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在文辞与义理上的对应性研究,我们认为,裴頠《崇有论》以儒学立论,代表了西晋中央朝廷的皇族立场。郭象《庄子注》则以"庄子"道家思想立论,代表了地方士族立场。     

经典“阐发”和哲学话语创新:郭象《庄子注》的启发

本文考察郭象《庄子注》在经典"阐发"过程中的哲学话语创新。经典"阐发"是创造性地朝着诠释者特定的哲学方向忠实地阐发经典的义理潜能。哲学家在阐发经典的过程中回应时代问题,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实现理论与现实及德性之间的互动,实现"述而作"与"作而为"的统一。在经典阐发的过程中实施哲学话语创新,旧语汇之安顿和新语汇之开发往往相辅相成;旧话语体系中的中心词可以翻转为新话语体系中的边缘词,旧话语体系中的边缘词亦可以翻转为新话语体系中的中心词;而新话语"体系"需要包含一系列相互支撑的新语汇。     

两晋时期士人“仕而不事”心态剖析——以《庄子注》为中心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士人的座右铭.但是,《庄子注》却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主张:仕而不事,即士人可以出仕做官,但不能有做官之心,更不该有做官之事.导致这种消极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是作者所处的政治环境,主观原因是作者的宿命心理.这表明,政治败坏和宿命心理是部分知识分子疏离政治的主要原因.     

从“文学经典”到“电影经典”相距多远——电影《白鹿原》与《一九四二》比较分析

电影《白鹿原》与《一九四二》作为2012年同年上映的重要影片具有很大可比性。两部影片在剧本改编、主题立意、故事情节与人物刻画、史诗诉求等方面存在差异。《一九四二》在上述四个方面都比《白鹿原》距离"经典电影"更近,更忠实于"文学经典"。     

“肄言”何谓？——基于《群学肄言》的概念索隐

“肄言”是严复创制的专门概念,也是一个基本退出应用领域的“古董词”,但该词却是理解《群学肄言》的关键支点。对于斯宾塞原著未曾言明的方法论意涵,严复不仅予以准确领悟,并将这种阅读体认作为翻译该书的基本指针。《群学肄言》不是原著的照实转译,尤其是题名并非原题的直接对译,而是严复基于原书方法论意涵而拟定的新题名。由于受到严复的“肄言”可以“导先路”之说法的影响,有些研究者误将“肄言”等同于导言或导论。实际上,“肄言”是严复精深把握近代各专门学科的知识构成,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创造性译制,其本真意涵是指各门学科都必备的研究方法论或方法准则,故而“群学肄言”的现代意涵是指社会学方法论。     

李渔生活审美研究综述——以《闲情偶寄》为考察对象

从整体上看,李渔研究包括李渔生平思想和李渔作品,已经非常全面深入。但是李渔美学研究,尤其是李渔生活审美研究还需深入。李渔美学研究突出了戏剧美学,而忽略了生活审美。在李渔生活审美研究中还存在概念把握不准、重复性高、较零散肤浅等问题。     

“三言”与《型世言》女性命运主题比较

冯梦龙与陆人龙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塑造了众多的女性人物,并对她们持一种赞美和褒扬的态度。但是这两位作家的小说却体现了相当不同的人生理念。在他们笔下,女子或作为不幸命运的承载者,或作为坚忍节烈的人格楷模,表现了相当悬殊的美学内涵。     

引导学生鉴赏古诗方法探析——以李商隐《夜雨寄北》为例

引导学生学会鉴赏古诗是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教师要引导得法,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以李商隐的七绝《夜雨寄北》为例,来探析引导学生鉴赏古诗的方法。教师应要求学生反复诵读全诗,在读懂全诗大意的基础上再简介作者情况及其创作背景,然后引导学生重点赏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教师还应对本诗与其他同类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教师应对本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一个总体评价,从而更好地领略本诗独特的艺术魅力。     

《中庸》的“性”是“善”的吗?——与《性自命出》对比研究

通过对比发现,《中庸》与《性自命出》有许多共同点,在“性”的解释方面也是如此.它们对“性”都作“可善可不善”解,且都肯定有向善发展的可能.但两者也有不同,笔者认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庸》讲“诚”,而《性自命出》则无.虽然说《性自命出》讲信(“信,情之方也”),且“诚”也有“诚信”之意,但“诚”在《中庸》中不仅仅是“诚信”,更主要是上升到一种本体的高度.整体现之,《性自命出》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如果说《性自命出》也是子思所作,那么《性自命出》是早于《中庸》的作品.     

论消费文化语境下“红色经典”的改编——以小说《林海雪原》的电视剧改编为例

通过电视剧《林海雪原》和原著的对读分析,可以看出《林海雪原》的改编一味地迎合观众的消费怀旧心理,导致改编上的“平均倾向”,为了吸引年轻观众,改编者在电视剧中强行掺入了“爱情佐料”,电视剧对原著的改编没有能够充分地尊重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对观众理解原著产生误导.     

“大民族主义”抑或“普适主义”——张荫棠《训俗浅言》、《藏俗改良》析论

张荫棠筹藏时期颁发了《训俗浅言》、《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训俗浅言》、《藏俗改良》所表达出的一些思想文化,被后世一些学者指责为大民族主义。回到历史现场,张荫棠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与晚清中国面临的救亡图存以及民族国家建构——这一时代问题密切相关,有历史合理性。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训俗浅言》、《藏俗改良》在宣扬普适主义价值方面的意义。     

理雅各《诗经》翻译初探——基督教视域中的儒家经典

理雅各是19世纪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曾三译《诗经》。由于其间译者经历、生活环境及身份的变化,理雅各的《诗经》三译本体现了其不同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他的宗教观念经历了从以基督教为中心的狭隘偏见,到宽容、自由的比较宗教观的演变,学术思想也从较多地依赖传统和服务政治,而逐渐走向强调独立意识的学术阐释。但西方主流思想总是影响着译者,又通过译者影响着译著。中国经典在理雅各看来仍是低劣的,需要基督教来予以完善。理雅各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更无法突破主流思想意识的藩篱。     

经典、民情与见识——《论语》中的“负面思想”辨析

《论语》中有很多被当作“负面思想”的语录,往往被指出有各种不同的局限性。有见识的学者可以感受经典的力量,懂得其中言情与言理之别,或者能洞悉民情,对“民”的定位既不“失人”亦不“失言”,以及对于《论语》中的思想即“见”即“识”,懂得其超越各种局限性的价值,明白并没有所谓的“负面思想”。     

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意”与“味”

张戒《岁寒堂诗话》这部著作中,存在着以“意”、“味”论诗的现象。“意”和“味”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有不同的含义和价值,特别是在《岁寒堂诗话》中,“意”着重于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味”着重于诗的审美情趣。在两者之间,张戒更强调“意”。     

试论明清小说中韵文的模式及功用——以《型世言》为例

明清小说中的韵文是小说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韵文对正文的内容有复指、同指的作用,对韵文以下的正文部分又有启引的作用,从整个篇章语义上来说,有时候又具有评论的功能。对于韵文在明清小说中的这些功能应当予以重视,并加以深入研究。     

翻译与文学经典的重构——以鲁迅的《祝福》为例

文学经典是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出于特定的原因建构而成的,而符号是其建构的中介。雅各布森将符号翻译分为语际、语内、符际三类,这对文学如何由民族的成为世界的、文字的成为影像的等等,提供了重要的阐释途径。本文所谓翻译,即指语际、语内、语符三项,而非仅仅语际一项。《祝福》的经典重构表明:经典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意象性通过符号所蕴含的可阐释性,召唤着对文本的重译、改编和表演,从而使经典由"今生"寻求到本雅明所青睐的"来世"。     

“诗教”视域中的半部经典——以鲁迅、沈从文、茅盾和赵树理小说代表作再阐释为例

植根于"诗教"之说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评论与研究实践中,不仅影响到与其直接对应的文学社会学方法,而且也影响到看似与其无关的、极度推崇文本中心地位的"新批评"或"形式主义"的语篇细读方法。但由于我们习惯将"诗教"传统中功能论的一面("兴观群怨")推展得过度空泛、又将"诗教"传统中方法论的一面("温柔敦厚")突出得过度孤立,本应成为文学社会学方法必要的实证基础和逻辑起点的文本细读,却常流于琐碎、轻薄,以至撕裂文学作品整体性和有机性。表现在具体作品的分析、阐释和评价上,就是对作品完整文本信息和文本架构的遮蔽或抽离。针对这一症候,就《狂人日记》《阿Q正传》《边城》《子夜》《小二黑结婚》等久遭"半部化"遮蔽的经典作品,进行纠偏式的再解读,可以清楚地揭示、比照出几种形式不一但同样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和方法上的乖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