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之维与“道德教化”之思

作为理解现代性极端发展的两个维度,个人主义和纯粹工具理性已经渗透进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其结果是:道德教化在社会各领域全方位退场,从而陷入现代性困境之中。面对现代性自我观念的形成与教化权威的式微,现代性工具理性崇拜与人之德性的错位,独白性教化传统的延续与个体反抗中的迷失等现实困境,只有将道德教化根植于以交往实践为基础的生活世界,通过完善道德教化实施的内在机制,积极重构中国传统的德性道德,才能完成对现代性道德教化困境的超越。     

西方哲学美学中的实体形式观念

实体形式肇始于西方第一位形式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形式"语义"家族中的重要一员.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观分为审美意义上的形式(美在和谐)和本体论意义上的形式(形式质料说).托马斯·阿奎那总结了古代和中世纪的形式观念,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观念为基础,阐述了美的三要素(完整、比例、鲜明)说;现代新托马斯主义者马利坦、吉尔松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观念,并且从存在论(最高的存在即上帝、纯形式)上论证了包括美和艺术在内的整个世界.     

形而上学的终结与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思想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在这一超越中 ,体现出马克思思想在存在论的基础上对西方传统哲学之本质的彻底批判 ,并开辟了一个本质上全新的研究方向与领域。这一新的方向指向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社会 ,以对现代生活世界之本质的批判及其界限的呈现与改造为其理论与实践的目标。而对于仍深陷于现代性之本质困境之中的当代人而言 ,这一建立在新的存在论基础上的对现代生活世界的观照仍具有指向作用。     

科学主义与现代世界观的起源

科学主义在中国语境中意味着现代性规划的总体性要求。这一要求表现为把分化的知识确立为建构世界经验的方式以及正当性的源泉,这一要求内在地导向了一个世界观的时代的产生。在这个时代,世界的经验是在主体对世界的观看中敞开的。与之相联系的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世界被理解为一种“看作”或解释的结果,它的最终根源不是那些存在本身,而是基于人的视角或说辞;在实践的层面上,被构想为劳动实践的所加工的物质材料。正是以这两种方式,人在现代成了意义与价值的生产者或授予者,而人以外的其他存在者,都仅仅通过接受人的馈赠而获得自身的位置与意义。这就是说,在现代世界图景中,我们所获得的是一个平面的而且没有深度的世界图像。或者说,世界概念已经被弱化为一个无限的空间,它是彻底的物质性的、事态性的。上帝从其中的退隐,意味着世界本身再也不能为人的生存提供任何意义或价值。与这种世界理解相联系的是,人的身份,在此已经被界定为意义、价值的生产者或创造者,从而可以把基于人的目的而生产的意义或价值塞入作为无限容受虚空的“世界”中去,而科学主义视角下的物质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意义的容器。这正是现代性意义的危机的集中体现。     

走向实践的智慧--现代性的困惑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价值

本文首先分析了西方现代性的含义和现代性对于自身确定性的追求,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性的困境;通过和现代性对比,揭示了西方古代思想中所包含的实践智慧及其受思辨形而上学的影响而具有的局限性;最后对中国古代实践智慧相对于西方思想所具有的优越性及其特质进行了阐释,说明它对于解决现代性的困境所具有的意义.     

论美德伦理的重建何以可能

在《德性之后》中,麦金太尔为我们勾勒了一幅三百年来西方社会的传统德性又由盛到衰的历史图景,并指出现代西方社会已经处于美德之后的时代,美德伦理基础已被摧毁。提出只有回到亚里士多德,才能让迷茫、焦虑和苦恼的现代人“回家”,美德伦理的重建才得以可能。但他在重建的过程中也陷入了困境,而要摆脱这一困境,必须求助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只有在实践的伟大社会历史进程中,传统和现实才能走向对话,人类世界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才能走向对话,麦金太尔所提倡的体现现代性伦理生活特征的共同体才能得以生成,美德才能展现其永恒的精神本色和道德荣誉。     

理性与责任——齐格蒙特·鲍曼对纳粹屠犹的道德审视

齐格蒙特·鲍曼是当代西方世界探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不可绕过的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通过考察二战期间纳粹屠犹的深层社会原因,激烈地批判了现代性尤其是现代理性。大屠杀事件的发生,现代理性的膨胀为其提供了观念支撑,而由现代官僚制度构建的基本社会架构则为其提供了现实可能。由此大屠杀最终演变为由设计者、实施者、观望者与受害者之间密切配合的社会集体行为。最后,鲍曼寄希望于通过道德良知与道德责任的唤醒来使人们避免重陷大屠杀之困境。     

贝克莱的困境与马克思主义对观念来源的破解

“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命题具有二重性。从积极的、肯定性的意义来说,它标志贝克莱破解以洛克为代表的早期经验论哲学知识论之矛盾的开端;从消极的、否定性的意义来说,它产生了“自我中心困境”的新问题,无益于问题的彻底解决。出于摆脱困境的实用考虑,贝克莱转而求助于先验、神秘的上帝,将其视作观念的终极来源,由此背离经验论哲学的基本走向,向中世纪神学独断论复归。通过确立“人是物质世界演化的产物”“观念是人脑的产物”“观念的内容来源于物质世界”三个核心命题,传统唯物主义将观念的来源归之于经验的、可感的物质世界,初步超越了贝克莱哲学。但由于在物质与观念作用机制问题上存在含糊性,传统唯物主义对观念来源问题无法给出令人完全信服的答案。在继承、发展传统唯物论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被传统唯物论忽视的“实践”概念进行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将之作为沟通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桥梁与中介,揭示了人的观念在实践中产生、发展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认识论规律,从而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全面破解了观念来源之谜。     

论卢卡奇对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及其理论困境

卢卡奇是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批判和资产阶级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的双重维度上展开对现代性批判的,然而,卢卡奇是在作为资产阶级现代形而上学之完成形式的黑格尔哲学框架内展开对资产阶级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的,即在形而上学范围内解决形而上学所造成的理论困境,从而使其现代性批判的双重维度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理论困境。     

乌托邦视角的现代性反思

由于放弃了超越性的终极价值层面,现代性的社会理想凝固化为实托邦,成为"单一的现代性",隐藏着"现代性之隐忧"。走出这种现代性困境,需要突破意识形态框架,在现代性与乌托邦的相互关联中,使现代性成为"一项尚未完成的规划"。一方面,从乌托邦维度开启现代性的诊断与治疗,享受现代化的积极成果,试图走出困境和出路;另一方面,运用现代性语境中的普世价值,乌托邦思想本身从目的转向过程,形成人类实践活动中的"辩证乌托邦"观念,发挥乌托邦观念的积极意义。     

徐复观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反思

现代新儒家对现代化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 ,并不存在什么“反现代化”的问题 ,而是对以西方近现代文化为标本的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所带来的现代性问题作一种深度的反省。徐复观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新儒家在这方面的成就。他认为 ,“现代文化的性格”的弊端在于 :只重视和发展“科学世界” ,而忽视和拒斥了“价值世界”。现代人的“价值世界”的失落 ,最为凸出和最为关键的 ,是“思想”的困境与危机 :“科学世界”的过分膨胀所起的整合———异化作用 ,使现代化时代成为了“不思不想的时代”。他进而对中西文化的价值作了新的衡论 ,主张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发掘出那些西方近现代文化所缺乏而又必需的生存智慧 ,以改善两个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现代人类走出现代性的生存困境     

“劳动”与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及其哲学意义——“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为中心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以至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沉思、中世纪的上帝与神以及现代社会之中的资产阶级和资产者等都为这一命题所颠覆。劳动被赋予了史无前例的神圣性和优越性,取代了所有传统社会之中的理论、实践、上帝、资产等地位,并且成为了检视一切事物是否合乎人的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的重要体现。     

自然权利与现代性的开端——兼论中国现代性发展方式

现代生活和现代价值的根本维度在于传统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去神圣化而转向世俗生活,政治、经济、包括科学都开始了围绕人自身的利益和幸福服务的目的。造成这一价值翻转的根源在于现代政治对自身的不同理解,本文对开辟"现代性第一次浪潮"的托马斯·霍布斯进行现代性发端的分析,说明现代政治哲学不仅明确拒斥了古代超验自然法传统,而且通过建立现代自然权利论体系,完全彰显人类自身的主体性地位,为启蒙哲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现代性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内通过对现代自然权利论的重构论证及其所产生的后果来探讨中国现代性问题,对中国现代性生成、中国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关联能够达成基本理解。     

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与东亚现代化

哈贝马斯捍卫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和现代性的困境在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解决的办法在于重建生活世界,现代性问题出自工具合理性,交往合理性可以重建现代性。哈贝马斯承认多元性,肯定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交往合理性理论承认东亚现代化的路径。     

追求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讨论的实质在于超越素朴的人类中心观, 反省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 从而自觉地形成一种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应当在生活世界的意义上重新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 把人类长久持存看成是最高价值, 赋予自然环境以内在的生态价值; 应自觉地用实践理性去规范实践活动, 使人类实践活动具备足够的合理性与自律性; 应把反思现代性看成是确认现代性的必要环节; 应自觉地、历史性地确立起类意识与后代意识; 在具体关注人类整体生存状况时, 还应自觉地克服和摒弃区域中心主义     

能动性与受动性:生命实践的双重之维

广义的实践概念是一种生命实践的概念,而生命实践理应包括能动性与受动性这两个方面。在人类哲学史上,生命实践的这一双重维度不仅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灵与肉之间,不仅体现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现象学式的身体行为与实用主义式的身体行为之间,亦以所谓的儒道之辨、所谓的理学、心学之辨贯彻于整个中国古代的践行理论讨论之中。其实,正如古人的阴阳合德思想表明的那样,能动性和受动性双方在人类生命实践中始终是须臾不可分的,任何完善而完美的人类生命实践活动都是能受一体活动的体现。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克服现代实践观中日益膨胀的唯心主义,也为我们走出现代主义文明与后现代主义文明的两难选择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迪和行动指南。     

何谓实践哲学

作为学科的实践哲学是亚里士多德建立的。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和知识分为理论、实践与制作。近代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将传统分类简化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并为康德所沿用。近代英、法的知识分类系统中也有类似实践哲学的领域。由于马克思力主“改变世界”,他的哲学就被许多人称为“实践哲学”,以区别于先前那些在马克思看来仅仅“解释世界”的哲学。当代加达默尔把自己的解释学也称为“实践哲学”。这些都属于学派意义的实践哲学。     

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之桥——论普罗提诺宗教思想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普罗提诺宗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灵魂如何走向上帝以达到灵魂与太一、人与上帝的合一.这一颇具神秘主义特征的宗教思想在三位一体、上帝观、神正论、时间学说和神秘主义等方面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双重影响,既被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正统神学所接纳,又为阿里鸟斯派和艾克哈特等基督教异端提供了理论来源,并通过他们对基督教神学乃至近现代西方思想产生了弥足深远的影响.普罗提诺搭建了一座思想之桥,连通了柏拉图与奥古斯丁、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古代世界与近现代世界.     

终极无为宇宙图景中的生活意义问题——梁漱溟哲学中的宇宙与人生

梁漱溟将文化视为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则是事的无尽相续,是活动与过程,而不是实体.生活被视为意欲推动的向上奋进,生活意义不能从目的 论进路加以建构,而在于当下的创造,即对现成性的突破.这意味着从已成之我与昨日世界走向未成之我与新的可能世界,是"生"机、"活"力显现的过程;至于将宇宙人生作为一个整体而寻找其目的 以确立意义的做法恰恰规避了当下的创造,反而滋生生活的意义之惑."生活"作为一种向上的创造,其动力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期被系于意欲,但1950年代以后则被系于理性.理性不同于注重分别的理智,而是在生命要素(如知-情-意、理智-情感等)的平衡力与统一力.理性才是生命之所以具有活力、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文化宇宙的根本.在以"上帝之死"为背景的虚无时代,如何建构生活意义已成为现代人最大的"生存之惑",而梁漱溟的哲学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某种来自中国文化的思路.     

论庄子和亚里士多德时空观念的相通点

关于时间和空间的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神秘的问题,古代的管子、墨子、庄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无不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了各自的时空观念:“从人到神,从大爆炸到黑洞,从上帝到第一推动力,宇宙万物之道,时间和空间……”〔1〕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科学和认识的质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