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域下的国家认同及其建构

"国家建构"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概念,其行动目标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成员对国家的忠诚与公民意识,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国家建构的基础不仅包含国家主权和强制力这种"硬件基础",也依赖于爱国主义或国家(公民)民族主义这样的非常感性的"运行软件"。在多民族国家,构建国家认同不是一个自然实现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政治发展的趋向和道路问题,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议题。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国家认同的问题还遭遇到内部政治统一的难题、外部恶性竞争的困扰。同时,中华民族从文化民族转变成政治民族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所以,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是我们建构国家认同的重中之重。     

现代国家建构与土地制度变迁——写在《物权法》讨论通过之际

本文由近年来《物权法》中土地权属问题的热烈讨论而引起,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现代国家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双重性。“土地归公”遵循的是民族—国家的逻辑,它为建构统一的主权、强大的中央权威和对乡土社会的渗透提供了基础。但是,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合法基础来自于国民认同。随着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农民获得土地权益的要求愈益强烈。从家庭经营到《物权法》的“地权属民”原则,是民主—国家建构的逻辑,也是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达到相对均衡的产物,它可以建构起农民对国家的制度化认同。     

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基于公共供求的视角

基于场域的公共供求视角,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嬗变清晰地反映出了国家治理的新需求。超越于既往的"抑制—补偿"思路,新型城镇化正发展出人本化的价值预设与再平衡的功能预期。改造、置换经年的乡村性,新一轮的城镇化在动力找寻、题域整合、资源供给、机制再造、空间重构以及绩效审视等方面,其引导式的城市性逻辑渐趋明朗。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战略议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实现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转变、从历时性积累向共时性提升迈进。这一大规模、持续性的公共选择过程,将通过引致中国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而深刻塑造国家治理的结构与功能。新的型构思路、实践逻辑与塑铸作用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它呼唤深度根植于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的内生规定性展开均衡化的现代性国家建构。为此,回应性地选取国家治理的调适向度并拓展系统化的改革议程,至关重要。     

网络生态场域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结构失衡与重构

在移动互联发展与"网生一代"成长同构背景下,提升主流意识形态治理效能以守护国家主权和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开始进入国家治理基本场域。在话语垄断转向现代认同的网络生态场域,多元主体竞争、协调、赋权、分发、选择、反馈的互动流互构了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的生产结构、传播结构与认同结构。在市场经济逻辑、传播逻辑、草根逻辑与适当计算逻辑等多重逻辑冲突下,主流意识形态治理面临生产层面的场域结构和正负向结构、传播层面以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中心-边缘结构和分发-接收结构,以及认同层面的认同群体结构和知识基础结构等多重结构失衡困境。基于结构-行为的互动理论,从多元的互动强化与调整、算法技术的价值适切平衡、强化认同的知识基础和转译界面等方面,寻求主流意识形态治理结构重构的可能路径。     

“缠闹政治”:征地拆迁中官民互动与博弈的现实图景——兼论枢纽型乡村治理结构的构建

当前的农村研究为征地拆迁中农民的抗争行为提供了诸多的理解与分析框架,"强国家—弱社会"分析范式从宏观上展现出了极强的现实解释力。然而当前中国农村的征地拆迁实践却展现出了另一番鲜活的图景:"缠闹政治"。蕴含于其中是一种"弱政—刁民"的互动模式与官民强弱关系倒置的场景和更深层次的"民弱",这影响并威胁着良性国家—社会关系与有序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这就要求构建以单中心与多维度的立体关系网络、互补性与有效性并存的全面资源供给保障以及基于社会正义的认同性价值基础为主要特征的枢纽型乡村治理结构。     

中国城镇化战略:构造逻辑、题域呈现与风险防范——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的探讨

基于共生理论与根植性理论,并借助"逻辑—题域—风险"的分析框架,可以清晰揭示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逻辑发生学与实践运筹学。依据多重混合逻辑所展演的发生秩序、实践动力与目标指向,大转型时代的城镇化正经历一场历时性题域的共时性呈现,同时表现为技术—经济的、社会—政治的、文化—生存的、生态—环境的和心理—体认的复杂面相,这正构成了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但在此过程中,易于伴生性地出现过载、固化、漂移等诸多风险,并具有跨域渗透性、层叠集群性与虹吸传感性等特征。为此,必须从内生应对的系统性出发,以确立法治化与效能化治理的根植性为目标,通过不断提升国家治理的现代性而实现风险管控、导引良序发展。     

国家认同:全球化视野下的结构性分析

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外力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在这一双重时空坐标中,对国家认同的考察不能醉心于国家认同的变迁与再建构的宏观研究层面,停留在公民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等领域中具体形态的微观研究层面,而要加强沟通宏观与微观的中观层次学术考察。在梳理国家认同的概念基础上,"怎样获得国家认同"的问题自然被置换为"国家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消解个人层面的本体性焦虑,使其回归本体性安全及实现国家层面的国家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彰显国家认同的功能性力量。无论是基于理论逻辑阐述还是事实经验考察,国家认同都不能独立地发挥稳定且持久的作用,而是需要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组织系统三方面的基础性结构支撑,这三个领域的功能匹配是国家认同得以可能的有效路径。     

公民教育与国家建设——基于民族地区的考察

认同性整合在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整合中具有重要地位。作为国家提供知识供给的途径,公民教育可以为认同性整合的实现提供制度、组织和价值基础。在建构本土化的公民教育过程中,应该尊重民族地区地方性知识的规律,体现各个民族之间相互团结相互尊重的理念,避免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断裂,从而使地方性知识和国家知识相互交融,实现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的有效统一。     

公民意识与社会领域内"合法性"的建构

从社会领域的角度来看,"合法性"问题指代的是社会制度、规范与秩序本身的正当性及其社会认同程度,其基本范畴包含五个层面的内容;公民意识的培育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来看,公民意识的增强对其社会领域内诸多"合法性"的建构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为其提供思想基础与民主实践的动力.     

中国公民意识的本土特质

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中,公民意识的衍生发展、内在实质、追求价值、表现形态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在滋养该国公民的精神、形塑其行为习惯、传承其群体认同、维护其共同体稳定中所发挥的实践功能也极不相同。中国的公民意识形成有本土特殊的演进逻辑、动力机制和实现路径,内在地体现着中国公民意识的社会主义本质,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特征。     

公民资格制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维系"领土-人口"联结、建立管治和依托基础的核心机制,公民资格制度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多方面的嬗变和发展。全球化带动下的国际人口迁移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逐步促使公民资格制度在内在体系上由对权利的聚焦逐步转向对参与和认同归属的强调,在外部界限上设立居民资格身份作为过渡筛选机制,在选择性包容迁移人口的同时对本国公民给予更多的支持,并形成了双重公民资格制度和欧盟公民资格制度。全球保护行动的日渐开展,也逐渐产生相对意义上的全球公民资格。     

转型期中国公民政治认同困境的演变逻辑——以合法性理论为视角

政治认同是现代国家获取合法性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和考量平台。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一个利益格局先破后立的过程,转型期呈现出社会结构和阶层多元化、利益关系与利益格局复杂化、思想观念与价值理念碎片化的特征。可以说,社会转型对中国公民的政治认同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认同困境问题,其中,利益分化与分配失衡是政治认同困境产生的诱因,经过相对剥夺感和不公感两个心理变量,加之公民利益表达的不顺畅和受阻,最终导致公民政治认同困境的产生。     

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与生成逻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次法治目标的飞跃。“法律信仰—法治信仰—社会主义法治信仰”的演进理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过程中从现代国家建构到普遍法治建设再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进程中国家经验积累和政治认同的结果。法律信仰体现了现代国家建构中国家规范的核心地位,法治信仰从价值维度、目标维度和实践维度三方面对法律信仰实现了超越,社会主义法治信仰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文化传统和文化自觉的历史逻辑以及坚持党的领导的实践逻辑来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和未来期待。     

公民教育与少数民族认同结构优化：以国家认同为中心

传统帝国体系当中,少数民族成员的国家认同呈现出脆弱性、模糊性、多变性得特点。随着现代国家建设的展开,古典意义的国家认同开始实现了现代性的转换。对于新条件下存在着多重认同的少数民族成员而言,要提升和强化其国家认同,实现认同结构的重构,就需要寻找新的途径。而公民教育实际上就是一条有效路径,可以从目标、内容以及主体三个层面得以实现,进而实现少数民族认同结构的优化。     

论国家意识的结构

国家意识不等于国家主义,也不同于爱国主义。国家意识有着完整的结构,包括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国家期待。现代国家是公民国家,公民是国家的主体。现代公民的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国家期待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     

试论"一届政协"的历史方位

"一届政协"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实现了从"私天下"到"公天下"的历史性跃迁.作为一种传统基因与现代特性有机结合的政治创设,"一届政协"不仅构筑了建国初期中国政治理念及其制度逻辑的体制性平台,而且还奠定了当代中国政治架构的制度基础与运作范式.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时代挑战与教育应答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所属国家的一种认知、肯定、接纳,以寻求公民间的"我们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当代,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受到族群认同、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想的挑战,呈现出开放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国家公民"。这是当代国家公民身份的新定位。适应国家公民身份的这一定位,公民教育需要同时进行政治认同教育、文化认同教育和全球认同教育。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在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通过其"以人民为中心—善治—民生"的治理逻辑闭环结构呈现.乡村振兴中治理实践的政治伦理基础是以人民为中心;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实践的价值追求是善治;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有着民生的多重内涵并体现着当代民生特质,其治理逻辑从理论、目标、价值、实践等四维向度体现了始于以人民为中心,围绕善治,实现民生的新时代乡村治理逻辑,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逻辑紧紧围绕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民生发展的特点.     

新型城镇化的政治过程: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与中国实践

强调国家政治过程中新型城镇化的多重制度变迁逻辑及其相互作用,旨在解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制度变迁现象,使其能够运用于中国政治改革或政治过程的经验性描述和理论探讨。在中国,基于政治过程框架下的新型城镇化常常涉及多重制度变迁逻辑和变迁过程,包括国家对资源的控制逻辑、市场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体现了多重制度变迁逻辑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中国城镇化过程作为国家政治过程的重要内容,以制度变迁中的多重逻辑、过程、机制及其相互作用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提出建立指导中国新型城镇化制度改革经验性分析的中层理论的构想,探讨各种制度逻辑的实践过程和实践形式,思考国家治理框架下的新型城镇化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模式,国家、地方政府如何与社会发生联系,利益如何表达和最大化等,以及制度实践的形式、过程及其策略空间等,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建构国家认同的多重面相分析

本文以文化全球化为背景,分析传统文化在建构国家认同方面的多重面相.它既是具有天然情感色彩的认同形式,也被商业逻辑所渗透,同时,作为对全球化的抵制策略,它也面临内部的分裂,而需要进行重新整合.传统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但超越其上的公民认同才是现代国家认同最重要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