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傲慢与谦逊

做学问的人大抵都有些傲气或者自恋。“文章是自己的好”，即便是谦虚的说法。也是“敝帚自珍”。2005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在大陆出版，我细读一过，获益很多，也看到了何先生颇为自负的一面。     

学者的个性与时代的特性——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

前些时候,身边颇有一些年轻朋友谈起何炳棣先生（1917-）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承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朋友赠我一本,使我有机会在忙乱中匆匆读过一遍,稍微领悟到学界朋友何以感兴趣于这本自传性著作。     

何炳棣先生追忆"一二九"运动中之旧人旧事

一 如今,海外学人、大红大紫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已逝)莫过于何炳棣先生了.他的一册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正在大陆读书界"走红".其中讲到了当年的"一二九"运动,他说:当年,"请愿、罢课、罢考,使得任何人都无法专心读书,不幸我也被卷入校内的政治斗争".此后,"1936年初春复课之后,痛定思痛,下最大决心自秋季三年级开始,尽力抽出全学年的课余时间,实现系统自修欧洲外交史的计划,务求能达到为将来留学及学位考试真正奠基的目的".     

史家的傲慢与谦逊

做学问的人大抵都有些傲气或者自恋."文章是自己的好",即便是谦虚的说法,也是"敝帚自珍".2005年,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在大陆出版,我细读一过,获益很多,也看到了何先生颇为自负的一面.这表现在他对于时贤的臧否上,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一点也不避讳地说出他们在学问上甚至为人上的缺陷.例如,胡适对人的成见和社会科学训练不足;董作宾的考据随意;杜维明曲解儒家经典,甚至连英文写作也"备极油滑";对于张光直,作者甚至到了痛加贬斥的程度.     

章学诚“史德”说新解

"史德"是《文史通义》中颇受重视的一个概念,以往对"史德"惯常有两种解释:一指为客观主义,即客观地对待史实;一视为封建伦理主义思想体系和封建伦理道德。把《史德》一篇与《文史通义》全书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联系在一起研究可以发现,"史德"不是指对史事诚实,而是指史家对自己要诚实。"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指史家要发扬"天性",不能屈从"他人",也不能滑向过度"主观"。章学诚的"史德"说不是主张"客观主义"而恰恰在"客观主义"的对立面,他是站在"个体知识"的立场上,在承认史家"自我—授权"的前提下,以"史德"的自律来保证史家主观在合法限度之内。     

论林语堂《苏东坡传》的“自传”取向

《苏东坡传》是林语堂在海外用英文写成的一部历史传记。该传尽管表面叙写苏东坡的"快乐"人生,但"自传"色彩极为浓厚,渗透出一种对自我人格精神的反观及合理性寻绎的特点。林语堂塑造以士人身份呈现的苏东坡形象着重表达的是自己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及解脱之道。     

何炳棣先生追忆“一二九”运动中之旧人旧事

如今，海外学人、大红大紫的历史学家（黄仁字先生已逝）莫过于何炳棣先生了。他的一册回忆录《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正在大陆读书界“走红”。其中讲到了当年的“一二九”运动，他说：当年，“请愿、罢课、罢考，使得任何人都无法专心读书，不幸我也被卷入校内的政治斗争”。此后，“1936年初春复课之后，痛定思痛，下最大决心自秋季一年级开始，尽力抽出全学年的课余时间，实现系统自修欧洲外交史的计划，务求能达到为将来留学及学位考试真正奠基的目的”。     

欧阳修自传的史学价值与叙事策略

欧阳修自传《六一居士传》是含蕴深厚、意义深广的中国自传文学的杰出代表。将其放置于北宋历史文化的视野下考察,更能深刻地揭示出北宋文人悠闲雅逸的日常生活中,其游艺之乐与人格理想,显示了北宋浓厚审美文化氛围下,文人情趣境界超越前代之高标的史学价值。《六一居士传》对于中国自传文学的创造性贡献,更加深和拓展了此后自传写作以雅趣好尚彰显自我形象的审美之维,提供了作为自传的叙事对思想品性的传达的高超叙事经验。     

论美国当代自传文学叙事中“真实”的再现伦理

自传文学这一叙事文类既要求"真实",但又不可避免地带有"虚构"成分,在"真实"与"虚构"间协调平衡是一个充满伦理选择的过程。对《安吉拉的灰烬》《吻》《说谎:一部隐喻式自传》三部颇具代表性的美国当代自传文学文本的分析表明:当"主观真实"比"历史真实"重要时,即使因各种原因"历史真实"出现偏差也不违伦理;当自传主真诚讲述时,即使讲述的"真实"人生故事不为主流社会规约所容,自传主的勇气依然值得赞赏;当自传主刻意在某一"历史事实"上语焉不详,甚至前后矛盾,但他/她以此建构出来的身份也许更加"真实"。与传统自传(文学)相比,美国当代自传文学屡屡突破真实/虚构、主观/客观之间的界限,以传达更加复杂的人生体验,这使当代自传文学的伦理问题更加微妙。     

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种方法论反思

卢卡奇与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是卢卡奇研究中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方法论问题。由于思想内部存在着认同的因素, 卢卡奇最终在中年以后与斯大林主义达成了“被迫的和解”。而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卢卡奇后来的思想发展, 使之陷入一种可怕的思维成式之中, 丧失了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现实与理论(同时也包括他自己的理论) 的能力。卢卡奇晚年自传的本质是一种政治自我辩护, 其本意是为了自我澄清, 但客观上却起了一种自我遮蔽的作用。研究卢卡奇首先必须让卢卡奇从晚年自传的阴影中走出来。     

精神的试验和自我发现的旅程——《阿凯:童年岁月》的自传价值及其自传意识

索因卡的自传《阿凯:童年岁月》以多种艺术手段追溯了幼年索因卡的双重文化教育背景以及在此影响下的个人意识的成长,并注意了人格史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反映了时代主题.索因卡坚信自己的记忆,对叙述建构起来的自我形象没有丝毫的自我怀疑,显现出了传统的自传意识.     

追求诗性与真实的统一——论自传中的自我书写问题

自传的自我书写是自传作家展示自我生命历程、揭示自己思想观念的过程,它追求诗性与真实的统一.自传作家通过复杂自我的转变,使自我的真实性在自传事实与自我夸张之间获得了很好的平衡,使自我的经验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和展现.自传的自我书写在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影响中、在内在真实与外在虚构的矛盾冲突中、在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中、在作家与读者的潜在交流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示.自传作家在自传话语中完成了一种诗性而又真实的自我书写.     

侯外庐自传

《晋阳学刊》高增德同志嘱我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专栏作一自传,虽则我没有什么值得可写,既蒙感情相约,辞之不恭,故略述自己多年从事科学研究的经历,聊以备考。习译《资本论》     

自我意识与身份：自传研究的新视角

自传、自我意识与身份不可分割。自传是自我意识的结果,是自传者实现自我认识、自我认同和自我解释的方式。自传往往带有鲜明的主体色彩,其中关键之处是自传者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这决定着自传的品格与具体样式。自传研究应该返归主体,从自我意识与身份理论出发,建构新的自传诗学。     

论梁启超与胡适的自传观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位积极倡导现代传记的代表人物。在自传观念上,梁、胡二人都重视自传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梁启超强调传记的著述品格,其指称的自传仅限于史著范围内的自叙传,其自传观很难阐释中西自传的差异;胡适无意于为自传找寻历史渊源,而有意将自传的边界无限放大,以最大限度地积累史料,胡适对中西自传差异既有理论阐释,更有实践贡献。梁、胡二人在自传观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梁启超侧重对过去的历史做现实的研究,而胡适侧重为未来的历史做现实的准备。     

一部“讲真话”的作家自传——《王蒙自传2·大块文章》解读

从2006年起,作家王蒙每年推出一部自传,至今已成"自传三部曲",其中《王蒙自传2·大块文章》在全传中占据着核心地位。本文试图通过对《大块文章》的较为详细的解读来阐述该传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一,"讲真话"是《大块文章》的灵魂所在;其二,以作家的视角和作家自传的形式,藉个人十年(1978—1988)文学和生命经历的回顾与书写来反思和审视整个1980年代中国思想和文学的状况,是其价值和意义所在。     

坦白中隐瞒 表现中欺骗——茨威格论“自传”

茨威格对自传艺术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无限的期望又有清醒的认识。表面上看表现自我的自传是每个艺术家最本能最轻松的任务,但实际上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自传却被证明是最不容易成功的,因为它是所有艺术种类中责任最重的。自传的动因是人与生俱来的对自我永恒化的渴望。自传在坦白中隐瞒、表现中欺骗,其实质是一种"制作"而不是复述。     

闻一多先生在云南的岁月(下)

从1938年4月到1945年7月,闻一多先生在云南度过了整整8年岁月。8年间,尽管环境艰苦异常、生活困顿不堪,但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作为斗士,闻一多先生的人生都是多姿多彩、成就卓著、光芒四射的。在1943年以前,作为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的精力和时间主要放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上。闻一多给中文系学生讲授“易经”、“诗经”、“楚辞”、“乐府诗”、“庄子”、“尔雅”、“唐诗”、“上古文学史’:等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同时还讲授全校各院系学生必修课“国文”。由于讲解精深新颖,闻一多的课程深受学生欢迎。在教学外,闻一多继续专注于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撰著了《楚辞校补》、《庄子内篇校释》、《乐府诗笺》、《伏羲考》、《神话与诗》等著作,其中《楚辞校补》1943年获教育部学术论著二等奖。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新颖、功底深厚、见解卓绝、成就杰出。对此,闻一多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这样评论说:“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83-184页)1943年后,闻一多的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通货膨胀、百物奇缺,全家的生活陷入困顿之中,闻一多不得不为全家的日常生活而劳苦奔波;另一方面,随着时局的变化和个人思想的转变,闻一多转而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昆明地区的民主运动中。从物质生活来说,在抗战后期,由于供应短缺和通货膨胀,昆明地区的教授和其他劳动阶层一样,生活上陷入清苦贫穷的状态之中,而闻一多家由于家口较多(全家共有8口人),其生计更为艰难。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闻一多靠挂牌治印和到中学兼课来解决全家的生活困难。关于当时的生活困难情况,闻一多曾在一封家书中作这样的记述:“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关于闻一多到昆华中学兼课的来龙去脉,何炳棣作了这样的回忆:1944年春,何炳棣在联大新校舍遇见闻一多,言谈中何炳棣说起自己在昆华中学兼课事,说学校为自己提供了一间住房,条件较好;闻一多说自己住到乡下本为躲避日机轰炸,进城往返20多里很不方便,如果昆华中学能供给两间房子,他可以考虑去兼课。何炳棣将闻一多的意愿告诉了昆华中学教务主任李埏(著名经济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时任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师兼昆华中学教务主任),李埏和校长徐天祥十分欣喜,将昆华中学原作医务室的小楼房屋全部提供给闻一多全家(在西仓坡联大宿舍建好后,闻家搬至西仓坡教师宿舍居住),并给予专任教师的待遇,报酬是每月1石(100斤)平价米和20块云南银币“半开”(两个“半开”合一个银元)。何炳棣回忆说:“这20块‘半开’是我们一般兼课的人所没有的,银元在当时是非常‘顶事’的,更何况闻先生已开始以篆刻收入补家用,所以那时闻先生全家的生活并不是像一般回忆文章所说的那么困难。”(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83页)关于闻一多挂牌治印事,1946年联大学生自治会编印的《联大八年·闻一多事略》这样说:“自湘桂战争失利后,昆明生活程度,一日千里,高于全国。先生薪给有限,家庭负担甚重,乃不得不日以继夜代人治印以博升斗,但闻先生操守极严,有所不为的,好些以贪污或杀人起家的权贵重金请他治印,都为他严词拒绝。”在这一时期,闻一多所刻印章达数百方。从民主活动来说,闻一多是抗战胜利前后一段时期大后方著名的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民主斗士历程始于’(下转封三)     

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论香港作家梁锡华的长篇小说

梁锡华的长篇小说,执着于一个“情”字。既执着于男女之情,也执着于作家对所执着之事、之人、之道的情。其长篇小说带有强烈的“自传味道”,既是外在经历的叙述性自传,也是内在心灵的告解性自传。后一种自传的浓烈程度,更甚于前一种自传。《独立苍茫》透露着感伤的自我,《头上一片云》呈现着反思的自我,《香港大学生》投射着理想化的自我。感伤、反思也好,理想化也罢,梁锡华的自我始终与宗教有着牵连。这种牵连,使他深入、细致地展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少见的宗教自伤者形象;也使他不懈地抒发着一种理想之道—一种远离教会、回归基督的宗教情怀。     

“大历史”与“整体史”——黄仁宇学术思想的一个渊源问题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是一种经验历史哲学,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深受法国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整体史"与"长时段"理论的影响。黄仁宇学术思想受其影响主要来自纽约、哈佛与剑桥;其中,哈佛学派给了黄仁宇反面的激励,而剑桥学派则让他受益匪浅;另外,其独特的叙事方式也与这一时期年鉴新史学的转型有关。具体而言,这种影响可归为两点:一是宏观视野和整体思维融入大历史之中,二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