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谦抑与轻罪立法：观念调整与立法检视

轻罪立法已成为当前我国刑事立法的特色与趋势，学界对轻罪立法与刑法谦抑原则关系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由于刑罚具有严厉性，应将刑法谦抑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刑法谦抑原则的核心理念是最后手段性，传统观点将其他法律的有效性作为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但是，有效性的标准是难以操作的，且有些犯罪并不处于后置地位；宜将最后手段性的判断标准重置为前置法对刑事违法性的预警功能，具体可从自然犯与法定犯的区分、个人法益与集体法益的区分、前置处罚规范的非象征性、必要程序性要素的配置四个方面实现。判断轻罪立法是否谦抑应附带审查立法目的的正当性。当前受到质疑的一些犯罪有的并不违反刑法谦抑原则，但有的犯罪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调整。轻犯罪法的制定将对刑法谦抑原则形成挑战，坚守刑法谦抑可能需借助程序机制。     

我国刑法立法观的选择与协调——以对刑法及相关规范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晚近以来,我国刑法立法整体呈现三方面的趋势,即增设大量新罪、扩张个罪处罚范围以及加重个罪刑罚处罚。刑法学界就我国未来立法的应然走向,形成了积极刑法立法和消极刑法立法两派阵营。对两种观点的解读与评价,应立足于当前社会风险升级现状,并妥当分析刑法谦抑性的内涵和象征性刑法的价值。积极刑法立法观具有时代意义,应该给予肯定性评价,但积极刑法立法也应遵循科学立法原则。这需要刑法立法与社会风险有效衔接;减少犯罪标签给犯罪人带来的刑罚延续性效应;保证积极刑法立法与严而不厉的罪刑结构并行不悖。     

生产、销售假药罪立法完善研究——以“截短的犯罪构成”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颁行以来,假药犯罪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更凸显出现行刑法的缺陷。鉴此,以截短的犯罪构成为完善视角,从刑罚的积极预防功能和我国的假药犯罪现状分析采用该视角的正当性,指出现行刑法在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罪过形式以及刑罚方式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完善假药定义、扩大规制范围、增设过失犯罪和资格刑罚四个立法建议,期待更好地发挥刑法在药品安全领域中的功能。     

过罪化的实践反思及限制路径——以刑罚的该当性为切入点

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过罪化现象,推动其产生的内在动因在于"刑法万能"思想的误导、社会治理的乏力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导向。过多的刑法条文以及泛滥的刑罚只是过罪化现象的表征,并不能作为判断过罪化现象的标准。其判断基准为刑罚是否具有该当性,且过罪化仅是不具有该当性刑罚的犯罪化。基于以上分析,传统理论所倡导的限制过罪化的举措就有舍本逐末之嫌,刑罚的该当性才是限制过罪化的唯一标尺。解决过罪化现象的根本路径须遵循三个步骤:行为必须侵害或者威胁法益、行为具备刑法规制的必要性、行为由刑法规制有效且可行。     

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

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之初的朴素且模糊的权利认识,到近代劳动价值理论关于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以及法律经济学等理论关于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财产权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权利人的知识产权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现行刑法中知识产权犯罪在分则中位置,其主要客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但是一种属于私权的财产权的侵犯,又怎能将市场经济秩序当作其犯罪的主要客体?所以,笔者建议采取目前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散在型立法模式,在相应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中设置具有独立罪名和法定刑的刑法规范,在知识产权犯罪立法上予以改进:细化定罪标准;完善罪名体系;多样化刑罚种类。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刑法改革论纲

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的深入人心,对我国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要在刑法领域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遵循科学、协调、谦抑和人道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要合理划定犯罪圈,坚持无罪推定原则,贯彻刑罚轻缓化理念,注重行为人刑法的现实价值,注重司法效果的积极反馈。在刑事立法中要重新构筑立法体例,调整具体法条设置,顺应人本主义潮流,改革我国刑罚体系和行刑机制,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落实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完善环境刑法的罪刑设置。     

刑事司法对刑法规范实质性价值的解读

刑事司法是以刑法规范为依据对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从形式上解读刑法规范固然意义重大,但刑事司法一味地表现出的绝对形式主义必将自身引向一条“不归路”。基于现代法治理念,刑事司法适用刑法规范对犯罪的认定除考虑形式上的符合性外,还应对刑法规范的合立法目的性、合社会情理性、合刑法适用必要性和合刑法体系逻辑性等实质性价值进行解读。     

刑罚轻缓化的正当性根据

刑罚轻缓化作为一种轻缓的刑事政策,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刑罚轻缓化的正当性根据包括理论根据和现实根据,理论根据是指刑罚的人道性、刑罚的谦抑性和有限性;现实根据是指发达的经济基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基础和先进的社会文化基础。     

环境刑事立法的经济分析

根据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遏制理性环境犯罪人实施环境犯罪就要增加其预期的惩罚成本,减少其预期犯罪收益,这是刑法介入环境问题的根据和目的。同时,由于刑法本身的成本问题,环境刑事立法应严格把握在刑法成本不超过预期刑法收益的限度和范围内。此外,根据边际刑罚效用递减的规律,边际刑罚成本等于边际刑罚效用是环境刑事立法的最佳点。     

论附条件终止刑事追究制度的刑法立法对 接简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及刑事和解制度,其中涉及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是否适用刑罚在刑法中却没有相应的具体规定。因此,完善刑法立法,编织一张严密的刑事法网,使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及刑事和解制度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维护法律的尊严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立刑法授权性的立法地位,为刑事诉讼程序性权利行使提供更为明确、具体的实体法依据。     

刑法立法效益问题研究

刑法立法效益是刑法立法机关制定刑法所产生的符合立法者主观预期的客观效果与收益,是刑法立法收益扣除刑法成本、刑法质量、公民法律意识等因素后的净收益。刑法立法质量、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都对刑法立法效益产生影响。刑法立法效益是以耗费立法成本为前提的效益,以刑法立法收益为价值追求。刑法立法效益与刑法立法效率、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质量是有区别的,刑法立法效益主要取决于刑法成本和刑法立法收益。刑法立法效益的内容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反恐刑法立法:挑战与回应

我国的反恐刑法立法具有前置性、抽象性、复合性和片断性特点,分别对刑法谦抑主义、法律专属主义、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以及司法判断方法提出了挑战。不应当以既有刑法理论对反恐刑法立法一味地进行批评,而应当依据反恐刑法立法的特点对既有刑法理论进行适当调整,使其为反恐刑法立法的正确适用提供理论支撑。为此,刑法谦抑主义应当从立法论回归解释,为出罪判断提供理论基础;法律专属主义应有例外,把地方性反恐法规作为恐怖主义犯罪司法判定的重要依据;犯罪的刑法治理模式应由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刑法与行政法及地方立法之间的有效合作;同时,应当超越"在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建立"在法律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来回穿梭"的司法判断方法。     

刑罚的正当性——以保障人权为视角

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刑法正当性的回答支配了近现代的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但是也不断地受到挑战。报应主义不能为罪刑相适应提供可以接受的标准,它是"严打"和重刑主义观念的始作俑者。功利主义不但经不起检验,也不能合理解释把个人作为实现社会利益的工具的道德质疑。二战以后人权理论的发展,为我们解释刑罚的正当性问题提供了视角和新的话语方式。     

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立法研究

从1997年《刑法》到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有关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立法规定逐渐增多,成为我国刑事立法中一个独特的立法例。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人身危险性说、人格责任说、量变质变说和社会危害性说,其中,社会危害性说较为合理。作为一种刑事立法现象,在我国多次违法行为犯罪化正逐渐成为一种固化的立法模式,但学者对其正当性、合理性等仍有质疑,而此种立法仍应按照刑事立法的科学性要求,严格遵循谦抑性原则、经济性原则、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协调性原则。     

公平价值最大化理念下缓刑立法的再完善

缓刑作为一种可以有条件的不执行刑罚的刑事责任承担方式,其以矫正为本质的价值取向,顺应了国际刑罚追求谦抑性、公平性、人道性的发展趋势。为促进缓刑立法的完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缓刑立法进行了较大修葺,但在公平价值最大化理念下审视,我国缓刑立法仍有欠公平之处亟待继续完善。     

论罪刑相适应之立法构建

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首先应贯彻到刑法立法之中,在刑法立法环节就要实现犯罪与刑罚的均衡搭配即构建罪刑相适应,因为立法中的罪刑相适应是司法中的罪刑相适应的前提和大致框定.构建标准和构建方法是罪刑相适应立法构建的两个基本问题,而此两个问题应从犯罪的质量差别性和刑罚与犯罪的对应性中去寻求解答.罪刑相适应的立法构建标准应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而其立法构建方法应是基序对应法.     

论刑罚的双重预防目的

刑罚目的,是整个刑罚理论体系的基础。它不仅对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起着广泛的指导作用,而且也直接关系到刑法对社会的保护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刑罚以预防犯罪为目的,几成定论;刑罚目的有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之分,这也差不多已成通说。然而,时至今日,我国刑法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深入,原则性的刑罚目的理论无法发挥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为此,本文拟对刑罚之双重预防目的诸有关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企望能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有所裨益。     

社会公平的立法路径研究

法律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规范手段,但通过法律实现社会公平,其前提是法律本身要公平正义,因此,如何从立法维度实现法律的公平是研究从法制路径实现社会公平的第一步。本文重点从立法权的正当性、立法程序的民主性、法律内容的正义性、立法完善的及时性和立法补充的必要性等几个方面研究了实现社会公平的立法路径。     

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20年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刑法立法进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立法的探索阶段、立法的初成阶段和立法的完善阶段。纵观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的演进过程,发现其呈现出犯罪形势、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相互影响的互动特色,这反映了随着对有组织犯罪观念的不断深化,我国刑事政策观念及刑事立法的不断调整的动态发展过程。回顾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20年的演进,仍能发现其在立法模式、立法的前瞻性、立法的系统性以及刑事责任与刑罚配置等方面存在的较多问题。针对我国有组织犯罪刑法立法的缺陷,我国未来的刑法立法改革走向就是要总结既往立法和司法实践探索经验,正视立法存在的不足,不断从结构、制度和立法技术等方面加以完善,运用多元、能动、理性的总体立法方略构建完备的有组织犯罪刑法体系。     

德国环境刑事法律立法例之探讨

概观德国环境刑法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直观感觉到的似乎只是其频繁地修改、内容的变换以及某些方面的规定移入或移出刑法典。不过当我们理清了德国环境刑法修改的过程和内容,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社会依从性及其独特之处。它不仅将“环境权”明确纳入犯罪客体,在刑罚轻缓的大方向下,环境犯罪的刑罚模式还有向重刑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