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政策检视

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侧重经济秩序和交易安全的保护。这一政策体现在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上,即以交易过程而非所有权为保障对象。然而在界定交易过程时,其将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均囊括在要件之中,这与罪刑法定主义逐渐发生背离。这种背离导致了经济犯罪的不确定性,也违反了刑法谦抑原则。需要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这种背离有现实合理性。当前改革开放仍在继续,中国经济刑法的立法政策还应当一以贯之。     

刑法修订、立法解释与司法 解释界限之厘定

刑法修订、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在刑法制定、修改和适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刑法典与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事实沟通的桥梁,是实现刑法稳定性与明确性的重要路径。然而,近些年来,刑法修订与刑法解释的界限日趋模糊,解释性的立法和立法性的解释大量涌现。欲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之底线,必须厘定刑法修订、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之间的界限：司法解释只能在文本规范内进行解释,“两高”对条文理解上的争议由立法解释进行裁决,只有确实需要对条文进行增减方能进行修订。解释者不能超越罪刑法定之界限,越俎代庖进行创设性解释,立法者亦不可随意修改条文,更不能自降身价任意解释。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解释的思考

罪刑法定由绝对向相对的演变,为刑法解释的诞生提供了契机,二者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而在实施过程中二者的关系并不协调。而且,刑法解释内部也存在冲突。应该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加强刑法立法解释的作用,规范刑法司法解释。     

论刑法上引入疫学因果关系的正当性

公害犯罪出现以后,传统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面临困境。于是,建立在统计科学概率论基础上的疫学因果关系被引入刑法中。刑法上引入疫学因果关系具有正当性的科学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刑法观念的变革

现行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该方面的问题就完事大吉了呢?本文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更是一次深刻的刑法观念大变革,是刑法价值观的再造与重塑过程.如果没有相应刑法观念的更新,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文章深入研究了刑法价值观的变革、刑法犯罪观的变革、刑事政策观的变革、刑事司法观的变革等内容.     

法官适用刑法解释之分析

刑法解释是刑法学界亘古不变的话题。目前在我国,法官在适用刑法处理具体案件时对刑法的解释被排除在刑法解释之外。但是法官适用刑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依据。在从解释的基本思想、解释方法及解释对象等问题上对法官适用刑法解释进行限制的基础上,必须要承认法官适用刑法解释的权力。唯此,才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法解释理论。     

刑法明确性原则:根基、标准及路径

作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侧面,明确性是对刑事立法的一项基本要求,即立法者不得制定构成要件不明确、行为犯罪化的边界不清晰、法定刑幅度不确定的刑法规范.刑法明确性原则的确立,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多维基础.我国现行刑法离明确性的要求尚存较大的差距,为了贯彻和体现刑法明确性原则,需要改进立法语言、完善立法技术、规范刑法解释,以及建立刑事判例制度.     

刑事司法对刑法规范实质性价值的解读

刑事司法是以刑法规范为依据对具体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从形式上解读刑法规范固然意义重大,但刑事司法一味地表现出的绝对形式主义必将自身引向一条“不归路”。基于现代法治理念,刑事司法适用刑法规范对犯罪的认定除考虑形式上的符合性外,还应对刑法规范的合立法目的性、合社会情理性、合刑法适用必要性和合刑法体系逻辑性等实质性价值进行解读。     

刑法解释的溯及力新论

本文通过对刑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涉及到的四种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指出目前争论最激烈的“是否允许将(唯一有效的)法律解释适用于其出台以前的案件”问题的实质是法律的效力等级问题,而不是法律解释的溯及力问题。将刑法解释适用于其出台以前的案件,并不违反法律效力等级的规定,当然也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对于大量存在的司法解释立法化、法律解释内容扩张化使得法律解释事实上成为新的立法,因此“不教而诛”的问题,解决的途径是提高解释水平,包括从解释程序、解释方法等方面的改进,而不是禁止法律解释溯及既往。     

对罪刑法定原则正当性的追问──通过一个个案的考察

我国新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它存在的正当性如何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案例的考察,指出这个规定在我国既不具备历史动因,也不具有实践上的实质意义,因而没有存在的必要性。     

论中国刑法中的扩大解释

无论是在类推适用的旧刑法时期,还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确立以后的新刑法时期,扩大解释都是刑法学理论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刑法中扩大解释的目标与一般法律解释无异,是以探究立法原意为指向。立法原意包含两个方面：静态的立法原意是指立法时所意欲表达的意思和目的;动态的立法原意是指立法后所认可的法律用语的变更与发展。合理的类推解释应当并入扩大解释,扩张后的扩大解释的界限仍是罪刑法定原则,具体以刑法规范对解释的形式约束为判断标准。     

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调控范围的特点与趋向

罪刑法定原则是人类理性觉醒和犯罪观、刑法观转变的成果;罪刑法定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刑法的调控呈现出制刑权专属性、刑法谦抑性、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刑法规范体系的不周延性、刑法调控范围由开放走向封闭等特点;罪刑法定原则使刑法的宽容程度提高,其人道性增强,但要防止刑罚不足现象的出现。     

论刑法修正案(四)对刑法的立法完善及其新增犯罪

为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行为,刑法修正案(四)对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完善。对刑法修正案(四)所修改、增加的内容,有必要对它进行探讨、研究。     

论刑法修正案(四)对刑法的立法完善及其新增犯罪

为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行为，刑法修正案(四)对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完善。对刑法修正案(四)所修改、增加的内容，有必要对它进行探讨、研究。     

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司法化的观念误区与反思

罪刑法定原则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其内容和价值蕴涵需要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一以贯之。罪刑法定旗帜下易形成的法律神话、法律万能的观念,对刑法渊源、刑法机能、罪刑法定原则价值的误认以及传统的社会本位观念构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立法与司法运作的极大阻碍;辨证、民主的刑法观是罪刑法定原则得以贯彻的重要保证。     

立法程序的正当性

立法不公的现象越来越受到关注。在造成立法不公正的诸多原因中,立法程序的不正当往往位居于关键位置。然而,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学理分析一直受到忽视,原因既在于传统上我们对程序法的研究不够重视,更在于传统上关于法的本质的片面观点窒息了我们对立法程序进行正当性分析的学术空间。事实上,基于其“造法之法”的独特程序法地位,立法程序的正当性是良法得以生成的逻辑前提。立足于正当性与实质价值论间的相互关联性,立法程序的正当性可以通过其价值基础、正义诉求和伦理本质三个方面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