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建构

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理念主张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与融合,力图在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社会发展共担共享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从理论范式上来说,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体现了公共行政从功能主义、解释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的系统过程。建构主义主张在自我治理、参与民主、公共协商、多元协同等方面有更多的建树,在国家治理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既要通过国家治理价值、结构以及程序的整体推进而寻求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又要超越社会建构本身在制度规范供给与克服市场失灵上的不足,而发挥国家在宏观引导、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以及政策规范等方面的必要作用。     

“转型社会”框架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构

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重启的现代化进程中,在世界历史的坐标中呈现出“转型社会”的双向运动.其内在逻辑是:社会秩序的革命性变迁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性创新.本文在“转型社会”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当下中国面临的市场化转型风险和民主化转型风险,探讨了基于风险应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建构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和治理路径.     

国家治理进程中社会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构

社会治理体系是一套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包含了社会治理的价值目标体系、结构体系、功能体系、运行体系和工具体系等。社会治理体系的各个构成要素也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于社会治理,影响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效能。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中,要坚守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指导社会治理的运行和操作,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运转和目标的达成,同时在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和创新实践中,完善和更新社会治理理念,用先进的治理理念指导社会治理实践。     

中国国家荣誉制度立法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从宪法到政府组织法均设有专门的国家荣誉条款,并出台了授勋条例等一系列法律规范,初步形成了以勋章奖章制度、国家荣誉称号表彰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为基本内核的国家荣誉制度。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制度多遭破坏。改革开放后,国家荣誉表彰等领域的立法得到加强,国家荣誉制度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国家荣誉管理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国家荣誉称号的设立、颁授等都比较混乱,尤其是相关法律中没有规定法律责任条款,导致很多国家荣誉称号被随意设立,这有损国家荣誉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我国有必要适时制定《国家荣誉法典》,对国家荣誉的设立、分类、授予对象、授予标准、评选原则、评选程序、监督管理等进行统一而权威的规范,提升我国国家荣誉表彰活动的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     

现代国家建构与乡村治理的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因此,运用现代国家建构这一理论框架透视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既为了解中国乡村治理的真相提供了一个学理层面的窗口,同时对于当前探索中国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治理技术及其运作逻辑——理解国家治理的技术维度

现代国家的兴起及其权力运用推动了治理技术的创新及其应用。治理技术就是国家以社会为面向的解决问题的手段和方法。具体的治理技术与国家治理形态之间具有相互建构的性质。治理技术具有多样性,可根据其焦点问题分为以国家、社会、互动和问题等为中心的治理技术,不同治理技术的逻辑起点、技术参数、治理图景、知识基础以及性能标准等都不一样。治理技术的建构及其应用主要是为了清查、盘点、分类、描画和计算社会事实,从而使社会事实变得可看见、可操作、可量化、可计算和可处置,最终实现国家意志。对治理技术及其运行逻辑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国家治理的操作性维度,也深化了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     

媒介中的国家认同建构——以春节联欢晚会为例

本文认为,国家认同建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任务,媒介是进行国家认同建构的主要机构。春晚作为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通过电子媒介传播实现空间化,是国家通过媒介将民族传统习俗与国家政治话语相结合的产物,典型地反映了媒介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在逻辑。     

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格局下的社会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

新中国建立70年在国家治理格局下进行了社会治理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稳定和建设政权,国家治理覆盖了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激发了社会生产力,也导致了独立的社会力量的产生,社会治理成为必要。市场化、城市化衍生了以民生为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新时期和新时代下政府通过建构新的社会治理格局,尝试将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实现有效社会治理的基本领域,这也需要对多种社会治理方式进行整合。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变迁

国家政权建构与乡村治理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现代国家政权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同构过程,其中,民族—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善治的基础,"民主—国家"建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借鉴国家政权建构理论探讨中国乡村治理变迁,并着重探讨中国现代化国家基层政权建构对乡村治理理念、组织和模式变迁的影响。     

以人为本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建构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建构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逻辑合理性支撑。以人为本对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的价值包括:以人为本解构现代化的根本矛盾,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应然;以人为本解构治理的演进困境,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向度和检验标准;以人为本解构统治和管理的缺陷,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多元平等主体关系模式;以人为本嵌入中国当代实际,建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国家治理的职能转变与“国家 社会”的关系重构——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不能囿于西方话语体系的分析框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视角去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是所有政治问题的核心,要从根本上理解国家行为,就必须从国家的本质入手;政治统治、社会管理与国家治理都被打上了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烙印,具有本质一致性,但在形式上又有显著区另别;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推动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必须要处理好国家治理中阶级性与社会性、统治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之间的关系;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提升社会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独立性,实现“国家-社会”的正和博弈,构建“强国家-强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还关系到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发展.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落入国家全能主义的陷阱,轻视市民社会的培育,也不能片面强调弱化国家力量,消解国家权威.应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下,努力推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技术路径分析——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一项颠覆性技术革新,已全面融入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二者的结合是必要也是必然的选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基本的技术路径,其作用主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五个方面体...     

国家行为与社会资本建构

尽管社会资本的存量是民主社会和治理的基础,但国家在社会资本的构建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一方面通过制约社会资本的消极影响,限制其对民主社会造成的损伤;另一方面通过与社会互补和嵌入社会,建构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民主的社会资本,为有效治理提供保障.在国家法团主义体制下,在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创造的社会资本,通过变革现状或对社区的回归两种方式,可以为从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变迁提供基础.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社会管理是在我国社会发育滞后于市场发展、发展时间短、发育水平参差不齐等背景下的现实抉择。虽然经过近十年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我国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同时在推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前提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政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国家治理手段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型,顺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与及时纾解,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政府与社会的双重建构:公共治理的实践命题

随着公民权利的扩张,提供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民主政府兑现其对宪法与公民的承诺的基本方式。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公共治理的多中心秩序。多中心治理实践的社会网络形式以及对公民社团的依赖,决定了政府需要按照公共治理的制度逻辑和行动逻辑对自身及社会进行重新构建。对中国的现实而言,政府既需要提高制度化的能力,加强元治理,也需要推动社会力量的建设,并在治理网络中提升网络治理的能力。     

社会合法性建构：移风易俗与制度适应——以闽南D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本文主要以闽南D村的移风易俗经验为切口,探讨正式制度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移风易俗是基层治理对风俗异化与社会规则失范的适时回应,规则的社会合法性建构是顺利推行移风易俗治理的内在逻辑,回应了正式制度社会适应困境的问题。政社互动下的公意认证、知识融合下的深层认同和社会激励下的行为动力构建了规则的社会合法性,使得输入性规则获得社会认可,形塑了新的社会规范,避免了规则失范带来的社会风险。以制度输入为切口的社会秩序重塑是国家力量进一步下沉的重要方式,为乡村现代治理体系以及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构成内容。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创新

随着公共事务愈益复杂多变,社会治理创新已成为改革的关键内容。对社会治理创新的解析不应囿于传统体制改革的中观层面或是机制应用的微观层面,而应将其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宏观层面来考察。当下的转型危机使国家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也成为社会治理发展的契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法制保障、民主参与、政府职能转变、制度建构等维度上寻求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不竭的动力。     

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社会结构是不同社会力量的配置方式。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功能的科学定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均衡状态。考察我国社会结构变迁所经历的传统社会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不同阶段,能够发现社会结构变迁与国家治理体系演进逻辑的关系。要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保证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不同要素的结构合理化,注重多元主体的力量均衡与制约并构建协商共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