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取向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以浙江上虞戴家村“四不出村”工作法为例

上虞市戴家村的基层组织和干部根据村庄实际,回应村民需求,在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实践中创造了"四不出村"工作法。即群众办事不出村、矛盾调解不出村、信息咨询不出村、致富求助不出村。这一创新构建了服务取向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新模式,建立了需求导向的农村社区服务运行新机制。既体现了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工作重心由管控转向服务的客观要求和发展趋向,也是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回归和拓展。     

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

"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政权"干预控制"造就了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这一社会效应使得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面临诸多现实难题.80年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日益冲击着"压力型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调整应从组织重构、社区重建、新型治理机制建构、发展型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系统变革,进而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契约性整合"孕育新的社会条件.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转型,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体现着"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     

改革以来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研究的反思与整合

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指那些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特征的各种组织形式及其网络形态.对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研究,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农村非正式民间组织”研究、“第三部门”研究四种路径.从理论视角上看,主要有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三种角度.新形势下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发展的复杂性要求学者整合相关的学科视野与理论范式,增强研究的科学性与系统性,有必要尝试从综合性视角来构建一种新的研究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框架.     

农村基层治理的主体变迁与机制创新——对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考察与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新时期农村基层治理出现诸多新变化,涌现出不少新做法。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农村基层治理由传统村(居)支部书记和主任二元主体发展为多元主体,形成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和党的领导力增强双重结构。农村基层治理主体职能分离后,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党组织、村(居)委会、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站)、经济(联)社、社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职责更为明晰,共同协调推进基层治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由"权力型"政党转为"服务型"政党,农村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基层服务日益专业化、职业化,村(居)经济组织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和网络平台运营监管集体经济,社会组织形成"合力"新机制,发挥"乡贤"等传统政治资源在现代化转型和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新经验为实现党领导下的基层治理创新、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路借鉴。     

社会管理创新中社区自治的逻辑演进

社区自治是现代社会管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管理从单位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格局转换,使社区自治的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拓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自治的发展轨迹呈现了组织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从垂直到网络的权力关系重建以及公众参与功能转换的内在演进逻辑。在以治理为取向的社会管理格局中,社区自治发展应与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有机结合,力求达到"管"与"治"功能关系的协调均衡,以形成现代社会管理的坚实基础。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治理在实践中存在条块关系失衡和碎片化问题,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来解决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这为基层政府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构建了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框架,从价值理念、组织职能、运行机制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分析发现,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管理理念强于服务、公共服务意识不足,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权力责任划分不清,政务服务环节较多、运行便利程度不佳,服务方式仍需提升、多元供给渠道不畅等问题。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创新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以功能整合为重点构建部门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为任务优化管理服务流程,以服务群众为目标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基层组织重构与创新——以改革以来的浙江省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村民自治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浙江省农村建构了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等多个组织并列的多元化组织结构,实现了农村基层组织的重构.受乡村治理环境影响,实际运作中的农村基层组织主要有村级组织、村级配套组织、超村落民间组织等,形成了独特的横向和纵向组织关系.提升村民自治和发展农村社会,有待农村基层组织的整合和创新.特别是要整合村级领导集体、重建村庄组织、创设新型农村基层组织.     

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创新:网络化、互动化与弹性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创新社会治理组织结构。当前我国社会治理要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为要求,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原则下,针对传统治理组织体系政府单一主体、权力自上而下逐级控制、组织方式不灵活等问题,创新治理组织结构,逐步形成治理主体体系的网络化结构、治理权力运行的互动化结构以及组织方式上的弹性化结构。     

职责优化与组织调适: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进路

政府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政载体。从功能结构的视角出发,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是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维度,二者是绩效合法性和形式合法性的辩证统一。为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在职责体系优化层面,应坚持权责一致的基本原则和"以能定责、以责赋权"的创新理念,明确职责体系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构建相互匹配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厘清政府纵向、横向以及条块职责体系的内在关联,构建运行顺畅的职责运行机制;在组织结构调适层面,应坚持优化协同高效的价值标准和目标取向,注重强化政府组织内部组成要素的衔接配合,构建协同型政府,着力强化政府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的新型互动关系,构建协同型治理体系。     

农村基层治理创新须理顺三大关系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推进农村基层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的核心是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块重要基石。在创新农村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必须理顺乡村关系、村支两委关系及村委与村民关系。     

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的政党整合逻辑

党组织是我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关键主体与核心力量。以江苏省Z社区为考察样本,从“政党整合”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行动逻辑。“政治整合、组织整合、资源整合、技术整合”是网格化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主要表现：在政治整合上,通过方向引领与规则制定营造网格治理运行的政治生态;在组织整合上,通过柔性嵌入、服务吸纳与党群协同的方式统合多元化的组织力量;在资源整合上,通过赋权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建引领的方式促进部门协同与属地资源共享;在技术整合上,通过信息的智能化采集与归类处理重塑行政治理手段并再造城市管理流程。本质上,“政党整合”的治理逻辑是对基层社会秩序重建的一种创新实践探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回应基层治理危机强大的调适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并建构中国本土化的基层治理理论体系。     

新农村合作治理主体的培育与公共治理能力的提升

农村合作治理要求各治理主体均衡发展。一要增强农民教育培训内容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二要加强政府引导、市场培育、科技保障、风险防范,培育各种新型经济组织;三要重塑治理理念、优化服务职能、转变服务方式、创新治理机制,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治理能力;四要积极培育农村非政府公共组织,充分发挥其利益表达和实现、行为自律和协调、政府与社会互动,增进社会资本的载体作用。     

"逆城市化"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发展活力和吸引力进一步提升,农村集聚效应不断增强,"逆城市化"发展趋势开始显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迎来发展新契机."逆城市化"发展有助于推进社会资源和人才向农村流动集聚,农业农村发展短板逐渐补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有效缩小了城乡差距,加速农业发展现代化.应对"逆城市化"发展趋势,加快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进一步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战略,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治理理念,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发展平衡.     

公共服务优先安排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重构路径

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是距离农村居民最近的治理层次,也是提供服务的体制层次。我国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一直是通过行政体制通道进入农村社会的。实现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优先安排的关键在于打通自上而下的体制通道,建立以服务为重心的体制。体制越接近于农村基层,其服务性就越强。广东省清远市以服务为导向,从基层单元体系重组、体制职能重构、服务重心下沉、服务事权下放等方面切入,对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进行重构,建立了以"乡镇公共服务中心—片区党政公共服务站—行政村(村委会)公共服务站—村落服务代办员"为核心的服务性治理体制。这一改革的重要价值在于将服务前置到一个合适的治理单元,这个单元既能近距离提供服务,也可以兼顾服务的规模效应与服务质量,均衡体制的行政与自治功能。实践证明,清远市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增强了治理体制的服务功能与能力,对新时代实现"以体制创新破解公共服务优先安排"具有重要价值。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内洽性研究

基层社会管理是我国整个社会管理的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已大大超出了原本村民自治场阈,对既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治理事务、治理人口、治理组织上的三大挑战,为此各地在乡村关系和村级组织架构上作了一些因应性制度变革。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背景下的乡村制度变革应以厘清基层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相互关系、还村民自治以本来面目为正当性依据,而不应成为新一轮行政权力扩张的理由。依此评价当下的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一种是厘清、加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内"创新,一种是侵害和动摇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外创新"。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建设和提升社会组织能力研究——以Z市为例

社会组织现代化建设是社会组织改革的必然选择。提升社会组织能力,是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Z市作为最早发展社会组织的地区,在社会组织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五重困局:社会组织人才建设不足,资源缺乏、信息公开制度不完善,经费不充分、社会支持不够,内部治理不完善,自主性较低。为此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加快社会组织现代化改革步伐。通过加快政府购买服务和政策支持,重视人才培养,推进社会组织的内部治理创新建设,提升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能力,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从党的初心使命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

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重要体现,也是其全国执政后的重要理念。在"执政为民"理念指导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特点。无论是上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创造的治理模式,都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贯彻和落实,践行了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目的是要依靠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通过这些探索和创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为之后的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启示。     

社会管理创新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打造——以广东省总工会为例

在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宏观背景下,党和政府开始重视社会组织在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并且要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努力打造为"枢纽型"社会组织。当前,广东省正在推动以团省委、省总工会、省妇联等群团组织为主体的省级枢纽型社会组织,并以此构建社会组织枢纽式服务平台,带动和引领相关领域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与尝试。     

农村社区自组织在社会工作中的功能论析

当前,中国农村社区自组织存在着发育不足与社会工作功能缺失的问题。在新的发展时期,农村社区自组织在社会工作专业化中的功能应合理定位在:专业社会服务的有效提供者、社会弱势群体的可靠支持者、复杂社区资源的协调整合者、专业服务机构的开发创建者、社会政策优化的积极影响者。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提升农村社区自组织功能的基本途径是:合理设置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开拓社会工作岗位;大力培养专业服务人才,发展农村社区工作队伍;拓展农村服务投资渠道,优化社会工作基础设施;理顺农村基层复杂关系,形成专业服务治理格局;建构社区服务长效机制,实现农村工作持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