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报》与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

上海《新闻报》是一家中外合资的中文报纸。在戊戌己亥政局中,该报凭借租界的保护,犯难直言,积极发表对时局的看法,代表了维新党人的呼声,在当时的舆论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在刊发了康有为的"公开信"及两道密谕后,由于地方政府的施压,该报一度被迫调整策略,由政变初的同情康党、质疑太后,转变为后来的批评康党、理解太后,但该报呼吁变法、反对废立的态度却始终如一。     

掀开历史人物的面纱——读《张荫桓日记》有感

本文以《张荫桓日记》为主线,结合中日两国档案,对晚清重臣张荫桓史实予以探讨.认为张荫桓是我国近代倡导海外华侨教育的第一人;他因劝导光绪皇帝变法而葬身新疆;并对政变后光绪帝要杀张荫桓的传闻予以分析.指出张氏于变法初期,曾积极向皇帝推荐康有为,但面对反对变法势力之猖獗,张荫桓改变初衷,与守旧势力往来密切,并且于戊戌七月扣压皇帝关于派康有为赴日本坐探变法事宜的谕旨,故政变后守旧派"谓张非康党",得以"保其首领."     

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下)——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

本文利用中日两国档案,尤其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在天津汉字新闻)>专挡,探讨<国闻报>创建过程、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戊戌政变后的表现、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其最后结局,揭示了严复、王修植、夏曾佑等天津地区的改革派人士的办报活动以及日本和俄国与这份维新派报纸的特殊关系.     

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上)——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

本文利用中日两国档案,尤其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在天津汉字新闻)>专档,探讨<国闻报>创建过程、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戊戌政变后的表现、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及其最后结局,揭示了严复、王修植、夏曾佑等天津地区的改革派人士的办报活动以及日本和俄国与这份维新派报纸的特殊关系.     

变法不变心:清末"新政"得失新透视

清末“新政”是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采取的自救措施。在这个自救的过程中 ,清廷一方面希冀引入欧美、日本的富强之术来改革弊政 ,另一方面又紧紧把住“三纲五常”这个传统的伦理纲常不放。此种首鼠两端的变法模式 ,与以往的中体西用模式有联系性 ,但更有与当时的政治外交环境相适应的新特点。本文以清末“新政”的两个中心观念为线索 ,逐层揭示了“新政”得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新政”发动者难以克服其自身变法不变心的致命痼疾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

范仲淹是开创"宋学精神"的第一人,但其历史地位一直没有给予明确的、恰当的评价.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以后,王安石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向的过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而熙宁变法则转向为"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熙宁变法之所以引发朝臣的政见不同和党争,固然与儒家传统的义利之辨有关系,但宋代的政治现实也确实面临着士风、吏治与"理财"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只有辩明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关系,指出熙宁变法转向的局限性,才能理解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的.     

论严复的“三民思想”

100年前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政治领袖,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高涨起到了卓越的政治领导作用,而严复则以一个维新思想家的姿态,在理论上为维新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对其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与康有为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①在维新运动过程中,严复发表大量政论,指斥封建制度,呼吁变法图强,挽救危亡;创办《国闻报》,编辑《国闻汇编》,宣传维新思想;特别是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     

正确认识小说的社会作用——读晚清文论偶感

在晚清文论中,小说理论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自严复、夏曾佑的《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年)和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年)问世之后,小说理论遂逐渐出现。康有为的《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和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特别是后者,作为改良主义小说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其中之力作。     

晚清“新政”与天津工业近代化

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了推行“新政”上谕。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同年7月会衔上奏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包括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等等,成为风靡一时的“新政”范本。1903年9月,清廷成立了商部之后,相继成立了邮传部、财政处、税务处。从1902年到1907年间,先后颁布了《筹备矿务章程》、《商部重订铁路章程》、     

爱国救亡的《清议报》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时期的《时务报》以及此后在海外创办的《清议报》,堪称是中国近代报刊史上的两盏明灯,但后者多不被人承认。本文力图对《清议报》作一公允的评判,以恢复其应有的历史地位。一一八九八年九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于瀛台,康梁等亡命海外,“六君子”血染于菜市,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变法救亡运动被扼杀于摇篮之中。但是改良派的大多数志士们,并未被清政府的淫威所吓倒,他们继续抗争,投入了新的战斗。他们首先着手和最富有成效的工作就是创办了《清议     

戊戌政变研究三题

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以及对史料解读的不同,学界对戊戌政变发生的原因仍存在一些分歧。从戊戌七月朝局的变迁与慈禧训政的关系看,日益趋新的光绪帝过多看到的是朝臣们“守旧”的一面,从而导致君臣之间关系紧张乃至恶化;御史杨崇伊于八月初三日吁请训政是后党策划密谋的产物,慈禧并非不知情;至于康有为在政变后宣称康党在戊戌六月便开始设法联络袁世凯、掌握军队,试图采取军事手段对付后党的说法,恐不可信,策划联袁采取非常措施应是八月初三见到光绪帝密诏后康党作出的冒险决定。     

新政初期清廷改革措施与改良派的态度

庚子之变后,清廷为挽救统治恢复实行变法.但清廷对变法的敷衍和对维新力量的排斥引起改良派不满,促使他们主张通过立宪政治救亡图强.清廷和改良派的矛盾使二者在改革问题上出现裂痕,并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兴起.     

新政初期清廷改革措施与改良派的态度

庚子之变后,清廷为挽救统治恢复实行变法。但清廷对变法的敷衍和对维新力量的排斥引起改良派不满,促使他们主张通过立宪政治救亡图强。清廷和改良派的矛盾使二者在改革问题上出现裂痕,并推动了立宪运动的兴起。     

宋神宗与王安石共定“国是”考辩

宋神宗在熙宁初选择王安石的思想或施政纲领作为"国是"进行变法,但在变法过程中又不愿放弃"异论相搅"的祖训,最终导致王安石辞去相位。宋神宗亲自主持元丰时期的变法活动,并确立了"立法于此,使奉之于彼,从之则为是,背之则为非"的国是宗旨。宋神宗选定"国是"的做法不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作单方面的决定",而是恰恰相反,是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因而说宋神宗与王安石等人共定"国是",似与相关史实有一定出入,故予以辩正。     

鸦片税收与清末兴学新政

鸦片税收是清末兴学新政的重要财源之一 ,与各省学务振兴经费关系密切。而另一方面 ,为了配合新政的推行 ,清廷下决心禁绝鸦片。 190 8年下半年以后 ,鸦片禁政的速度加快 ,税厘收入大幅度缩减 ,赖以铺张的兴学事业经费极受影响 ,清廷推行的“就地筹款”办理兴学新政的方针受到严重挑战 ,各省的兴学新政事项被迫放缓。有关宪政成绩的奏报多数是官样文章 ,财政制约成为宪政不举的重要成因。清廷对地方兴学新政的敷衍引起地方省份的非议和敷衍 ,清末新政因鸦片禁政而呈现出萎缩徘徊的态势 ,概见双方互动关系的复杂和多变     

一部晚清信史——读《恽毓鼎澄斋日记》有感

《恽毓鼎澄斋日记》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种,作者恽毓鼎曾在清廷居官二十三载,是当时的皇帝近臣之一,举凡晚清历次重大事件,他均为重要的目击者甚或亲历者。本文主要以其自身视角对戊戌变法、己亥建储、庚子国变、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观察,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一些难得的史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该《日记》称得上是一部晚清信史。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破坏主义排满，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廷统治。1903年以后，梁启超一改激烈的主张．转而提出开明专制的温和主张。对其思想的这一转变，史学界分歧较大。作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的思想演变有着思想和理论上的一致性，其转变有着深刻的根源，一方面愤西太后扼杀变法而鼓吹破坏主义，一方面反省了中国长期积弱不振的主要原因，提出开民智，主张实行开明专制。同时，梁启超思想的转变还受到西方，特别是日本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     

地方的维新：戊戌前后四川省的办学运作

四川的戊戌维新颇具特色，却几乎不受研究者关注。借助基层视角，可增进我们对整体戊戌维新的理解。百日维新期间，四川的总督、学政曾相当积极地推行新政。此时推动川省办学的，更多是朝廷急剧变革科举的举措，以及川督、学政的作为，而非兴学的上谕。戊戌政变后，川省的总督、学政及部分州县官则明显逆朝旨而动，在川中继续推行部分新政。这一时期，川省部分地区对变法的理解偏离朝廷动向，而朝廷废八股之举也无意间支持了川省趋重经学的地域文化。     

严复的天演哲学与老庄思想

严复是第一个系统介绍西学的中国人。一八七九年自英国留学回国,长期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直至一九○○年离去。在这二十多年间,正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和瓜分中国,社会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刻,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都在为祖国的前途担忧,积极寻求救国的真理。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变法维新,到处奔走呼号。严复也以老庄思想为依据,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和对资本主义的了解,为改良变法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曾经创办《国闻报》,先后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重要政治论文;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名学》、《法意》等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著作,并对《老子》、《庄子》进行评点,把西学纳入老庄思想之中。     

《民立报》时期的宋教仁

《民立报》是继《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相继遭清政府和帝国主义迫害、封禁后,由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革命报纸。民呼、民吁、民立三报创办人都是于右任,被人称之为“竖三民”。“竖三民”中,以《民立报》办的时间最长,时人称它“振振有辞,崇论闳议,大为党人张目”,是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国内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一九一○年冬,宋教仁由东京到上海,会见了于右任,两人“相见即作深谈,时中国外交正亟,先生(指宋)言其关系与准备之策,旁及报社之宗旨趋向暨进行之方,抵掌而谈,记者(即于)心折。”经于的极力挽留,宋教仁便开始了与《民立报》“困厄坚忍”,“相依为命”的主笔生活。《民立报》成为辛亥前夕一家有声有色的革命报纸,与宋教仁的作用是分不开的。于右任曾说:“今日我报之有成绩者,先生实规其先畴。”宋教仁主《民立报》笔政时,署名“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