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阎连科乡村小说创作中的地域文化色彩

阎连科乡村小说基本上都以河南伏牛山系的耙耧山脉为背景,耙耧山脉构成了阎连科的小说世界。阎连科以他沉郁的笔触深情地表现着一代又一代耙耧山村民苦难而又顽强的生活。小说对苦难尤其是对权力苦难的叙述、对耙耧山风俗民情的描写和河南方言土语的运用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执著与坚守:谈阎连科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

论文探讨了阎连科乡土小说的创作取向,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着当代乡土中国底层的苦难历史记忆和现实困境,彰显出中原乡民在与多难命运抗争中所表现出的坚韧精神和乡民间血浓于水的淳朴真情,并将其对生命、人生及乡村价值的理性思考融入创作中,凸显出现代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坚守乡土创作的执著。     

还乡:延宕的心灵抵达——论阎连科的农民军人题材小说《中士还乡》

从"还乡"维度考察阎连科的早期小说《中士还乡》,主人公"农民军人"的复合身份所暗含的角色冲突使其面临两难选择,企图以归根完成身份重拾却使得灵肉分离。这种还乡造成的心灵延宕不仅折射出作者早期创作中心态的矛盾与困惑,也预示了"还乡"精神线索在其后来作品中演变与转折的轨迹。     

乡土乌托邦的复归与迷失——张炜、阎连科乡土小说的现代性书写

张炜与阎连科都通过写作思考传统乡土遭遇现代性这一问题。张炜采用了重建乌托邦的叙事策略,他试图划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重塑道德乌托邦;阎连科则采用了解构乌托邦的叙事策略,演绎了乡土共同体瓦解过程中的种种荒诞。虽然二人使用的叙事策略不同,但本质上二人都陷入了一种简化操作、自我复制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令传统乡土与现代性关系的书写沦为顺应大众想象、迎合大众阅读口味的消费生产,反映出知识分子型作家在乡土文学创作过程中把握自我定位的巨大难度。     

发现真实的乡村——论阎连科乡土小说中的苦难与权力书写

将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放置于乡土中国文学书写的整体视野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其苦难与权力书写的独特性进行深入探析,可以发现,尽管他仍以乡土大地上“世袭”的问题——苦难与权力作为最重要的书写主题,但是其对“疼痛的身体”的原生呈现,对反抗苦难的独特思考,对权力运作的个人反思,对乡村境况的极端化、粗鄙化摹写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传统乡土书写的格局,呈现出个人化的面貌。     

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与超越——论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小说理论

由于不满足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阎连科经过多年的思考探索,最终形成了他的"神实主义"小说理论。神实主义就是通过"神"的桥梁达到"实"的彼岸,以想象、荒诞的虚构形式揭示生活内在的真实,完成了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深化与超越。     

权力和伦理的双重突围与建构——关于阎连科小说《风雅颂》的一种解读

《诗经》所承载的伦理价值取向与《风雅颂》传达的人性诉求既存在正相关,又存在负相关。《风雅颂》通过两条线索,即＂城市—农村—蛮荒之地（诗经古城）＂（明线）和＂权力压迫—伦理—自由＂（暗线）,展示了主人公杨科对于权力和伦理的双重突围及自我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在此基础上,杨科＂诗经之城＂的构建尽管是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但也体现了作者对于扭曲的社会伦理、权力消解和重新建构的愿望,其切入现实的深度和勇气在当下文坛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当代寓言体小说的人物及情节结构模式--以贾平凹的《猎人》和阎连科的《耙耧天歌》为例

从叙事和文体角度讨论当前小说创作中的寓言化叙事倾向,选择具体文本作人物和结构模式的分析,力图对寓言体小说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根源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和小说观念的嬗变作出说明.     

冲突与顺应:生态神话母题的社会学阐释

本文认为可以从社会学角度获取生态神话母题的当代价值,深刻认识和顺应生态环境规律,创造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当代寓言体小说的人物及情节结构模式——以贾平凹的《猎人》和阎连科的《耙耧天歌》为例

从叙事和文体角度讨论当前小说创作中的寓言化叙事倾向，选择具体文本作人物和结构模式的分析，力图对寓言体小说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根源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和小说观念的嬗变作出说明。     

雪莱:关于正义与自由的母题

由于自身的遭际和社会所加予的迫害 ,雪莱以叛逆和傲视现实的姿态步入文坛。其诗作的内容繁复驳杂 ,异常丰富 ,但是 ,批判现实 ,痛斥专制制度和暴政 ,并在正义和自由观念的引导下前瞻人类未来社会的图景却是贯穿其整个创作过程的一个基本母题。因浪漫主义者固有的内在矛盾 ,雪莱的正义和自由观念还带有某些道德说教和社会空想的性质     

虚拟与现实的较量--关于余华小说创作转型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华的小说创作发生了明显的转型，即由先锋叙事转向现实言说。通过对其先锋小说的透析，把握他从抽象精神层面所展开的对于人存在的本质性探询，肯定其创作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同时又通过对其现实力作的观照，指出作者的写作意图与文本内容相左的悖论情境，从而表明余华的小说创作转型是不成功的。     

文艺心理学阐释的两极:创作与接受

创作和接受分别处于信息的发出和接收的两极,因此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也就呈现为两极.在20世纪以前,文艺创作探究往往具有一种神秘化趋向.在20世纪,则主要有精神分析学说等作为理论的凭借.至于接受心理,除了这些一般心理学的理论资源外,还多了一些本身并不是心理学的理论的支撑,譬如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来建构关于文艺接受心理的基本框架.     

语言的困境:《玻璃山》与巴别塔

对存在的追问一直困扰着人类。20世纪以后,人们重新审视语言、人和存在的关系,终于发现语言既不是表达,也不是人的一种活动。语言就是语言本身,不是其它任何东西,人们可以在语言中保护存在并在存在中与语言共处。人们找到了自身存在的家园,即语言。但是,语言也是符号,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后现代以后,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不再是稳定的统一体,却变成了无休止的延异活动,语言无法再保护人类的存在。语言的表征陷入了困境,人类的存在也陷入了困境。     

文化与小说——关于攀枝花小说创作状况的思考

攀枝花小说创作可分为民俗小说和都市小说两大类。民俗小说，因其作者脚踏着故乡的泥土，往往带着地域小说的特征，具有较丰厚的文化品味，但忽略典型地域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市小说，以反映“钢城文化”为优势和特点，少数作品注重写“人”，但尚未构成强劲的创作势头。     

“他者的单一语言”:地域、语言与文学创作——以阎连科、阿来、董启章、黄锦树、郭小橹为例

地域与语言看起来有很密切的关系:许多地区都有一种比较典型的语言或方言,而且会产生一种特殊的话语跟话语团体。自然而然,我们也经常会把文学作品分成不同国家或地域传统,觉得国家或地区会给文学创作提供一些规定性的影响。我们同时也经常认为各个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较典型的语言或方言,而最代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就是用其语言或方言写的。然而德里达的例子就提醒我们语言、地区跟身份没有任何必然性的关系。因此,我们将从地域与语言中,探索民族、身份与文学分类的关系。从中国中原到国外,从阎连科到郭小橹,通过这五个当代文学的例子,发现这些作家的作品中,都强调自己语言所包含的陌生感。这种语言的陌生感代表一种社群中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任何社群总是要面对的事实,而且刚好是社群所依靠的一种必然性的根据。另外,虽然地域跟语言经常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地域文学经常强调代表其地区的语言或方言,可是语言从来不是一种单一的东西,反而是一种群体的创作。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一种地域文学总是不得不是一种跨地域文学。     

情爱与国家--论张恨水小说的创作与接受

张恨水的小说创作最初走的是鸳鸯蝴蝶派的路子,但在五四的民族与国家精神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他将情爱与国家相联系,以情爱承担民族国家内涵,并最终归附于国家话语。这使张恨水的小说不同于鸳鸯蝴蝶派,更使他因此而受到知识话语的肯定和认同。     

悖论:另一种真实--解读陈世旭的小说创作

作为一个起点较高而又是从"小镇"走上文坛的作家,陈世旭的小说创作总给人一种另辟蹊径的新鲜感,无论是题材、主题的开掘还是艺术表现上都不断寻求着新的冲刺和新的突破,尤其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和人文思考,足见其保持着的年轻而富有朝气的创作心态和永不满足的艺术追求.     

寻根小说:一次理论与创作并举的小说潮

“寻根小说”是新时期小说史上唯一的一股理论与创作并举的小说潮。它是“反思小说”的延伸和深化 ,具有较强的文化自觉意识。其主旨在于表现和反思民族传统文化。在这股创作潮流中 ,涌现出许多小说家 ,其理论和创作上的共识与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其成就是引人注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