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的实践转向与语言学转向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现代实践转向到后现代实践转向,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是实践转向的内在必然逻辑,它由现实的实践转向话语生产,话语生产就是符号化生产。话语生产不仅是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的中介,而且是艺术生产的主要方式,也是人的主要存在方式,它直接影响人的生存和发展。审美和艺术就是一种话语生产,也是人的一种符号化生存方式。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使语言学转向在现实中充分实现,即高度发展人的话语生产,从而以符号化审美实践对人进行审美教育。     

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主要特点

20世纪,伴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现代工业社会的各种危机和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引起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反思和对人的生存及发展的关注。从而也引发了各理论学派丰富多彩的理论探讨,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这些文化思潮从总体趋向上表现为如下特征反思理性,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凸显了文化在社会和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文化模式从一元走向多元;文化趋向于大众化并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世纪之交再话“语言的转向”

“语言的转向”是本世纪初西方哲学中发生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当代西方哲学正是由于这次转向而走向了与上个世纪完全不同的哲学道路。但历史地看,这场革命却是西方哲学面临危机之后的产物,或者说是西方哲学在世纪之交面临的“世纪末日”的产物。在我们今天即将进入２１世纪的时候,我们不禁发现,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     

美学的实践转向与文化产业

美学的实践转向所导致的文化转向使得审美活动和艺术生产的主要方式——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成为一种文化产业,大众化、消费化、休闲化以审美方式和艺术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实践转向的文化转向应该处理好文化产业的"生产劳动性"与"非生产劳动性"的关系;处理好意识形态方向与文化艺术规律的关系,以先进文化引领发展方向,以新颖创意引导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美学的实践转向与文化转向

美学的实践转向在现代实践转向到后现代实践转向的发展过程中,遵循着"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的内在逻辑。20世纪后半期的文化转向使得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及其产品的精英化和大众化界限模糊,失去了深度性而平面化,消解了形而上学性;同时,文化转向使得审美活动和艺术生产的主要方式——精神生产和话语生产成为一种文化产业,大众化、消费化、休闲化以审美方式和艺术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着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实践转向的文化转向应该以先进文化引领发展方向,以新颖创意引导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向"历史"的转向--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解读

在西方哲学问题的历史逻辑中,不仅存在着从近代的认识论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向,同时还发生着从近代的"解释哲学"(认识论哲学)向"历史"(哲学)的转向.应该说马克思的哲学引领了后一个哲学转向.马克思哲学对哲学的消解和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哲学从"解释"走进了"历史".哲学在"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批判的性格,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就是哲学的这种转向给予的.当代西方哲学中的"经济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都是这种转向的逻辑在历史中的延伸.     

阐释与反思:文学史视阈下的《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是中国20世纪文学非常重要的文艺文献、社会文献和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文学史基本都以毛泽东的《讲话》作为版本撰写、编修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与思想依据。王瑶认为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明确地     

社会问题的凸现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是与 2 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问题的凸现息息相关的。五四运动以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注重社会现实的改造和革命 ,并从社会历史的运动中汲取经验教训 ,成为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现实社会运动的激荡下 ,顺应着史学发展的方向 ,肩负起社会改造的历史使命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通过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来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 ,因而迅速崛起并成为史坛主潮。在中华民族寻求独立解放的历史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化及中国社会学反思

更早也许可以追溯至1962年卡逊（R．Carson）出版《寂静的春天》这部划时代的作品，但自从贝克（U．Beck）的《风险社会》一书于1986年问世以来，风险社会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西方社会学界才日渐成为一个显要领域。中国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反应更为迟缓一些，并大体遵循着两条路线向前推进。一条路线是介绍、翻译和评价。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     

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回顾、现状和展望

一、历史回顾与现状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古已有之,大家公认在明清之际就已形成开启之势。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发展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所谓“西学东渐”有密切联系。起初,中国知识分子     

理性批判两个阶段：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从《理性的界限：哈贝马斯、利奥塔以及梅莱尼·克莱恩的理性观》中看现代与后现代理性观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理性批判都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伦理学转向,但得出的理论结论却截然不同:哈贝马斯致力于理性重建,强调共识;利奥塔则致力于理性的拒斥,强调分歧。     

生态语言学学科体系的融合与发展

目前,生态语言学的主流研究范式是"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二者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造成了生态语言学学科体系的不统一。尽管有学者已试图将二者进行融合,以创新研究范式,然而尚未提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思路。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及探讨,尝试融合与发展一个统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语言学学科体系。     

“上帝”的失落与回归

20世纪的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理性人本意识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西方文学明显表现出对新的“理性”与“上帝”的追求,显示了对更高意义上传统人本意识的回归。     

语言的图象与图象的语言——"语言哲学"转向"视觉哲学"

在研究兴趣上,西方哲学已经历了从"观念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转变,而受制于科技发展倾向的21世纪哲学,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将从"语言图象"的时代向"图象语言"时代转变.语言在交流中的媒介作用越来越被形形色色的、广义上的虚拟数字图象形式所取代,这样的趋势清晰表明语言的局限,即习惯心理所认为的语言再现视觉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随着"印刷术文明"的衰落,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媒介"不使用语言"却能传达更丰富的、"言不尽意"的意义.语言的作用并非消失了,而是人们突然意识到,语言的本质,是一幅并不能实现指向外部事物功能的元图象,语言成为图象或者一种图象的语言.也许人类将培养起对图象的抽象能力,或许人性将因之彻底改变,人类的道德、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将随之天翻地覆.     

“上帝”的失落与回归──论20世纪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

２０世纪的西方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蕴含的是一种非理性人本意识,它是对传统的理性人本意识的反拨。但这并不意味着２０世纪的作家都是非理性的崇拜者。特别是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后,西方文学明显表现出对新的“理性”与“上帝”的追求,显示了对更高意义上传统人本意识的回归。     

在转向中前进的S&TS

当代S&TS是在不断的"转向"中推进自身的。从历史和逻辑的综合视角看,S&TS经历了三次核心转向。社会学转向,主张以经验方法取代哲学的规范方法,以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取代理性主义的科学观;人类学转向,主张以本体论的对称性取代认识论的对称性,进而以实践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取代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观;应用转向,将S&TS的理论分析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推动了S&TS的技术转向与后殖民主义转向。S&TS"转向事业"的核心在于回归生活世界中的科学和技术,从实践视角反思科学技术及其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     

解释性转向与心理学的变革

心理学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休戚相关,哲学的每一次新发展都对心理学产生深刻的影响."解释性转向"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又一重大变革.哲学的解释性转向给心理学研究带来了深刻影响,"理解"与"解释"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的维度.心理学的解释性转向以人的语言或言语作为理解或解释的媒介,认为人的心理现象和行为表现是有待理解和解释的"文本".在解释性转向语境下,心理学研究出现了三个转变趋向:从本质论到建构论的转变;从方法中心到问题中心的转变;从价值无涉到价值关涉的转变.解释性转向引起了心理学理论深层次的、多方位的变革.通过解释性转向,主流心理学的"方法论危机"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拓展了心理学研究的空间与视野.解释性转向对于克服主流心理学面临的困境具有积极的意义.     

《讲话》的版本沿革与文化迁延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至今,《讲话》共产生4个重要版本,即1942年的速记稿、1943年的发表本、1953年的修订本、1991年的精注本。文艺的创作、接受对象都是人,然而,文艺究竟指向什么样的人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仅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对文艺有不     

本真的迷失与缺位——对中国"青春"电影的反思与批评

中国的青春类型电影,大体走过了一条从"青春万岁"到"青春残酷"再到"青春消费"的道路."第六代"导演是青春电影创作的主力军,在后现代语境下,当代青春电影设法展示了一代电影人对政治的思考、对文化的反思.但本真的迷失与缺位是中国青春电影始终无法规避的硬伤,一味将青春影片商业化,淡化了青春电影所拥有的深刻文化意义和独特个性.     

从“重债穷国倡议”到“缓债倡议”：主权债务救助的影响与反思

主权债务救助是国际社会应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和发展危机的重要方式,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主权债务救助的作用往往是短期的,其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债务问题,也无法预防和避免新的债务危机。这根源于主权债务救助的三个结构性难题：主权债务合作中的集体行动难题;主权债务救助目标议程的分散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脆弱性。虽然集体行动难题一直是主权债务救助努力克服的核心问题,但债权人的多元化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主权债务救助目标议程的分散化,尤其是债务救助的政治化则导致债务救助偏离了实际,往往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非常有限和脆弱的,其是由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位置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结构性挑战决定的。由此,主权债务救助必须以缓解这些结构性难题为导向,根据现实变化,反思和重塑债务救助的理念和方式,最大程度降低债务救助的附带影响,必须标本兼治,从系统、综合和发展的视角塑造和践行新时期的主权债务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