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演变与国际制度的运用

"二战"后,国际制度及其运用成为海权演变的基本方面。海权的国际制度"资源"包括四种要素:国际海洋法、利益协调制度、安全互信制度和海军军控制度。这些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实现国家间海洋利益的分配,或有助于国家对海洋利益的维护。海权中国际制度的"运用"包括两种模式,即"制衡"与"合作","制衡"模式是国家以制度抗衡他国扩大海洋利益的行为,包括直接制衡与间接制衡;"合作"模式是一国将其主张的规则与他国支持的规则相协调,包括法治合作、霸权合作和合作安全。     

变量与量度——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解构

全球化时代,不断涌现的全球性治理议题对各个治理领域的国际合作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从法经济学角度分析,国际合作达致的因素包括合作收益、合作可自我实施以及自我逐利行为受约束等。各领域的国际合作在成功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别,其原因是影响国际合作的因素存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的差别。一方面,国际合作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顺序排列,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与合作机制因素集群之间的排序可能造成不同领域国际合作的程度差别;另一方面,国际合作的影响因素呈现程度的差别,合作收益、合作效力以及合作机制因素集群各自积累的程度会影响具体领域国际合作的水平。从国际合作达致因素的变量和量度的分析对国际合作实践和理论有丰富的启示意义。     

论当前国际政治中道德的境遇

长期以来在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中,道德怀疑论、道德相对主义甚至道德虚无主义大行其道。道德在当前国际政治中的存在与价值是不容否认的,它源自于国际道德本身的特殊规定性,国际社会的规则、准则、制度本身就体现着国际道德的基本规范和要求。由于国际社会对国际道德准则及其内涵尚未达成共识,国际道德缺乏强制力,以及"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制约,国际道德的发展步履维艰,但全球化的到来又使国际道德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     

气候变化与国家利益博弈的哲学思考

当前,气候变化渐趋引起国际社会的重点关注,并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的政治、经济焦点之一。各国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利益共享成为各国达成合作协议的基础和底线,也是国际立法操作性的砝码。若综合而前瞻性地看,气候问题的继续升级将打破国家间政治冲突之壁垒,世界各NA~-Jk-会更大程度地力促合作,趋向于“大同”治理。     

霸权之后的霸权——国际机制与国家的生存方式

本文主要讨论了国际机制与霸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国际机制的类型与国家间利益分配模式的关系。国家在国际机制创设中的不同地位和对国际机制的不同参与程度影响国家间的利益分配。主权国家要学会在国际机制中的生存方式,机制下与机制间的博弈是非霸权国家最为理性的生存之路。     

论全球正义——关于正义问题及实现路径的分析

随着全球化对正义观的冲击和全球治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全球正义已经成为一项亟待拓展的议程。究其原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二元悖论、国际政治中道德原则的复杂性,这三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全球正义的实现。本文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流散拓宽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渠道,缔造了全球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环境;化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二元悖论、达成合作是维护全球正义的基本保障;承认差异、兼容并蓄是建构全球正义观的基本原则,个人正义是全球正义的起点与归属,全球正义观须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依托。     

论国际制度视角下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

国际制度对每一个开放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从一个国家对国际制度的认知和参与程度,可以透视这个国家与世界的关系.从国际制度的视角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脉络作一梳理,并以国际制度理论深入分析每一阶段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对中国处理好国际关系,保障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合作理论辨析

在新现实主义看来,"绝对获益"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合作的理论依据,但实际上,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合作理论的依据不是"绝对获益",而是"共同利益"。"绝对获益"是新现实主义基于各国间的利益对立、冲突基础上的假定,建立在这一假定基础上的任何"获益"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绝对获益"实质上是相对的"绝对获益";而"共同利益"则是建立在各国间利益的共同性、相互性、互补性基础上的。因此,新自由制度主义不是关注"绝对获益",而是追求"共同利益"。     

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相对获益与制度合作

本文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 ,分析了国家间合作过程中的相对获益因素与制度因素 ,并进一步剖析了相对获益影响国家间合作的三个方面 :不均衡的国际分配、信息交流的缺乏以及国际社会里各行为体间共有观念等的不同。文章还重点论述了国际制度在促进国家间合作、惩罚背叛者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就全球化过程中国家间将如何进行合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国际制度中的国家退出行为:国内—国际互动的解释

近期,英国"脱欧"以及美国退出或威胁退出一系列国际制度的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家退出行为的关注。这种"退群"行为会对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有关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系统性研究仍然较少。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国内—国际互动过程。当国家在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出现收益损耗时,国家通常会面临退出、呼吁改革和沉默三种基本选项。国际制度中的权力分配、国内利益和偏好及国际制度的约束力等国内国际因素,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共同推动国家退出偏好的形成。国家退出的偏好最终转化为退出的决策,也受到国际体系压力和国内政治框架的共同束缚。国家与国际制度的相互依赖程度是判断国家退出行为成本收益的重要指标,国内决策结构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则是国家退出能否在国内获得批准的重要因素。     

摩根索国际政治权力与利益理论

权力、利益和道德思想,共同构成了经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理论庞大体系。在现实客观存在的世界中,国家间政治的实质在于国家对权力的追求,权力以利益为基础和目标,国家利益是权力斗争的中心和本质。为实现国际社会的最终和平,必须对国家无限追求权力与利益加以限制,争取实现对由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的超越。     

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

全球发展倡议是继“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倡议。如何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全球发展倡议需要有序推动制度化建设,国际制度和组织是全球层面合作的主体平台,从国际制度层面审视和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利益、规范、话语和过程是全球发展倡议制度建设的基本考虑因素。其中,利益共享是制度建设的基础,规范共融是制度建设的优势,话语共通是制度建设的保障,而过程共创是制度建设的特色。全球发展倡议的制度路径主要包括通过现有国际制度进行推动,新建专门性的全球发展倡议组织以及打造基于“倡议+”的国际制度对接模式。全球发展倡议的制度性安排要以“一带一路”制度建设为核心,以周边地区制度建设为首要,以联合国制度对接为主导,以非正式制度为突破,通过制度建设展现一个更加普惠、平衡的全球发展图景。     

第二形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对一类家族企业制度变迁模式的探讨

当代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收益的非帕累托改进过程 ,不同的行为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同的 ,有时严重的利益冲突会使某一类家族企业无法达成一致性同意 ,从而使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不可能 ;同时 ,由于政府强制力缺乏合法而有效的途径介入 ,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无法实施。在谈判仍达不成一致同意的情况下 ,业主会凭借个人权威 ,通过强制手段继续推动制度变迁进程 ,从而使这类制度变迁呈现出一系列既不同于诱致性制度变迁 ,也不同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现实中的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连续分布的光谱 ,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只是这个连续光谱的两端 ,这个光谱的中间还存在其他形态的制度变迁模式。     

第二形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

当代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收益的非帕累托改进过程，不同的行为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同的，有时严重的利益冲突会使某一类家族企业无法达成一致性同意，从而使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不可能；同时，由于政府强制力缺乏合法而有效的途径介入，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无法实施。在谈判仍达不成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业主会凭借个人权威，通过强制手段继续推动制度变迁进程，从而使这类制度变迁呈现出一系列既不同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同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现实中的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连续分布的光谱，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只是这个连续光谱的两端，这个光谱的中间还存在其他形态的制度变迁模式。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折中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借鉴的是作为发达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工具,其主要的基本假定包括经济人假定、稀缺性假定、国际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性,其主要的理论工具有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利益和制度等。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前也已经出现了建构主义的转向。本文认为,对于国际关系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国际经济政治学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采取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正是基于这点考虑,本文试图在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之间寻求一种折中,从而寻求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第三条道路。笔者承认,国际制度的建立和存在,主要是基于各个国家对于本国物质利益和观念两个方面的共同考虑。作为单一理性人的国家,在考虑建立和发展国际制度的时候,自然考虑了物质层面的因素;但当集体行动的逻辑不断加强的时候,国际制度就可能瓦解;但与此同时,观念也在国际制度的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将其分为共有/私有观念、积极/消极观念转型等四种。它们的排列组合也有四种形式,每种组合对于国际制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当(I)共有观念和积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将迅速建立、发展和巩固;当(II)私有观念和积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将迅速瓦解和去功能化;当(III)共有观念和消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能够建立和发展,但发展缓慢;当(IV)私有观念和消极的观念转型共同占据主导地位时,国际制度将无法正常运作,甚至可能瓦解。本文试图从两个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过程以及新中国对于国际制度的态度演变)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入手,对本文论点进行相应的论证。     

利益共享的政治学解析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析利益共享,其内涵如下:社会共同利益的创造者是利益共享的主体,利益共享主体往往以群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共同利益是利益共事的客体,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不能作为社会公众的共享对象;市场、政府和社会是利益共享的实施者,其中政府是主要实施者,制度和政策是其主要的实施手段;公正是利益共享的核心价值,公正地享有利益并不等于平均享有,而是建立在合理差异基础上的享有;协商是利益共享的实现方式,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在平等对话和协商的基础上争取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民主是利益共享的制度保障,民主制度使各个社会利益主体获得了平等参与利益博弈的权利和手段,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以上方面的综合作用是实现利益共享的必要条件.     

国际气候合作何以可能——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与天下理论的建构

气候变化正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紧迫问题,但人类寻求国际气候合作的进程却如履薄冰。当下国际气候合作之所以出现困境,源自于民族国家关注视域局限于特定的民族或国家利益,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相冲突;民族国家倾向于采取冲突或战争而不是合作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不能充分保足国际气候合作的成功性。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以人类利益作为价值关怀,秉持“和为贵”的理念,因而成为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天下理论通过对传统“天下”观念进行“创造型转化”,超越现有的民族国家理论,构建出规约国际气候合作的天下理论框架：以民族国家的政治格局为前提、以人类普遍利益作为思考尺度以及寻求“和为贵”的政治思维方式。     

超越国家利己主义：气候变化与生态价值观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各主权国家过多关心国家利益,极少关注相关的道德义务,造成了利益与道德严重失衡的现象。事实证明,主权国家之间缺乏道德基础的利益纷争只会使气候变化问题更加难以解决,必须促进各主权国家形成基本的道德共识,世界气候大会达成的气候变化协议才会得到自觉而有效的实施。就目前的国际社会而言,道德共识的形成需要超越国家利己主义,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政府。生态价值观的培育与普及有利于超越国家利己主义。     

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农业改革

一 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间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在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部门,其变化和发展常处于从动的地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各部门、各产业的运动,均受总资本运动的规律,即追求最大限度利润规律的支配。据此可以说,农业改革是出于总资本在不同时期不同利益的需要,但同时也应看到它又是农业本身为适应新的环境条件以求发展的一种手段。     

中国为什么不是争霸国?实力转变理论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实力转变理论认为,当新兴大国的力量接近霸权国时,它对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不满以及对挑战现存国际制度体系成本收益的考量将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新兴大国和霸权国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本文从这一理论出发,分析了界定争霸国的两个基本标准:实力接近程度和对现存国际制度体系不满意的程度。争霸国需要在综合国力上达到霸权国国力的80%,并且是不满意现状的国家。论文进而分析了中国为什么不是争霸国。中国在实力上与美国的差距仍然比较大,同时又是现存国际制度体系的受益者。论文最后指出中国应该努力维持与霸权国美国的合作关系,将制度目标限定在获取更多的决策权而不是改变制度规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