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利除弊与因势利导:公共空间广场舞治理策略

当前因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社会治理进入复杂性阶段,迫切需要治理方式的转型。广场舞扰民等负面问题,根源于休闲与健身需求的高涨以及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短缺和公共空间规范意识缺乏等复杂原因。在广场舞队伍越来越多和负面问题频发的形势下,广场舞治理面临着空间与活动监管碎片化、权责不清制约部门管理行为、规章制度操作性差难以执行以及技术与成本较高导致难以广泛执法等现实性挑战。面对公共空间的广场舞扰民问题,应兴利除弊、因势利导,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跟进、多元化项目选择等理念引导;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治理主体的协同配合;注重噪音传播源头、过程与影响点等治理过程的介入;采取严宽相济、软硬结合的治理手段,以整体性思路推进有效治理。     

整体性治理视野下中国食品安全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后公共管理时期行政改革的最新实践成果,其针对政府管理的碎片化和服务的裂解性,提出构建协调、整合、信任的治理机制。该理论为解决当下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消解传统治理模式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改革深水区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应对与社会治理创新

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个体极端暴力事件呈高发态势,暴露出的是政府与社会关系长期疏离致使社会进入转型期后一些社会个体境遇问题愈益突出和复杂,而基于传统管制思维的公共危机管理应对乏力。治本之策是立足“以人为本”,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推动创新社会管理向创新社会治理转变,构建善治意义上的治理服务型政府,通过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解决公共安全问题,为民造福。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京津冀大都市区地方政府协作模式研究

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对新公共管理造成的"碎片化"的回应,成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途径。本文基于这一理论,借鉴国际经验,针对京津冀大都市区地方政府协作的现状,尝试构建这一区域的整体性协作模式。     

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广告多元治理研究

公共治理的主体、客体、主要方式和治理目标,决定了公共治理理论在广告监管部门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仅适用于监管思维和监管内容,也适用于监管目标和监管手段。在公共治理理论视阈下,广告公共治理的宗旨是保护公共利益,前提是依法行政,目标是提升监管效率,关键环节是政府主导,可靠保障是不断创新监管治理机制。构建基于公共治理理论的多元广告监管治理体系,应致力打造广告活动主体—内部治理、行业协会—内/外部治理、社会监督—外部治理、政府监管—外部治理和法律法规—治理体系之基础这样五个关系链条。     

从"合作治理"到"层级治理" ——基于公共服务链建设的一项分析

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并存的格局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本意是要打破"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促进社会组织的凝聚、协作及均衡发展.本文以D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营的公共服务链为例,探讨合作治理的意义及困境.研究发现,政府购买服务固然为以购买服务平台为枢纽、以"公共服务链"为载体的合作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有力的保障,也应和了创新社会治理的需要与选择.但由于政府、社会组织之间资源与权力不对称,合作治理的局面极易被打破,致使合作治理走向"层级治理",从而阻碍公共服务链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恢复重建各主体有效对接、优势互补、功能互嵌的公共服务链,实现真正意义的合作治理.     

社会资本视角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初探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公共危机治理,可以将公共危机治理放到社会结构这个更大的"网格"背景中来,旨在将镶嵌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内化为公共危机治理资源,为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提出新的分析框架。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公共危机治理的着眼点。从现实问题出发,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依然存在着民众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社会规范对部分不合法或不道德的行为约束力不强、能起到承载作用的社会组织网络少等难题。基于此,可以尝试从提升政府信用、健全公共危机治理相关法律和拓展民众参与网络这三个方面提升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绩效。     

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探索及启示

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广泛嵌入国家的行政组织体系及治理实践,正驱动政府治理朝着行政决策自动化、公共服务精准化方向转型,同时诱发出权力技术化与技术权力化的双重风险。“算法黑箱”与“算法歧视”的科技异化,导致权力监督与权利保护难题。“算法权力”的异军突起与“技术依赖”的日渐形成,亦挑战政府监管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地位。以算法公开、权利保护以及技术补充为代表的既有规制路径,因存在整体性欠缺、保护强度偏低、治理弹性不足的局限,难以有效化解人工智能嵌入政府治理的风险。未来,我国有必要通过治理理念规训算法逻辑、合理配置算法解释义务,以及保持人类理性与人工智能的协同跟进,促进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背景下政府主导型治理探讨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已经成为转型时期我国着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关键性作用。文章以政府主导型治理为中心,在分析政府自身、政府与市场以及社会问题基础上,试图探寻构建以政府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路径。     

农村治理如何从传统化向现代化演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当前,我国农村治理依旧处于传统化的模式,其表现在于:在管制理念作用下,政府治理处于被动状态,干预、越位、错位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的治理现代化要求,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对"三农"问题的治理提出具体要求,其演变的要点在于:从"政府导向"走向"政府负责"、从"分配调整"走向"减弱控制"、从"碎片化治理"走向"整体性治理"。本文认为,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创新、扩大协同治理的参与主体,协同治理力量向基层下沉、注重城乡整体性治理,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以此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需求与路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它包括信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信用创新政府监管机制、信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维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我国新发展阶段推动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要把握政府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模式、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现实需要,通过打造信用数智底座、提升信用监管效能、强化区域信用协同、完善信用豁免机制等创新举措来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动政务服务升级、打造多元共治格局、强化主体权益保护。     

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论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的治理

城郊失地农民社区既是城市化下的被动“变身”,也是政府主导下的正常“转型”,其生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的特殊性.城郊失地农民社区现行的治理组织体系杂乱、公共参与不足、自治基础薄弱,并由此导致了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参与程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良善治理机制缺失、公民精神不足、自组织水平低下、社会资本匮乏.基于此,城郊失地农民社区治理的完善应从三个方面着手:重构治理机制,理顺组织体系;培育公民精神,促进公共参与;重塑社会资本,夯实自治基础.     

社会资本的社会管理创新价值

社会管理创新重点在于体制创新与机制创新,体制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逻辑起点。社会管理创新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政府对公共权力及其价值的基本认知。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于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形成协同治理的合作状态。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目的是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提高社会整体运行效率,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社会资本以人际关系、组织间关系为基本研究论域。在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信任社会资本、网络社会资本、规范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降低行为风险和社会管理的不确定性。     

政府不合理支出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乱建楼堂馆所的现象严重且屡禁不止,该现象包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本文以公共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为立足点,分析了政府不合理支出的来源及其难以控制的原因,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及治理的对策.     

技术治理的运行条件与治理效果——以苏南地区农村低保政策实践为例

技术治理因契合国家精准治理需求而被广泛应用于基层治理和政策执行之中。技术治理作为整体性工程,在基层社会需要一定的运行条件。村级治理行政化、治理对象规则化和资源分配规范化保证了技术治理的社会适配性,使技术能够较好地嵌入治理体系之中,并发挥实质性作用。技术治理在基层社会中的良性运行产生了直接性和延伸性的治理效果,不仅推动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倒逼基层社会调整自身行动,形成规则意识,以规范的行为方式与国家治理体系互动,进而促进农村社会程式化的再生产。     

机制碎片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全球治理体系结构中存在着广泛的机制碎片化,构成了国际关系领域新的制度现象及结构特征。为此,需要对机制碎片化这一治理新情况给予重视,探讨治理机制碎片化的成因与后果,并就如何进行有效管理提出相应的对策。在当前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环境背景下,面对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的新挑战,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必须对日益显现的机制碎片化及其复杂性状况加强研究、有所应对,发挥中国自身应有的作用,并创造性参与,提升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阿富汗国家治理前景:国家认同视角下的分析

国家认同是指现代民族国家的个体成员所具备的现代公民意识和对国家的忠诚,是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国家认同建构则是表示现代民族国家大力推动国家公共权威建立,使国家的个体成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的措施和过程的现代政治概念。经过近13年的"反恐战争",美国及其联军于2014年年底撤离阿富汗。阿富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期,但一系列不稳定因素仍制约着"后阿富汗战争时代"的阿富汗国家治理活动:中央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建困难重重、安全力量保障国内社会稳定的前景堪忧、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更是遥遥无期。上述一系列因素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成为制约阿富汗实现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家认同的建构对维护阿富汗各民族和谐的民族关系,缓解国内对抗与冲突,营造有序稳定的国内环境,并为阿富汗国家利益的最终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国家认同视角分析"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阿富汗的国家治理活动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判转型期阿富汗的发展趋势。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及对广州的启示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在政府机构改革、信息公开、政府采购监督、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建立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现代政府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主要是通过参与区域协同治理、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实现的。建议广州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核心发展引擎作用,发挥公众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的主体作用,对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畅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渠道,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与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