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的文学观念与散文传统形成之关系

北魏早期汉族士人在参加拓跋氏政权之后,由于与鲜卑人在种族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导致难以避免的猜疑和误会,使得他们的处境极为艰难。汉族士人采取了一切手段来保护自己家族的势力和延续,有意放弃吟咏性情、抒写心志的文学创作,形成了“不勤著述”的家族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拓跋鲜卑政权在选拔汉族官员时,以善天文谶纬者为优先,统治者热衷于学习兵法风角、天文秘纬,对士人的文学才能视而不见。北魏早期汉族士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文学创作上长于笔而疏于文,对北魏散文崇尚简洁注重实用传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历史上,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多数属于狩猎—游牧民族,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与狩猎—游牧文化间的竞争与融合是古代文化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线索。无论汉族文学,还是少数民族文学,都不是孤立发展起来的。促进和参与中国主体民族文学的发展,是各个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狩猎—游牧文化之间的互补与融合,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题材,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精神的升华。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之前的中国文学以雅文学为结构主体,之后转变为俗文学为主体。蒙古族、满族等汉文学创作,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典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意义尤其重大。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的历史意义

北方各民族积极参与了中华古代文明的创造,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大地上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分为三大系统,中国古代民族的空间分布与之相应,亦可分为北方民族系统、中土民族系统和南方民族系统。这三大文化—民族系统分别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学、中土汉民族文学和南方民族文学的源头和土壤。三大文学系统由北而南,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古代文学总体结构。北方民族文化、文学往往为主体民族文学输入新鲜血液,激活其内在运行机制,使其得以充实和重振,呈现出新的风貌。北方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互动,不但使中华古代文学保持了活力,也是北方民族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汉语文学的发展,既体现了其他民族的“汉化”,也体现了汉民族的“胡化”。     

碰撞、交流、融合--论战争媒介与辽金宋的文学交流

辽金文学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学,而是在与两宋文学为代表的汉族主流文学的碰撞、交流之中发展起来的。辽金文学的特殊性不仅是语言的差别,而在于其民族文化融合方式,不妨看做是汉语文学的重要支流。民族之间的战争无疑是严重的灾难,但客观上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之一。     

宋金文学一体论

12至13世纪中期,因民族政权分裂,我国虽形成了南宋、金朝一南一北的对峙局面,但在文化上,南北仍是一体的,文学上也是一体的。而目前的状况是,由于人们对一水分流的南宋文学与金代文学的一体性认识尚不够清晰,故使对二者的研究仍处于分立状态中,因此有必要以整体观重新审视宋金文学,此种研究可以从宋金关系上入手。     

十六国时期北方豪族的政治境遇

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为了政权统治需要,大量征辟汉族士大夫进入中央政府。但是由于胡族政权权力分配结构和汉族士大夫本身的仕进心态不积极等原因,使得这一时期大多数汉族士大夫仕途不畅。此外,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实力的倒挂,直接导致了胡族君主对汉族士大夫普遍存在着猜忌心理,这也是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体现。     

女真民族文化心理的折射——简析女真族作家的元曲作品

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大凡文学发展的高峰期,都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碰撞的时期。这是因为,中华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与诸多兄弟民族文化相互吸收融合而形成的,其中北方民族文化又占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辽金元时期,契丹、女真与蒙古族先后建立了区域性的乃至全国性的统治政权,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必然带来文学上的影响与借鉴。从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文艺接受研究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或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或从内心仰慕先进的文学艺术,积极接受各族尤其是汉族的文艺成果,在儒学、文学、玄佛等艺术审美层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十六国各族在与其他民族艺术审美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中,逐步完成了其文艺接受的历程。     

“旧族”与“晋人”：石赵文学的主体构成及主要特点

在石赵政权中出仕的汉族士人,因其阶级来源主要分为两类人：一种是曾在西晋有一定地位的贵族士人,被称为“旧族”;一种是起自乡里社会的寒素士人,被称为“晋人”。汉族士人是构成石赵政权文学发展的主体。然而寒人作为石赵政权中深受倚靠的对象,出仕待遇高于旧族,在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的作用也较高。寒人在石赵政权中的兴起与旧族的衰落,反映了十六国前期文学发展秩序的一些深刻变化。     

"让我们共同想象吧!"——《人民文学》(1949-1966)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建设论

<人民文学>(1949--1966)以发表民族文学作品、培养民族作家的方式,勾勒出了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的版图,为不同民族间的交往提供了想象的平台.在这期间,<人民文学>所发表的民族文学作品,以新中国的现实为基础,主要叙述因民族间交往而形成的各民族间的"共同体"关系,想象和展望民族间的交往给少数民族生活带来的变化.而当时的文学环境和<人民文学>机关刊物的性质,是促使<人民文学>成为书写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辽代文学论

辽代文学既是当时的北国文学 ,也是中华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辽代文学的崛起 ,为多元一体、北雄南秀的中华文学提供了同北宋文学优势互补、异轨齐驱的重要范本。现存辽代文学作品 ,以诗文为主。辽代初期的诗文传留殊少。中期以后文化趋于繁荣 ,作者逐渐增加 ,艺术技巧日益成熟 ,作品开始大量涌现。而契丹族妇女文学的崛起和发展 ,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辽代的妇女作家以萧观音、萧瑟瑟为代表 ,其文采风流 ,不让须眉。辽代的口头文学 ,主要有神话传说、民间歌谣等。辽代的神话传说大多与契丹民族的历史发展有关 ,是民族发展的曲折反映 ;其国土风俗歌谣纯朴遒劲 ,指陈时弊的讽刺歌谣俚俗生动。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也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     

唐五代敦煌诗僧群体研究

唐五代敦煌诗僧群体文学可分为陷蕃时期的沦陷区文学、张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光复期文学和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的孤岛文学三个阶段。敦煌地区陷蕃以后,由于与中原的交往被阻隔,敦煌文学被迫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初步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张氏归义军时期,由于重新得到中原文学的补养,敦煌文学达到鼎盛;而到了曹氏归义军政权时期,敦煌与中原的联系被阻断,没有中原文化文学的滋养,敦煌文学也慢慢走向衰落。在敦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诗僧起到维系传统、导夫先路和创作主力军的作用。     

民族文学“民族性”的研究范式新议

随着民族文学的崛起,民族文学的"民族性"也逐渐成为重要议题。民族文学民族性倾向于与民族精神相联结,导致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学与文化简单对接,并误导了民族作家的伪民族文化写作。民族文学民族性研究应从文本本身出发,民族性是民族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一种风格或气质。文化与文学的互动生成民族性,需以作品为中心,讨论文化的各层面进入文学的途径和方式,以及在作品中的功能和意义。     

台湾的大河小说和原住民文学

格局庞大的三部曲式的“大河小说” ,只要是通过家族的兴亡表现出国家民族的命运 ,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 ,那么“外省作家”表现大陆历史沧桑的作品也应计算在内。“大河小说”今后要得到蓬勃发展 ,就必须改变只重视写台湾史而忽视写两岸三地历史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偏见。原住民文学大量的是指以汉文为书写工具刻画民族本性、表现其受压迫受欺凌的沉重叫喊的作品。原住民生活已由过去被汉族作家所书写发展到以原住民自己作为“书写的主体”。这种转变解构了汉人中心论及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文学史叙述。     

从汉族国家到中华民族国家——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的发展

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是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中始终不变的理念。但是,孙中山民族建国思想中的"民族"内涵经历了从汉族到中华民族的发展。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前,孙中山立足夺取国家政权的立场,宣传"排满"革命,以在本部十八行省建立汉族国家为目标;1912年后,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孙中山先是主张以汉族为中心,同化国内各少数民族;后又提出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融合,创建一个新的统一民族——"中华民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夏变夷”思想与治理东北边疆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为了更好地解决民族矛盾和边疆问题,往往都从“用夏变夷”思想中汲取各自所需要的内容。贯彻“用夏变夷”思想,则是各政权在处理东北边疆问题时的最佳选择。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贯彻“用夏变夷”思想的原因和目的并不相同。贯彻“用夏变夷”思想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加快了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步伐,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     

中国少数民族文论建构与探讨——2012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会述评

从新世纪开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以更重要更科学的角色定位走上中国文学的舞台。如何建构符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论就成为摆在民族文学研究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文章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新视野与探索、母语文学之论辩、民族叙事与民族性、学科建构与民族文学发展趋势四个方面进行了解读。     

仇池国文学考论

南北朝时期，氐族杨氏在陇右地区曾建立前仇池国、后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和阴平国五个相连的地方政权，立国时间持续386年。仇池国文学的发生与陇右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与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及仇池灵活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仇池国文学家迄今可考者仍有十余人，杨氐政权300余年的文坛并不寂寞。仇池国文学表现出氐人特定的文化精神，其丰富的原创性文学资源，不仅成为中国文学地图组成部分之一，也彰显出中国文学的民族特点。     

汉代民族关系与夷夏之辨

汉代民族关系的特点,是由大一统政权通过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来主导着民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各少数民族则起着一种互动的作用;作为大一统政权的主体民族--汉族已经形成,在民族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一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这样一种民族关系背景之下,普遍重视维护大一统、强调礼义文化而非种族血缘之辨以捍卫华夏文明,便成为汉代夷夏之辨的主要特点.     

在我国历史上有为数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

(一)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而后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民族杂居情况和各种原因造成的多种多样的移民,从而不断出现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大致有三个方面:(1)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掌握了全国政权或部分汉族聚居区政权的时期,其规模尤为巨大。前者如元朝和清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