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知识、理性、经验--法官的素质解读

对于法官职业共同体而言,德性、知识、理性和经验是法官素质结构的重要部分,也是作为正义实现过程的司法对法官的特殊要求.如果说知识和经验是司法职业的基本要求,那么德性和理性则是司法职业的重要保障.法官缺乏知识和经验,无法胜任司法职业,而法官缺乏德性和理性,就易于导致裁判的不公,滋生司法的腐败,破坏公众的司法信仰.因此法官素质结构的完整性是各国法官职业化建构的共同追求.在当代中国,法官德性、知识、理性和经验的培育和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理性与现实之间寻求司法的正义——兼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发展和变化

在我国当下,形式理性的法律面临现实困境,即:司法裁决不能被公众认可,法律的权威和公信力也在下降.法官“以证据为根据”的裁判理念虽然符合法律实践理性的要求,然而也易引致对正义价值追求的放弃和忽视;公众则视“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为司法不言自明的正义要求.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文章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在我国的观念认知进行了梳理,认为该原则在公众与司法者之间存在认知差异,从而导致裁决不能被认可.回应型法的有关理论值得借鉴,它认为应以法律的目的缓和引导制度,使其不拘泥于形式主义和仪式性,以探究法律中蕴涵的公正价值.在司法裁判中,应以公正为价值,兼顾对外部社会现实的关照,建立起以“证据事实”为基础、以“客观事实”为依归的“法律真实”标准.     

司法理性的职业性与社会性——以裁判效果为视角

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对立源于司法之职业理性与生活理性的紧张关系,两者的统一即建立在职业理性与生活理性融合的基础上。司法的过程须符合职业理性的要求,法官要排除案外因素干扰,司法论述的逻辑需遵循正当程序规则。同时,法律的经验性和司法的社会性决定司法理性须渗入生活理性,而生活理性要求司法摆脱法律教条主义的拘束,法官对案件可能涉及的常识有足够见识。为调和司法之职业性与社会性的关系,立法需立足社会生活,融入生活哲理;司法亦需完善陪审员制度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以接纳生活常识,法官的思维更应在逻辑与经验之间寻求平衡。在此基础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才会得以实现内在的统一。     

类型思维及其在法学中的应用——法学方法论的视角

传统的抽象概念式思维倚重逻辑涵摄,排斥价值判断,无法保证法官的正当裁判.作为一种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类型思维以其开放性、整体性等特征,克服了传统法律思维之不足,有助于司法者做出适切评价,因而在法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基于法学作为规范性科学的性质,法律人应当重视并自觉运用类型思维.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标,是法律的规则性、规则的理性与限度之张力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社会主义法治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政策的构成性前提,也是其实践的规定性组成部分.遮蔽于道德理由的规则之治,是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有其限度和局限,这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的践行性前提.相应地,落实“法律效果”就是最大化规则之治的优点与功能,以维系秩序与保障权利;关切“社会效果”则是基于规则适用结果与最优道德判断的不一致性,要求适度返回法律背后的道德理由,平衡法律适用的社会效用.法律效果在法治国家司法中处于优先地位,对社会效果的考量,须设定各种制度与方法约束.唯此才能使司法裁判做到“规范上封闭和认知上开放”,真正实现“两个效果有机统一”.     

法官遴选制度与司法能力建设——以两大法系法官遴选制度为例

司法能力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而法官遴选制度的完善无疑是提升和保证初任法官司法能力的重要环节。两大法系法官遴选制度的经验表明,只有将法学教育、法律职业考试、司法实务能力的培训与考核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才能确保初任法官乃至整个法官职业群体的司法能力。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法官遴选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出目前中国法官遴选制度与法官司法能力建设之间尚缺乏契合性与系统性。     

法律价值的二重性

法律的恒久生命力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最终都趋同于把法律作为精神权威和行为规范的现象足以昭示法律之于人类社会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体现人类对法律的独特的理性价值追求。法律价值具有二重性:一重体现为法律中的人的理性价值追求;一重是法律具有满足主体追求的属性。前者表现为法律的内在价值,后者表现为法律的外在价值。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司法哲学

和谐社会的建构应以法治为根基。法治在司法上表现为认真对待规则,重视文义解释,尊重法律文本的权威。司法克制抑或司法能动体现了法官释法的两种不同的司法哲学,其主要分歧在于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或限度。当下的法官拥有广泛的法律解释权,司法能动处于无序状态,应予以合理规制;法官应当奉行司法克制主义,认真对待和尊重规则,依据法律文本的含义解释法律,从而建构裁判规范,以确保法律意义的安全与稳定。     

社会学解释:一种"自由"的裁判方法

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一种,社会学解释是指将社会学方法运用于法律解释之中,通过对解释的社会效果的预测和衡量来选择最佳答案.根据自由法学的观点,社会中存在一种反映真实社会生活的"活法",司法过程应运用社会学方法,探求适应当下社会关系的解释结果.在司法过程中,社会学解释方法的运用一方面可以增强裁判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接受性,另一方面也增大了法官自由裁判的空间.为限制这种裁判的"自由",对社会学解释方法应限定其适用空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学解释方法对司法裁判的作用是补充性的或隐性的.     

法官的克制与能动——以转型期行政审判为研究范围

转型中国的现实决定了中国行政审判法官在致力于完成克制司法这一现代性课题之时需承担起能动司法的任务。在常规案件中,以克制为基本立场,追求法律形式理性,是法治的应有之义,也是行政国时代尊重专业化行政的必然结果。法官对法律形式理性的坚持,自觉抵制法外因素的影响,有利于防止司法腐败,强化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印象。在疑难案件中,能动司法克服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有效回应转型社会需求,并通过个案审查的形式逐步确立对行政权力的全面控制,从而完善法律之治。然而,能动司法有其难以避免的正当性和能力不足问题,在中国行政强势的背景下,甚至可能沦为行政机关借以实现行政目标的工具,因而需谨慎为之。     

法官赔偿责任保险制度可行性研究

商业保险中补偿当事人经济损失的原理可以用来矫正法官裁决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司法救济不足的问题,即法官司法活动发生个别适用法律错误,构成侵权时,由专门设立的保险机构给予受益人相应的的保险金。现行制度下由法院体制内的审判监督程序仍限定在系统内部,对错案的国家赔偿程序启动困难,故法院外的社会参与式解决纠纷会体现出社会公正性,因为法律纠纷的标准是一个,由谁做出并不重要。法官赔偿责任保险侧重在补偿经济损失,并没有妨碍司法权正当行使,反而缓解了法院的工作压力与不利局面,并且即使给予保险金亦未当然出现法官被免职的后果,法院可以保留其裁判正确的观点。商业保险机构对司法判决的评价绝大多数场合会得出原判决正确适用法律的结论,社会性参与法律适用的程序能够普遍提升法律的权威。     

从诬告案判牍看儒法矛盾及其调和

诬告是一种古老的现象,历代政府都对这种犯罪现象给予严厉打击,相关律规范也在不断完善。在古代的众多案例中,法官对于诬告罪的判词充满了伦理说教的意味,而且其判决结果通常与法律规定有较大的出入。这些特点系司法裁判受到特定文化理念、价值追求之影响的结果。透过古代诬告案判牍,可以看到儒法两家的在司法领域的矛盾及调和。     

形式理性与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裁判

如何保证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形式理性观,法律的理性化与司法的形式化是保证司法结果客观性的两个前提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取决于刑事证据法的理性化水平以及刑事证据司法运作的形式化程度。然而,根据形式理性来确立影响事实裁判客观化程度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否可能,却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法律本身客观上存在的漏洞、法律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滞后性、司法解释的弹性等方面的因素,使细密司法的理想很难实现。因此,对形式理性的理论预期,需要保持相对客观而冷静的态度。     

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

本文从王阳明的心体观念着手,集中阐释王阳明的良知本体论的哲学观。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王阳明处于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时期,面临着道德的理念化和世俗化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了以良知本体为内含的心体观念,实现了儒学道德主体的本体转向从理学先验理性的天理本体向经验存在的良知本体的转向。这一转向,不仅使个体存在真正成为道德理性的现实载体,而且使个体存在在最基本(最本原)的意义上成为道德实践(事实)。但是,存在的道德化也就是道德的存在化。就此,阳明心学转向包含着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它不仅把儒家道德优先原则推到极至,而且在这个无限性扩充中,道德精神在向存在还原的方向实现了价值超越道德由于存在的无限性扩充,实现为超道德的存在。     

法律解释视域下的律师沟通之维

司法过程中法官分别对法律规范及事实作出解释,并在两者的循环往复中形成最终的法律解释。此过程并非法官的单向、孤立行为,律师也会参与其中。律师以利益导向性作出自己的法律解释,并以沟通的形式寻求法官的理解与认同。因为法官角色的多面性,以及法律解释所考量因素的多元性,律师与法官的沟通并非简单的直线型,而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过程。通过这种多维度的沟通,律师与法官取得法律解释所隐含的社会语境中的共同价值、理念,以及社会责任的合意与认同,协助法官完成其对事实及法律规范的解释,并通过抗辩式博弈进行法律论证,从而使法官的法律解释更具正当性与可接受性。律师与法官的沟通是否顺畅,亦是决定司法是否公正的重要因素之一。     

论裁判解释

裁判解释是法律解释的一种,它主要指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对法律条文所作的解释,裁判解释是法官裁决案件必须之手段。文章从裁判解释的内容及构成要素、出发点和立足点、目标和原则及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指出裁判解释应当在遵照立法本意的基础上进行。     

理念论哲学:自然法是法律正义

对理性的功能性解释兆始于苏格拉底 ,认为理性有对真理的终极诉求 ,法的追求就在于实现法的自然或观念正义。它是古希腊哲学人文主义兴起的契机 ,是西方理性主义长盛不衰的源流。柏拉图则将理性超功能化理解 ,认为理性是一种先验的定在 ,一方面肯定了理性对人的绝对意义和法律有对本身价值的追求 ,有了自然法与实在法的明显划分 ;另一方面 ,对人类行为作出了逻辑目的推论 ,走向了法的形而上学     

自然法哲学精神的分析

自然法是西方法哲学范畴中的重要部分 ,其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渐次从自然主义发展到理性主义。它的存在是基于人们对于理想的法律的追求因而具有颠覆性的特征 ;是以“理性”为内核的 ,但这种理性的基础是法学家的理性 ;自然法坚持道德与法律的不可分割 ,宣扬“公平”、“正义”等价值 ,关注人的权利和自由 ,其发展呈现从个体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倾向。     

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素

只有法官具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和威信,才能对引起当事人利益冲突的事实或法律争议问题作出具有权威性的司法判断;只有司法裁判具有足够的说服力,才能使司法获得公众信任;只有社会公众认同司法的确定力,才能产生对司法过程及其结果的信任和尊重。因此,司法公信力是司法自治力、司法说服力和司法确定力的有机统一。     

再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司法审判中为了寻求正当的个案裁判,首先要准确认定裁判事实。如何及时、准确的认定裁判事实,是司法审判的重点、难点和热点。诉讼证明是运用现有的证据试图重构过去事实的发生经过,是对案件事实的真实性的盖然(可能性)判断。通过分析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诉讼证明标准,以我国合同法为例进行论证,得出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分三个级别:以“高度盖然性”为原则性证明标准,实体法律又特别规定了“显而易见”标准和“相对占优的盖然性”标准。并且,在例外情况下,对证明困难将危及实体法的原则和目的时,法官可以通过法律解释降低原则性证明标准,适用“相对占优的盖然性”标准。